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眼 – 功能組別能吸納專業意見?

郭榮鏗   專業眼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都規定,公民應依據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享有同等份量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很明顯,功能組別並不符合此規定,可是,至今仍有人為功能組別的存在尋找藉口。上周本欄揭穿功能組別選舉所謂「均衡參與」的謊言,本文則嘗試探討「吸納專業意見」的謬誤。

多數專業人士無權發聲

謬誤一:從業員被公司票制度剝奪了選舉權和被選權,如何彰顯專業貢獻?先看看以下數字:在二○○九年九月,保險業有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名從業員,但界別的認可選民僅是一百四十一間公司委派的代表;同年,金融服務業有十一萬八千三百三十七名從業員,但界別的認可選民僅是五百七十八間公司委派的代表。金融服務業是香港的經濟支柱,上述兩個功能組別的從業員,都是香港社會的精英,但荒謬的是,他們都被這個功能組別摒諸門外,由機構指派的代表透過公司票壟斷了選舉和被選權。如果業界議員毌須向大部分從業員問責,那麼大部分從業員的專業意見,又如何透過業界議員表達?最優秀的專業人士又如何透過選舉進入議會?

謬誤二:少見專業貢獻,只有長年累月的考績考勤不合格。事實上,立法會討論的政策,無不涉及眾多持份者的利益,例如西九龍文化中心的計劃,就涉及文化、表演藝術、環境保育、交通、城市規劃及地區利益,並不是參考一兩個功能組別議員的意見就可以拍板。

在這計劃中,我們看不到體育文化及出版界別的議員霍震霆有什麼真知灼見,反而地區直選的議員和民間團體就更勤力更專業。漁農界代表黃容根有為新界農地被荒廢與非法侵佔發過聲嗎?有為捕魚業的可持續發展與水質問題發過聲嗎?他每年只提一個議案,空洞地呼籲政府關注業界利益,其他時間只是跟功能組別議員的大隊去投票,對香港整體利益有什麼「專業貢獻」?

培養最不專業議員

我們看看直選和功能組別議員的出席率:二○○八╱○九立法年度,出席率最低的十位議員,有九位來自功能組別。看看議員提出質詢次數:同年度,直選議員平均十二點五次,功能組別議員平均八點三次,自動當選的十四名功能組別議員則只有六點七次。再看看提出動議和提出修正動議的比率:同年度,直選議員平均五點三次,功能組別議員平均只有二點六次,自動當選的十四名功能組別議員,平均只有二次。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大多數功能組別議員連最基本的職務都沒有做好,遑論對專業有貢獻。另外,有十四個功能組別的議員是自動當選的,缺乏選舉,根本不符合政治優生學,何來優秀的議員?

謬誤三:少數議員的利益蠶食香港利益。現時,立法會的一般議案(政府提出的)是由六十位議員簡單多數表決通過,即「合併點票」;但是,由議員提出的議案及動議,卻必須分別於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兩組都過半數通過,即所謂「分組點票」。換言之,只要有其中一組的一半議員(即整體的四分之一)反對,議案及動議就無法通過。功能組別議員的「專業貢獻」,在這裏變得完全無意義。在立法會二○○四至二○○九年度,功能組別議員集體否決了最少二十三項有利社會民生的議案,包括其中:‧最低工資、最高工時:二○○四年的動議,十四名功能組別議員投反對或棄權票;同一動議,二○○六年再遭十三名功能組別議員反對或棄權;‧全民退休保障:二○○六年的動議,由李卓人提出,十名功能組別議員投反對或棄權票;‧公平競爭法:二○○四年的動議,由李華明提出,十一名功能組別議員投反對或棄權票;‧成立基金應付人口老化及扶貧需要:二○○八年的動議,由譚香文提出,十二名功能組別議員投反對或棄權票。

因功能組別議員集體否決該等議案,縱使地區直選區的議員大多贊成,議案在「分組點票」機制下仍遭否決。極少數人的利益,長期蠶食香港的發展與前途。功能組別的基因本來就是不公義,專業界的參與談不上什麼貢獻反而蒙受污名。

二○一二年的政制改革必須以取消功能組別為方向,而非擴大功能組別。在下一篇文章,我們將看看功能組別如何違反《基本法》。

之二

專業眼 – 解構功能組別何來「均衡參與」?

郭榮鏗   專業眼

一九八五年,當時的政務司鍾逸傑爵士明確指出,在立法會內設立功能組別應該是一項過渡安排,讓一個沒有直選制度的議會,過渡至完全由直接選舉產生。功能組別設立時的目的,是要安撫商界及專業利益,為他們提供額外的投票權,保障他們在立法會中的聲音。

香港人在過去三十年中,一直在等待真正的普選到臨,讓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投票權和被選舉權,但為什麼功能組別這種「過渡」措施持續運行至今?為什麼我們仍然在討論功能組別應否繼續存在?

有人說功能組別的存在,是要提供「均衡」的參與機會,讓各界別的聲音在立法會得到反映。但什麼是「均衡參與」,他們卻無法提出論證,因為觸及普及和平等的概念時,所謂「均衡參與」的謬誤便無所遁形。

公司票剝奪選舉權

謬誤一: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都規定,公民應具有「在真正的定期的選舉中,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應依據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並應以不記名投票方式,保證自由表達的意願」的權利。功能組別選舉制度顯然不合乎原則,因為無論是投票權和被選舉權,都不是以普及和平等的形式進行。

功能組別制度的選民基礎非常狹窄,在香港地方選區的登記選民有三百三十七萬,但功能組別的登記選民僅二十二萬六千,卻能獨享選出一半立法會議員的權利。功能組別制度的不公平,更在於每一個選民的投票權並不平等,功能組別的選民是有額外一票或更多票的特權,每張選票所佔的比重亦比地方選區的大。

謬誤二:某些功能組別的從業員完全被剝奪登記為該組別選民的權利,因為他們所屬的組別,只允許公司選民。在那些行業工作的人士和該功能組別的選民數目,有巨大的差距,請看看以下事實:為什麼從事房地產行業的人員(例如地產經紀)沒有資格在地產及建造界投票?

二○○九年九月,保險業有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名從業員,但保險界功能界別的認可選民僅僅是一百四十一間保險公司的代表(只佔百分之一)。

二○○九年九月,金融服務業有十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名從業員,但金融服務業功能界別的認可選民僅僅是五百七十八間金融服務公司的代表(只佔百分之零點四九)。

席位分布由誰主宰?

謬誤三:功能界別在立法會的席位分布亦有問題,例如教育界有超過八萬一千名選民、生服務界有超過三萬六千名選民、會計界有超過二萬二千名選民,在議會各得一席;但法律界只有約六千名選民、漁農界更只有一百六十名選民,在議會亦各得一席,試問這是什麼「均衡參與」?

謬誤四:有些功能組別的分組方法,根本是漠視業內較小的界別,又或者沒有法則可循。為什麼中醫被排除在醫療界功能組別外?為什麼要把體育、文化、出版界別集中成為一個功能組別?事實是,從來都沒有文化界及出版界的代表能透過此功能組別晉身立法會,自回歸以來,該席位一直是由代表體育界的霍震霆擔任。

富商擁較多選舉權

謬誤五:一個擁有多間公司的老闆,可以同時在多個功能組別內,直接或間接持有多張選票或相等於選票的影響力。此外,他也能隨意選擇在任何一個有選票的功能組別出選。試問普通市民有這個權利嗎?

功能組別的基因本來就有歧視性、排他性,讓少數特權人士享有多重的投票權,富商透過擁有多間公司,控制的票數可以更多;而且,功能組別選票份量不一,違背國際普及而平等選舉的原則,根本談不上「均衡參與」。

要均衡參與,應該取締功能組別,代之以簡單的一人一票形式普選; 而二○一二年的政制改革,就必須以取消功能組別作為大前提,而非再去擴大功能組別。

在下一篇文章,我們將揭穿「功能組別能吸納專業意見」的謬誤。

自由談 – 從豐田看管治

郭榮鏗   自由談

豐田雖然是個別事件,但同時亦暴露了日本企業管治的深層問題。

日本的大機構素來論資排輩,等級制度僵化。越級通報,等於挑戰講求共識的傳統精神。企業流動性甚低,聘請外人會被視為破壞內部和諧。高層跳槽,也會被視為叛徒。

豐田一直由家族經營,老闆神聖不可侵犯。下屬因怕老闆丟臉,往往不敢將壞消息上達。決策者,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和諧大於一切的指導思想,封殺了其他可能性,亦大大限制了果斷決策的能力。

《經濟學人》的研究指出,日本的企業多年來一直以豐田為師,認定就算不委任獨立董事,企業仍能表現卓越。這觀點,再也站不住腳。

誠然,西方的管治模式,並非靈丹妙藥。但無可否認,不會昧於企業文化的新思維,才是危機中的真正出路。

豐田除了給我們上了企業管治的一課,亦提醒我們反思政制。有人投訴香港太多反對聲音,窒礙社會進步。反之北望神州,在黨的集體領導下,社會不正以光速發展?

然而,當我們全力追求「和諧」,義無反顧把反對聲音消弭於無形,豐田事件卻像一記當頭棒喝。這個效率與盈利的象徵,曾經一度是企業的管治典範,到頭來,卻敗給了自己的保守和封閉。

付上如此沉重的代價,何苦?專制統治,正如僵化的管理制度,最終莫不引火自焚?固執而拒變的政府,又是否已處於暴風雨前夕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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