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隨筆 – 義務律師

郭榮鏗   法政隨筆
 
 

法律系學生經常會接觸到一些拉丁詞語。對於「pro bono publico」, 我們都不會陌生。

「Pro bono publico」是指為公眾服務,在法律的層面可理解為:為了公眾利益,免費替當事人打官司。

法律援助,是政府對人民所提供的基本保障之一。正如當低下階層遇上疾病、年老等問題,政府也有責任提供協助。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國家,都會援助無力負擔的人民聘請律師。因為只有如此,基層才不會被排拒於制度之外。

法援制度當然也帶來了經濟負擔。以英國為例,法援條例自1949 年實施,一直為基層人民提供了不少幫助。諷刺的是,這項曾幾何時是戰後工黨政府最引以自豪的功績,到了後期,新工黨政府卻不得不透過削減援助金額,才能令它可持續地運作。每年英國政府用於法援的開支,達二十億英鎊之多,人均援助額是全球之冠,惠及近三成成年國民。

而在香港,雖然咱們也有法援制度,社會上仍然有很多人,因為不符申請條件,被排拒於法律制度之外。可見法援並不是、亦不應是幫助市民面對法律困難的唯一方法。在這些情況下,義務律師便擔當起重要角色。

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將於九月提早退休。臨別在即的他不諱言,雖然法律界在過去多年,已積極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義務訴訟,但我們能夠做的,斷不止於此。

他認為當局應擴大免費的法律諮詢和當值律師計劃,並成立新的協調機構去統籌這些服務。他亦積極呼籲更多律師挺身而出,提供免費訴訟,惠及更多基層市民。

香港的公民社會於過去十年經歷了很多根本性的轉變,我們看到愈來愈多專業人士參與社會事務。我相信,我們不需要完全依賴政府去填補法援的漏洞。透過義務工作,專業人士也可以為政府所不能。

法政隨筆 – 法治的意義

郭榮鏗   法政隨筆
 
 

已退休的英國前首席大法官賓咸勳爵(Lord Bingham),近日出版了新作《法治》。他在序言中解釋了為何以此為題著書:許多經常把法治掛在嘴邊、甚至將之當護身符的人,其實並不明白法治的真正含意。

法治的定義可追溯至亞里士多德的解釋。

法治, 「應當優於一人之治,即使法律的守護者亦要遵守法律」。而近代的法治觀,最常引用牛津大學英國法教授戴雪(AV Dicey)於1885 年所撰的《憲法精義》(An Introduction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首先,人民不能無故受罰,或被法律處分,以致身體或財產受累,除非此人已被普通法院經普通法律程序確定罪成。」

戴雪之言,十分清晰。任何人——包括你和我——絕不可以因觸犯一些由官員癡想出來的惡法而受罰。案件必須經過既定的法律程序,由公正的法官於普通法庭審理,而非在政府欽點、缺乏獨立性的法庭中黑箱作業。

戴雪續說: 「法治的性質在於每一人,不論貴賤富貧,須受命於所有普通法律,並安居於普通法院的管轄之下。」

簡言之,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正如湯瑪士.富勒博士(Dr. Thomas Fuller)於1733年所言: 「即使你已到達巔峰,法律仍在你之上」。

所以,假如大主教虐待倫敦動物園的企鵝,他不會因其尊貴身份而免被起訴;若你幹了賣官爵的勾當,即使身為總理亦要受法律制裁。

或者,法治的定義,沒咱們想像中複雜。

法治,是為了彰顯公義,姑且對比沒有法治的狀況,是怎樣的一番光景。

不尊重法治的政權,大都存在某種特性:夜半敲門、突然失蹤、打壓異見人士、肆無忌憚的檢控、「秘密」審訊處理、酷刑逼供、勞改營、集中營……種種惡行,罄竹難書,見微知著。

法政隨筆 – 供水協議

郭榮鏗   法政隨筆
 
 

香港與廣東省之間有一紙供水協議,廣東省每年以30 億港元的售價,定量向香港供水約10 億立方米。根據協議,即使在旱年,東江向香港的供水也會得到保證。

作為律師,專業慣性令我們必須考慮,若任何一方違約,受損的一方會否得到賠償。有保障,就好。然而,這項供水協議,卻不能用如斯抽離的姿態去理解。

要令香港有持續而穩定的供水,我們不能單單依賴外來的協議,必須努力研發自給自足的方法。因為,其實全國上下,包括廣州,也面對供水的挑戰。

廣東人口稠密,早被聯合國環境計劃列為「供水緊張」的地區。去年尤其大旱, 34 個縣市受災。廣東以外,中國其他地區亦面臨嚴峻挑戰。缺水、地下水水平下跌、鹽水入侵、水質污染、工農業用水需求增長等等。展望未來,全球氣候變化加劇,大旱年可能愈來愈多。香港的住宅用水量驚人,每日人均約220 公升,遠高於全球平均每日人均的170 公升。若遇旱災,香港必然首當其衝。

是以我們必須針對整個東江流域的水資源運用,提出可持續發展方案:如何規劃和管理、誰來投資和執行,都是各級省、市政府間不能迴避的議題。

放眼世界各國,可供參考的例子不少。以泰晤士河為例,由上游抽出河水使用後,經處理再排入河中,下游城市便可再次使用,以解供水不足之患。反觀香港、深圳和東莞市,因為沒有這個潔淨及排水的安排,紛紛鋪設專用管道到上游取水,造成今天的水荒。

全國水源短缺,無人能獨善其身。特區政府是時候認真地處理珍貴的水資源,並制訂一個涉及土地運用、污染控制,以及長遠與內地合作的綜合水資源策略。

法政隨筆 – 功能組別的謬誤

郭榮鏗   法政隨筆
 
 

《公民權利國際公約》規定,公民應依據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享有同等份量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很明顯,功能組別並不符合此規定,可是,至今仍有人為功能組別的存在尋找藉口。

謬誤一:從業員被公司票制度剝奪了選舉權和被選權,如何彰顯專業貢獻?先看看以下數字:在2009 年9 月,保險業有12,940 名從業員,界別的認可選民僅是141 間公司委派的代表;同年,金融服務業有118,337 名從業員,界別的認可選民僅是578 間公司委派的代表。金融服務業是香港的經濟支柱,但上述兩個功能組別的從業員都被這個功能組別摒諸門外,由機構指派的代表透過公司票壟斷了選舉和被選權。如果業界議員毋須向大部分從業員問責,那麼從業員的專業意見,又如何透過業界議員表達?

謬誤二:少見專業貢獻,只有長年累月的考績考勤不合格。事實上,立法會討論的政策,無不涉及眾多持份者的利益,例如西九龍文化中心的計劃,就涉及文化、表演藝術、環境保育、交通、城市規劃及地區利益,並不是參考一兩個功能組別議員的意見就可以拍板;在這計劃中,我們看不到有關界別的議員有甚麼卓見。

謬誤三:一個擁有多間公司的老闆,可以同時在多個功能組別內,直接或間接持有多張選票或相等於選票的影響力。此外,他也能隨意選擇在任何一個有選票的功能組別出選。

功能組別的基因本來就有歧視性、排他性,讓少數特權人士享有多重的投票權,富商透過擁有多間公司,控制的票數可以更多。加上功能組別選票份量不一,根本談不上「均衡參與」。

專業眼 – 功能組別違反《基本法》

郭榮鏗   專業眼
 
 

剛過去的星期天,在曾俊華拿新飛龍標誌含糊解釋為何把「民主」剔出香港核心價值之列的翌日,一群大學生與年輕人自發遊行爭取踢走功能組別。很明顯,廢除功能組別正逐步發展成全民運動。上兩篇文章,我們揭穿了功能組別選舉所謂「均衡參與」與「吸納專業意見」的謊言;在此篇中,讓我們看看違反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功能組別制度,如何違反《基本法》對實現真普選的承諾。歡迎天天把《基本法》掛在口邊的建制派人士,撥冗一讀,並作理性辯論。

混合選舉

在《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提出時,有人建議立法會選舉「由混合選舉產生」;然而此建議被否決,草委會條文總報告明確指出:混合選舉是「不健全的」。在一九八四年公布的《中英聯合聲明》,闡明選舉的定義是「直接選舉或每人有平等的選舉或每人有平等的選舉與被選權」。而在基本法草委會的會議文件上,亦清楚記載「大家了解『選舉』的意義就是直接選舉或每人有平等的選舉與被選舉權,其他任何解釋均會引起不信任或被騙的感覺,及有違《中英聯合聲明》。故此,香港人所接受的是立法會議由『選舉』產生,而並非由『混合選舉』產生」。【註一】另外,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政制專責小組一九八七年年底發表的《直接選舉方法方案歸納報告》指出,「本文所列舉的直接選舉方法方案,就是以普及和平等的原則,用一人一票方式,由選民直接地選出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機關議席的方案。」報告亦列明:‧「普及和平等」的定義:「大致上每位選民有相同的投票權利,而每張選票的價值亦平等」;‧「直選」的定義:「選民直接地決定誰人當選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機關成員」;‧「開放性」的定義:「選民的資格無特別限制,投票過程公開」。【註二】因此,功能組別選舉,違反基本法諮委會政制專責小組在報告所訂下之「大致上每位選民有相同的投票權利,而每張選票的價值亦平等」的原則:成為功能組別的選民和參選的資格亦有許多特別限制。讓功能組別繼續存在,顯然不符合《直接選舉方法方案歸納報告》中指出「以普及和平等的原則,用一人一票方式,由選民直接地選出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機關議席」。

在後來的基本法草擬委員會上,原草擬的條文是「立法機關全部議員最終要由普選產生」,雖然有委員在草委會提出要刪除這項目標,但最終這項條文得到保留,並反映在現在《基本法》第六十八條內,即是「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區議會方案

目前,政府建議在二○一二年的立法會選舉,增加五個功能組別議席,由四百名區議員互選產生。顯然,這不是一個「向前走」的政改方案:允許僅四百人,選出六個席位(原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和新增的五席),造就了這四百名區議員成為無論投票權或被選舉權都比一般選民多的又一個特權階級,違反了有關國際公約與《基本法》中「普及和平等」的原則,「民主成份」更少,距離「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更遠。讓全數民選區議員擁有更多功能組別議席和權力,也不符合《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對「區域組織」(即區議會)屬非政權性組織的定位。

再者,從次一級的議政機構(區議會)選出上一級的議政機構(立法會)代表的建議,是倒模自內地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的做法,即是次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高一級的人大代表。這顯然不符合普選「普及而平等」之定義,這也可能是本港選舉制度「內地化」的先兆。

總括而言,功能組別違反《基本法》;這個由政府提出的政改「區議會六席方案」,目的與結果都是增加功能組別議席,完全違反《基本法》在制定過程時,為選舉所定下對「普及和平等」之定義,亦完全違反《基本法》指定以一人一票方式直接選出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機關議席、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的,精明的香港人不應受騙。

註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諮詢報告第五冊條文總報告》
註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政制專責小組直接選舉方法方案歸納報告》(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經執行委員會通過)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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