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Snowden right to put his trust in Hong Kong’s fair and open courts

SCMP 2013-06-14
A17 | INSIGHT | Dennis Kwok

Snowden right to put his trust in Hong Kong’s fair and open courts

【Dennis Kwok says Edward Snowden’s trust in the independence of Hong Kong courts is well founded, given that any extradition to the US must satisfy a judicial procedure, whatever the politics】

Hong Kong has been thrus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potlight after it was revealed that American whistle-blower Edward Snowden sought refuge in our city while he exposed the magnitude of America’s secretive state surveillance programme.

Snowden has reiterated his intention to stay and fight any extradition to the US, saying: “I have had many opportunities to flee Hong Kong, but I would rather stay and fight the US government in the courts, because I have faith in Hong Kong’s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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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慶回歸與大遊行

星島日報   2013-06-20
A19 | 每日雜誌 | 雙龍會
《慶回歸與大遊行》
案頭擱了一張特區政府回歸日升旗禮的邀請卡。過去十年的七月一日,遊行是我唯一參與的活動。官方的慶典,對絕大多數的市民,包括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因為今年我當上立法會議員,所以獲得邀請。我略加思索,認為出席升旗禮和參與大遊行並不相悖,便答應了。有人說,香港的回歸日,類似一個國家的國慶日。翻一翻歷史,美國的獨立日,源自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北美洲十三個英屬殖民地的代表共同簽署獨立宣言,切斷與英國的政治聯繫,建立共和立憲制的美利堅合眾國;法國的國慶,源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爆發大革命,推翻君主專制和封建統治,建立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台灣的雙十節,源自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滿清皇朝以至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而中國的國慶,則是源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社會主義作為新中國的發展道路。至於香港的回歸,則是紀念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結束百多年的英國殖民地統治。

兩者並存 展現「一國兩制」

這樣歸納起來,不同國家的國慶,在性質上是一樣的,都是源於政體變革和政權更迭。但這只是表象,更深層和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那是人民自覺要用新的理念去推動政治改造,並為自己的國民身分帶來更新。若如此,香港雖然不是一個國家,但我們的回歸,卻與一國之國慶相似。不同的地方,也可以說是根本的差異,在於香港的回歸並不是出於人民的自覺。一方面,在九七之前,香港人其實不太熱切期待回歸中國;另一方面,從決定回歸到實現回歸,都是由中英兩國「話事」,香港人無法參與,只能被動地接受。或許就是因為這份被動,回歸之後,大部分香港人對那些慶祝回歸的活動都站在一個較疏離的位置,抱着一個較冷淡的心情看待。熱烈慶祝的,只有那些親建制的人士。因此,與國慶相比,香港的回歸,可謂只具表象,但欠缺精神。

○三年的七一大遊行,將那塊失落了的精神補完。當年,香港人憑藉本身的自覺,用遊行的方式制止了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勢在必行的「二十三條」立法之餘,亦燃起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星火。這其實與回歸前有人提倡「民主回歸」的概念遙相呼應、一脈相承。經此一役,香港的政治局面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人的公民意識大為提高,對自己身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亦愈趨強烈。此後,每年七月一日,上午的慶回歸與下午的大遊行便分庭抗禮,大遊行甚至比慶回歸更惹起社會的關注。

然而,分庭抗禮不等於互相矛盾。在外國的國慶日,當地的人民在慶祝國慶的同時,亦會上街示威向政府發泄不滿或表達訴求。所以,慶回歸和大遊行也不應該是魚與熊掌。兩者並存,回歸的內涵才算得上整全;「一國兩制」的意義,才能得到展現。

A19003.1
 

【文章】真「愛」不盲目

蘋果日報 2013-06-13
A17 | 論壇 | 郭榮鏗

《真「愛」不盲目》

孩子正在求學階段,所以會格外留意有關教育的新聞。前陣子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新高中課程,有議員批評政府將通識定為必修科,而把國史科列為選修科,但通識科虛無飄渺,國史科又出現退修潮,令學生學無所得,亦欠愛國精神。

國史科之重要性,相信無人會質疑,但通識科又是否如此「一文不值」呢?我,乃至身邊不少親朋戚友都曾經在外地求學,知道通識科是世界教育的潮流,目標在於讓學生透過接觸不同範疇的知識,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從而訓練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況且,國史科和通識科,兩者並非不共戴天,何必在褒歷史科的同時,要貶通識科呢?

有議員質疑為何國史科不用必修,說當年死讀書都好,愛國情緒卻高漲,但現在連愛國學校都出「學民思潮」,是否教育出了問題?褒貶之間,目的昭現,便是想藉國史科培養愛國意識。這種思維,既守舊,亦專制,以為讀歷史便會催生愛國情懷,製造愛國順民。無疑,回顧歷史,在一些極權主義的國家,它們會視國史科為製造愛國分子的重要生產線,亦曾經出現過不少「成功」的例子,但結果卻是不但製造了一批愛國者,而且是極端分子,為其國家甚至其他世界的人民受苦。

然而,這個套路,在今日的社會,已經沒有大用。一來學校已不是學生獲取知識和吸收思想的唯一(甚至主要)來源;二來,如果是正正當當教歷史的話,有誰敢確保學生在全面了解中國歷史之後便會愛國?

或許將問題拉回原位:究竟我們想要培養有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學生,還是純粹熟悉國史的學生?相信理想的答案是:我們想要培養認識國家歷史,亦能以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去看待歷史和世事的學生。若是如此,關心教育的人,便應該要求列國史科為必修,同時把通識科改進,而不是只推崇國史科,鞭韃通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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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關於特權法的一點常識——答郭文緯先生

明報 2013-06-12
A19 | 觀點 | By 郭榮鏗

《關於特權法的一點常識——答郭文緯先生》

近日前副廉政專員郭文緯發表了一篇題為〈到底是誰混淆視聽?〉的文章(下稱「郭文」),點名批評筆者在5 月21 日〈該如何追查湯顯明〉一文中,提出立法會應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下稱「特權法」)調查湯顯明事件的論點。郭文的主旨,在於立法會引用「特權法」,會影響湯顯明先生在刑事程序中的權利,從而有違公平審訊的法律原則。其實,只要對「特權法」和香港的法律制度有深入一點的認識,便不至於產生郭文提出的質疑。

立法和司法權限分明

「特權法」源於80 年代,中英雙方在討論香港回歸安排時,為提升香港立法機關的地位,建立類似西敏寺「三權分立」模式的憲政制度,於是參照英國的法例,而賦予立法會「特權法」,其中包括被尊稱為「尚方寶劍」的調查權力,用以在行政機關出現嚴重錯失時進行調查。按此制度,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各司其職,權限分明,互相制衡的同時亦互不干犯。以「特權法」為例,第16(1)條訂明,證人不能以提出的證供有可能令其被控以刑事罪行為由,而拒絕回應議員的問題。然後,第16(2)條隨即補充,證人在作供時的陳述或承認,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均不得被接納為對其不利的證據。這個安排,不但杜絕了被調查者有逃避立法機關調查的藉口,因而削弱立法機關的權力和職能,更避免了與普通法中被調查者有權保持緘默的原則牴觸,確保其法律權利,從而維持司法程序的公平和公正。這樣,正好體現了立法和司法兩者的權限分明,以及在公眾利益與被調查者的權利之間有一個恰當的平衡。

其實,立法會在引用「特權法」調查事件時,執法和司法機關同時展開調查和審訊的例子,屢見不鮮,但郭文所提到的影響,卻從未出現過。最近期的例子,是2008 年「雷曼事件」,立法會引用「特權法」調查,期間有3 位銀行職員被警方落案起訴,但最後均被法庭以證據不足而獲判無罪。這樣在在證明,立法會行使「特權法」絕對不會影響被調查者的法律權利,更無可能動搖公平審訊的法律原則。之所以能夠做到這樣,除了因為當聆訊觸及到一些關鍵性的事實問題時,議員會自覺地特別小心處理之外,也因為無論有關委員會有沒有動用「特權法」,證人會否享有相關的法律權利保障,立法會都會在制度上採取所有可行的方法,務求消除對日後可能出現的司法程序的影響。例如對任何有可能觸犯刑事罪行的被調查者,立法會均會以閉門形式展開聆訊,確保其證供不會外泄;而立法會提交的調查報告中,如有內容可能影響日後的刑事審訊,一律會被暫時遮蓋,直至所有法律程序完結時才公開。

影響從未出現過

相反,假設郭文提出的質疑成立,則會出現以下矛盾:第一,郭文認為在刑事審訊之前,有關的傳媒報道均有可能令被告人不能獲得絕無偏見和絕對公平的審訊。然而,所有在法庭審訊的案件(尤其是重大案件),事前都有可能已經傳媒廣泛報道甚至評論。若郭文的質疑成立,那是否意味着傳媒要避免報道有可能成為刑事案件的事件?這樣既不合理,亦無可能。反過來說,筆者深信,憑藉我們優良的司法制度,以及司法人員的專業操守和水平,尤其是法官對陪審團作出的引導,即使事件經過傳媒的廣泛報道,也不會對被告人在審訊時構成偏見和不公平的對待。

筆者在上次和本文的論點,其實只有一個,就是追查湯顯明事件,不同方法有不同的效果,大家可按其方法和切入點去調查事件,但不應否定某一個方法,特別是不應抹煞立法會應有和該用的權力。是以,筆者從不否定廉署應該和有能力調查湯顯明事件,然而是否由執法機關立案調查的案件,立法會或其他機構便一概碰不得呢?當然不是。因為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也將會兼及廉署的現行體制,以及前廉政專員和其他廉署職員的可能作出的不當行為,而這些行為,即使不算犯法,但亦有必要向公眾交代,藉此釐清事件被揭露以來社會大眾對廉署的種種猜疑。更何况廉署回應立法會議員質詢時,已出現令人有合理懷疑其護短的陳述,這更需要由立法會親自追查真相。

如果郭先生是真心誠意要維護他服務了大半生的廉政公署40 年得來不易的聲譽,便更應該以開放態度接受公眾對廉署的監察,而非堅持在湯顯明事件上廉署有唯我獨尊的調查權力,這最終只會將廉署推向被公眾認定是「官官相衛」的深淵。這樣,無論對廉署或香港社會而言,都是最沉重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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