Dennis Kwok

2017-09-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香港歷史上首宗因宣誓問題、由政府提出司法覆核而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案件，隨着兩位當事人——梁頌恆和游蕙禎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失敗，司法程序完全結束。林鄭月娥政府必須立即籌備補選，讓補選於最短時間內舉行。 儘管《立法會條例》（香港法例第542章）第36條只規定立法會議席空缺的補選不得於立法會現屆任期結束前的4個月內舉行，但沒有規定議席出缺後補選須於多少期限內舉行。這個時間上的規定固然是要避免補選產生的議員的任期過短，亦同時反映補選工作可於極短時間內完成。假設立法會有議席於現屆任期結束前6個月出缺，按照這條例須舉行補選，理論上補選必須於兩個月內舉行。 政府理由 前所未聞 回歸後，立法會曾經發生過7次補選，當中有因為法庭案件（包括民事和刑事）、議員逝世、遭彈劾或辭職而令議席出缺，亦涉及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的議席（見【表】）。其中最快舉行的一次，離議席出缺只有50多天；離議席出缺最長時間的一次，則約5個月；最大規模的則是2010年5月16日因「五區公投」而發動的全港性補選，該次補選離議席出缺不過是4個多月。 由此可見，不論任何原因，即使牽涉法庭案件，只要司法程序完結，特區政府絕對有能力於數月內舉行補選。然而，它至今尚未能確定因梁、游兩人被取消議員資格而出缺的新界東和九龍西議席，以及已表明不會就其司法覆核案件上訴的羅冠聰和姚松炎原屬的港島區和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的議席舉行補選的日期；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指補選需約6個月時間籌備，則明顯比以往的例子長，尤其是次補選只牽涉兩個議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揚言不會在立法會補選的事情上搞小動作，卻又以一個前所未聞的理由說培訓選舉工作人員需時6個月，並指這是由馮驊法官當主席，聲稱獨立的選舉管理委員會向政府提供的建議。但事實是，過往無論正式選舉還是補選，都從未聽過要用6個月培訓選舉工作人員。特區政府和選管會要是借故耽延，就是濫用行政權力，破壞一直以來行之有效和公平公正的補選制度。 林鄭月娥政府是否真的願意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她本人究竟是不是梁振英2.0？今次補選將會是讓公眾作出判斷的測試。  

2017-08-10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立法會經常會處理一些公眾沒有留意、但與市民有直接關係的事務。正在審議的《2017年僱傭（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即是一例。 這條草案旨在提高濫收求職者佣金的最高刑罰，從現時的5萬提高至35萬元和監禁3年，並擴大有關罪行的適用範圍。濫收求職者佣金雖屬勞工問題，卻也與人口販運有關；人口販運問題既複雜且廣泛，單一法例不足以解決，政府必須參考外國經驗，全面立法。 以薪金償還中介費 根據國際定義，要求求職者支付龐大費用作為工作條件之一，可以構成「債役」（debt bondage），是人口販運中的一種嚴重剝削。外地傭工如家傭、建造業工人和護理員等，均可成為債役受害人；受害人因繳付龐大中介費而欠債，須以工資償還，故即使工作期間遭到暴力對待或薪金剝削，他們亦惟有啞忍；加上中介公司或僱主可能已沒收其護照，令他們陷入無法逃離的困局。 根據調查發現，來港工作的外籍傭工不時遭索取超出法律上限的中介費，金額可達法定上限的26倍； 不少外傭要把頭幾個月的薪金拿來支付中介費，形同「白做」，這還不算是剝削嗎？ 儘管現時有法可依，卻因罰則不夠嚴厲而欠缺阻嚇力。草案今次提出的修訂針對債役，無疑有助打擊人口販運；然而，債役只是其中一種剝削形式，其他更嚴重的人口販運問題則未能處理。正如這裏曾經提及的，去年底高等法院審理的第一宗有關人口販運及強迫勞動的司法覆核案（「ZN訴律政司司長及其他」﹝HCAL 15/2015﹞），法官批評特區政府在打擊人口販運及強迫勞動的法例完全落後，必須盡快立法把有關行為刑事化，但政府辯稱， 現時規管拖欠薪金等法律已足夠。寧願上訴都不肯正視問題。 政府部門互卸責任 回顧案情，巴基斯坦籍的ZN來港後，僱主向他施加語言和肉體虐待、被迫長時間工作、拒絕支付薪金，更沒收他的護照令他不得離開， 可說是最典型的人口販運受害人；及後ZN的僱主騙他離港，他知悉騙局後便偷渡回港討回公道，首先主動向入境處自首並作出投訴，入境處卻着他去報警，警方卻打發他回去入境處報案，正正反映香港人口販運法律不整全，執法人員無法辨認他是人口販運受害者，於是互相推卸責任。 人口販運是跨國界的問題，包含多種犯罪形式，如性販賣、強迫勞動、摘取器官等均屬人口販運罪行， 籠統可稱為「現代勞役」。隨着時代和科技發展，人口販運形式亦不斷改變，靠規管個別行為來打擊這種錯綜複雜的罪行，不可能對症下藥。 既然政府對法官的批評也置若罔聞，筆者惟有聯同關注香港人口販運問題的法律界同業和民間組織一同草擬《現代勞役法》，並邀請公眾聯署，要求政府按照國際定義，把人口販運刑事化。如讀者想知道更多，可到以下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antihumantraffickinghk/  

2017-07-25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執筆之時，坊間盛傳行政會議將於此文見報之日審議高鐵「一地兩檢」方案，並於即日公布。儘管未知確實方案，但憑過去多天的「吹風」，已經可以猜到政府推出的可能方案。 「一地兩檢」雖然茲事體大，但涉及的法律問題其實非常顯淺，只須簡單問答，即可以辨清箇中的法理是非。 問：香港可以執行內地法律嗎？ 答：不可以。因為《基本法》第18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僅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此外，根據《基本法》第154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實施入境、逗留和離境的管制，故此出入境事務全屬香港自治範圍的事務，不屬國防和外交，內地法律不可藉《基本法》第18條引入香港執行。 問：如高鐵站及高鐵列車變成內地司法管轄區，有何後果？ 答：香港市民受《基本法》及所有香港本地法律賦予的一切保護及/或權利，均會在高鐵站及高鐵列車內消失。香港市民如在高鐵站或高鐵列車內被內地執法人員指控犯法及/或採取法律行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員、香港各級法院及香港的律師一概無權介入及/或提供任何協助。 問：香港特區政府可以以租賃形式，把高鐵站及/或高鐵列車租予內地政府，然後讓內地政府在高鐵站及/或高鐵列車執行內地法律嗎？ 答：不可以。因按最基本法律原則，任何契約、合約及/或協議的條款均不得牴觸當地的法律，牴觸當地法律的條款會自動失效。 因此，任何租賃契約、合約及/或協議內，如有條款容許內地官員執行內地法律，則會牴觸《基本法》第18條，該等條款將自動失效，內地官員無權在高鐵站及/或高鐵列車內執行內地法律。 問：有意見認為外國亦有「一地兩檢」的例子，香港的高鐵可參照那些例子實施「一地兩檢」嗎？ 答：不可以。因為一方面香港有《基本法》第18條規定不實施中國的法律，這是其他國家沒有的；二來外國的「一地兩檢」只容許兩國官員執行與出入境有關的法律，國民的基本權利不會因「一地兩檢」而有任何改變。但香港的「一地兩檢」容許中國官員執行所有的中國刑事法律，必然會嚴重損害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 以上4組問答，是關於「一地兩檢」的4個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法律問題。即使沒有受過法律訓練的人，應該都能容易明白。特區政府之所以說「一地兩檢」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無非是要把法律清清楚楚地禁止的事，鑽一番空子，然後說成法律容許去做。 法治是香港與內地的最大不同，是香港比內地的最大優勢，更是香港市民的安全和權利的最重要保障。任何經濟效益和交通方便，亦不足以拿來交換我們的法治。

信報財經新聞 2017-7-17 A17|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落筆之時，乍聞劉曉波先生死訊。面對一位因追求民主而被政權打壓至死的英雄，除了悲憤之外，也追思他的言傳身教，接續他的未竟志業。 劉曉波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兩次言傳，是2008年他草擬的《零八憲章》，以及2009年12月受審時向中國法院遞交的陳述文章〈我沒有敵人〉。 六大訴求適用今天香港 《零八憲章》有六大訴求，包括： 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人權：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標和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以人為本」的內在要求。中國的歷次政治災難都與執政當局對人權的無視密切相關。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個個體的人，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別、經濟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須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落實公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權制衡與利益平衡，就是多種利益成分、不同社會集團、多元文化與信仰追求的群體，在平等參與、公平競爭、共同議政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1）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於人民；（2）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3）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產生；（4）尊重多數人的決定，同時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一句話，民主使政府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 憲政：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確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並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並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 以上這些不正是今天的香港應得未得和逐漸崩潰、我們必須奮發追尋和竭力維護的核心價值嗎？ 至於劉曉波先生的陳述書〈我沒有敵人〉，最深刻的啟發是：爭取民主的人，是沒有敵人的。因為爭取民主，不是爭權奪利。我們爭取民主，不只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令那些打壓我們、辱罵我們、譏諷我們、反對我們的人消失，而是要這些人都得享民主。 政權愈無理 愈要講道理 劉曉波先生的身教，見諸他一生用最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去實踐自己的志業。從1989年參與民運，在天安門廣場呼籲非暴力抗爭，到六四前夕與政府軍隊談判，爭取時間並說服數以千計學生撤離，減少清場時的傷亡，被譽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即使被政府誣告、入獄、軟禁多年，仍不懈發聲……這些身體力行，都教我們曉得，當政權愈無理，我們愈要講道理；當政權愈兇悍，我們愈要溫厚；當政權愈打壓，我們愈要堅持；當一切看似徒勞無功，我們更要常存盼望。 劉曉波先生的貢獻令中國人民感到驕傲，但他的遭遇使中國政府盡顯無恥。 巨星隕落，迫害未止，唯願劉曉波先生妻子劉霞及其他親友重獲自由，以慰劉曉波先生自由之英靈。

信報財經新聞 2017-7-6 A19|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國家主席習近平於香港回歸中國20周年時訪港，發表多次講話。筆者應邀參加歡迎晚宴，當時習近平主席發表一篇姑且可以題為「三個相信」的演說，值得再三思考。 他在演說中提出「三個相信」：第一是相信自己，第二是相信香港，第三是相信國家。這三個相信，習近平列舉的原因，大抵是中國和香港在經濟發展上的優勢和成就。 以「兩個相信」回應 無疑，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國力的進步，是舉世矚目的；香港的強項和成績，不論回歸前後，亦是世所公認的。可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信任，很多時不是建基於經濟環境的好壞，更絕對不是國家與人民互信的唯一原因。 「相信」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向的。既然習近平說香港市民要有「三個相信」，那麼香港市民也可以期望中央政府有「兩個相信」：一是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是理性的；二是相信香港市民是願意支持「一國兩制」的。 香港大部分市民是理性的，因為沒有市民會否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更曉得要維持香港的繁榮和安定，港獨不是一個可取的方法。 冀一國兩制運作良好 與此同時，香港市民都很清楚，中國與香港在文化、意識和制度等各方面有根本和明顯的差別，因此即使在土地和主權回歸中國之後，仍然強烈希望香港能保持固有的獨特之處。當時中國政府的領導人鄧小平亦深明維持香港既有的文化、意識和制度，方能維持這個地方的繁榮、穩定和進步，以及爭取到當時的宗主國英國與國際社會的支持收回香港，所以首先提出「一國兩制」，然後才與英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並把聲明呈交聯合國秘書處登記。 香港市民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願意回歸中國，更希望「一國兩制」運作良好，長遠實施。如習近平所言內地官員了解這段歷史，便應當相信香港市民是願意支持「一國兩制」的。 外交部否認承諾？ 然而，是否相信，很視乎作出承諾者是否「守信」。儘管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30多年前的事，日子久遠卻不等於時效已過，因為這份聲明不單是中英兩國之間的事，也是《基本法》有載列的文件。《基本法》第159條第4款訂明「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 所謂中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按《基本法》序言的第二段所載，是「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簡單來說，《基本法》沒有修改，《中英聯合聲明》亦會因而繼續有法律效力。 可是，就在習近平發表「三個相信」演說的同一天，遠在北京的中國外交部卻在例行記者會上聲言《中英聯合聲明》作為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不曉得這個是否企圖以外交詞令否認白紙黑字的承諾？ 要別人相信，最基本的要求是履行曾作出的承諾；人與人之間如是，國家對人民更應如是。給予港人真正的高度自治和民主政制，既是中央政府相信香港市民的表現，更肯定是說服香港市民相信中央政府的最好方法，也是向全世界顯示中國願意遵守國際條約的證明。  

信報財經新聞 2017-6-27 A21|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臨近7月1日，適逢今年是香港回歸中國二十周年，傳媒都在做回顧特輯，當中總會在某些大事件裏看到香港法律界的身影，令人有既欣慰又擔憂的複雜心情。 正如回歸後幾位中央政府領導人說，「一國兩制」是新事物，對香港法律界來說，最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必然是「人大釋法」。 香港屬普通法法系，中國則屬大陸法法系。在普通法法系中，法律的解釋權只在法庭，而大陸法法系，除法庭之外，其他法定機關也有解釋權，甚至是最終解釋權；在中國，法律的最終解釋權在人大常委會。 香港回歸中國，兩個法系既要清楚區分，亦要部分磨合，因此《基本法》第158條一方面訂明香港法院就香港自治範圍內的案件，有權解釋《基本法》和所有本地法律；另一方面，除賦予人大常委有釋法權外，更重要的是設下了一些規限，包括案件必須屬於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央與香港的關係，而香港法院認為有需要，並於作出終審裁決前，可提請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法。 這個安排本來無可厚非，而且只要嚴格恪守，必然既能夠讓香港的法治更上層樓，亦足以給全世界證明「一國兩制」堪稱典範。可惜回歸不到兩年，第一次釋法便出現了，至今共有5次釋法。除了第4次可算是依足第158條的程序之外，其餘4次都是中央政府在極度爭議的情況下，單方面或隨己意地行使釋法權，也遑論釋法的內容是否合理了。 所謂「疾風知勁草」，尚可慶幸的是，儘管受到多次人大釋法的衝擊，香港的法治精神和法律制度仍然屹立不倒。這全賴法律界同業──包括法官、律師和法律學者持之以恒地以專業精神謹守崗位，以及香港市民的支持。 一個名叫「世界公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的獨立組織過去多年就全球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法治水平作出分析和評估，香港一直以來都高踞前20位（2016年香港16位）。此外，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於2016年發表的《2016至2017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的司法獨立程度在全球約140個地區中排第八。 維持法律質素在一個高水平，並不斷追求進步，亦是優良法治的必要元素。過去20年，香港在這方面的表現可說備受世界注目。回歸後，香港法院作出的不少裁決，就成了其他普通法地區必然參考，更是大學法律學系教科書中引用的案例。最著名的要數「鄭經翰及另一人對謝偉俊」（﹝2000﹞3 HKCFAR 339），這本來是一宗誹謗案件，但終審法院法官在判詞中，就「公正評論」（Fair Comment）下了定義，不但為言論自由提供多一個有力的保障，也成為其他普通法地區法院在處理有關言論的罪行時必須參考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有份審理上述案件的5位終審法院法官中，有3位是外籍法官，包括時為常任法官的包致金以及另外兩位非常任法官羅弼時爵士和李啟新勳爵。香港法院之所以能聘請海外優秀的法官為我們的司法制度作出貢獻，其實全賴《基本法》第82及92條訂明，香港法院可從其他普通法地區邀請和聘用法官審案。任何人如果說香港不應有外籍法官，那不是愚昧就是無知，或愚昧無知。 這樣足以證明，只要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必定能夠維持和促進香港優良的法治。這一點，筆者相信香港絕大部分法律界同業都同意，更希望中央政府都能明白和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