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瀕死的真普選

明報 | 2014-08-29
報章 | D05 |副刊時代 |法政隨筆

走筆之時,深圳的座談會已曲終人散,港區人大走馬到北京,決定真普選的生死。但打從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反覆強調普選沒有「國際標準」,又說提名委員會以「少數服從多數」方式提名特首候選人是符合「民主程序」,真普選其實已經瀕死了,人大決定只是要手續上補上最後一刀。

其實真正的普選,又怎會沒有「國際標準」?世界各地實行普選的地方那麼多,即使模式五花八門,但總有一個標準去驗證它是否合乎民主原則,就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 條,訂明凡屬公民,都不受包括政見方面的無理限制,有權利及機會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這也是為什麼世界各國的選舉模式,儘管各適其適,但不少都被認為是真普選。即使中國不是《公約》的締約國,又豈能否定它的存在呢?何按照《基本法》第39 條,《公約》適用於香港,就算中央可以不理,但香港又怎能不守呢?

至於提委會以「少數服從多數」方式提名特首候選人,這伎倆早就在法律界預料之內,所以大律師公會在今年4 月提交政改意見書時,即表明不同意《基本法》第45 條中指的「民主程序」,是規定提委會須以簡單多數作集體決策,以及在會議中選擇和提名一定數目的候選人,因為這樣會限制選民的選擇自由,亦不符合行政長官選舉必須是真正的、定期的、並無不合理限制的,和以保證選舉人意志的自由表達的各項標準。

此文見報後日,人大行將決定真普選的生死。一句老生常談的說話: 「政治,一天都嫌太長」,或許就是因為天堂與地獄,都在一念之間。

瀕死的真普選

【文章】運動空間

am730  2014-08-22
B26 | 戶外 | Run

康文署自去年開始辦全民運動日,讓市民免費借用體育場地和設施,旨在推廣普及運動。未知是因為政府的推廣奏效,還是市民更著緊自己的健康,近幾年做運動的人好像多了不少。然而,可以用作運動的公共空間卻沒有相應增加,以致不少場地既人多擠迫,又供不應求。

就以我最常跑步的路線寶雲道來說,從前人流不多,環境比較舒適和寧靜。但現在人多了,跑步時不時要左閃右避,就好像踢足球時扭波過人那樣。其實不止一次,有朋友跟我說,覺得現在的香港,要找個夠大的公共空間做運動,真是愈來愈難;就算找到,也不見得舒適,因為不是烈日當空時會曬焦人,便是打風落雨時要立即離開,找地方遮風擋雨。起初我也不以為然,現在卻不得不承認優質的公共空間不易找。別說要跑步了,連打羽毛球也不行。

政府開闢新市鎮時,設計了不少綠化的公共空間,反而市區當年發展時欠規劃,綠化公共空間如鳳毛麟角,現在更遇著不理好醜見地便搶的政府,連有些原本劃作綠化公共空間的地方也打主意,想要用來起樓。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把西九文化區原設計的「城市中的公園」改成「優質公共空間」,將原有的大量森林草地和大幅綠化地帶改為建「石屎森林」。其實,人的生活實在不應只在石屎空間內,而是需要在充滿陽光和綠蔭的室外多運動。城市設計過分偏側,最終只會令人類生活失衡。

20140822run

【文章】吾友建峰

明報 | 2014-08-22
D07 |副刊時代 |法政隨筆

上星期法律界的新聞再一次成為全城焦點,自從六月的沉默遊行後,法律界再一次以團結來感動香港人。但這一次,又有點與別不同。

已經不必理會白皮書及其要求法官愛國的內容了,因為上星期在律師會特別會員大會裡發生的事比那些更有意義。投票結果向市民傳遞了一個信息, 就是「希望」——不是所有由北京主宰的,香港人就要毫無保留地接受;當我們團結一致,便有足以改變我們城市的一切的希望。

上星期我們見證了一種獨特的勇氣——大膽而溫和,堅定而謙恭。它體現在那一位要求召開會員大會的律師——吾友任建峰身上。認識建峰超過十年了,那時我們同在一所國際律師行當見習律師。他勤奮而自信,卻不曾讓人覺得他大膽。我們經常分享彼此共同的政治理念,但他總是一副沉默靜思的樣子。那時候,我從沒見過他被情緒蓋過自己,更不用說在七百萬人面前哭起來了。

那是什麼叫這個男人肩負起這個使命?

尤其當他媽媽正面對嚴重的健康問題,背後還有年輕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究竟是什麼推動這個男人在這個時刻走在最前?是勇氣,就是那種只要每一個市民都擁有更多,便能帶來真正的改變與不同的勇氣。這是我們需要,而建峰已勇敢地表現出來,叫香港市民相信的希望。

這個希望,對我們這些要到深圳展開可能是最後一輪政改談判的人尤其重要。我們不必全盤接受北京拋出來的任何方案,就正如在會員大會中投票支持不信任動議的律師們一樣。我相信這就是《環球時報》在其評論中狠批會員大會投票結果的原因,因為他們害怕投票結果帶來的那種希望。

吾友建峰

【文章】關注特教生 達致「公義」社會

星島日報 2014-08-21
A16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關注特教生 達致「公義」社會》

五年前,我因參與為十八歲以上智障人士爭取繼續得到津助教育的司法覆核案,而開始關心特殊教育的議題。有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簡稱SEN)的學生,在主流教育下被定義為學習能力較弱的一群,需要比一般學生更多的支援。香港推動融合教育超過十年,但不少家長和教師仍然對SEN缺乏認識,以致對SEN學生心存偏見。還記得當年打官司時,曾有一般學生的家長抱怨SEN學生佔較多資源,對其子女不公平,既然在新學制後SEN學生與一般學生同樣享有十二年免費教育,為何SEN學生還要多得幾年津助?

某些範疇自動優待
與一般學生比較,SEN學生需要較多資源,顯得兩者並不「平等」,但卻符合「公平」,更能達致「公義」。向社會上的弱勢小眾提供額外協助,是「正向歧視」(Positive Discrimination)的概念,其合理之處是弱勢小眾在社會的主流制度下,其起跑綫往往比一般人落後,故制定政策或措施時,應在某些範疇中自動優待他們,讓其得到較公平的待遇與機會。

比如說,一位坐輪椅的殘障人士想要乘的士,的士來了,司機坐在車裏由他自己上車,結果他扭盡六壬還是登不了車,反而被一個後來的健全人士上了車揚長而去。在這個比喻中,司機不論對輪椅先生還是健全人士都「袖手旁觀」,夠「一視同仁」地平等了,卻無人會讚賞他做得對,反而認為他應該幫忙那位輪椅先生,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種「一視同仁」是不公平的。背後的良好理念,就是大家看重輪椅先生有無乘車的平等機會,多於的士司機是否一視同仁的平等做法。

當年十八歲智障學童之所以提出司法覆核,是因為在舊學制下一般學生以九年時間完成小學至初中階段,而SEN學生則為十二年,這措施原是考慮到SEN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於是給予他們較長時間去完成與一般學生相同的學習水平。

然而新學制推行時,一般學生從九年免費教育增加至十二年,但SEN學生的免費教育年期卻沒有相應增加。將一項原本人人都公平對待的政策,變成優待大部分人卻苛待少數人的政策。司法覆核案最終雖然輸了,但反而提醒我們若果要得到公平的待遇,就必須先改變現行的法例,規定政府制訂公平的政策。所以在官司之後,我和其他關注者轉而倡議訂立特殊教育法,讓整個問題能夠重頭解決。

訂立特殊教育法
但立法畢竟只是最基本的一步,餘下的路,還得靠政策,因為立法只能將政府及社會對SEN學生的責任設下最起碼的要求,背後更需要一套整全的特殊教育政策。倘若政府只立法要求學校必須取錄SEN學生,卻無措施去編制班別、人手安排及配套等,甚至沒有任何豁免,就等於「生仔唔養仔」,不但是將負擔不起的責任硬塞給學校和老師,對SEN學生也毫無幫助,亦會妨礙其他學生正常學習,造成三輸局面。

其實,若果政府肯全面、良好和恒久地實施特殊教育政策,立法與否反而變得次要。只不過有以往的不愉快經驗及現在的不理想發展,大家都深明唯有法律才能夠避免政府再次朝令夕改,立法才變得首要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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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羅賓威廉斯教曉我的

羅賓威廉斯逝世,對演藝圈來說,這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但對我來說,卻猶如失去了一位偉大的老師,因為我最喜歡的電影就是《暴雨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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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驕陽》裡最有力的一句話,是他向同學們講述為什麼要他們要學詩。他飾演的John Keating是位英文老師,以反傳統的教育方式教文學,為學生帶來巨大的影響。他既向學生介紹了許多富有思想的詩歌丶詩人,從而提倡新的觀念丶哲學和思考方式。他又鼓勵學生站在桌子上,讓他們從一個嶄新的角度看世界,和世界的各種事物。

Keating說:「我們不會因為可愛而讀詩寫詩。我們讀詩寫詩,是因為我們是人類的一分子,而人類是充滿激情的。醫學,法律,商業,工程,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撐人的一生。 但是詩,美,浪漫,愛情,這些才是我們活著的意義。」(“We don’t read and write poetry because it’s cute. We read and write poetry because we are members of the human race. And the human race is filled with passion. And medicine, law, business, engineering, these are noble pursuits and necessary to sustain life. But poetry, beauty, romance, love, these are what we stay alive for.”) 令我再問自己我生活的意義是什麼?(“What will your verse be?”)

每一個人的生活意義,既可一樣,亦有不同。找尋公義,追求民主,是很多香港人共同的意義,也是我作為一位議員和律師的意義。

【文章】法政隨筆-小孩懂的,梁振英卻……

明報 | 2014-­08-15
副刊時代 | 法政隨筆

前幾天從兒子的書架挑了那本講黑人帕克斯(Rosa Parks)的圖書來講故事哄他睡覺。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仍然有種族隔離的法律,其中一項是在公車上分開白人與黑人的座位。1955 年,帕克斯乘坐公車時,司機要求她把坐着的「黑人座位」讓給一名白人乘客。她拒絕而遭警方拘捕,其後掀起一場非暴力反種族隔離的公民抗命運動。後來,她被美國國會譽為「現代民權運動之母」,亦是世界史上公民抗命運動的其中一位表表者。

帕克斯的事迹能夠成為兒童讀物,不單因為它能彰顯正確的價值,更重要是顯淺得小孩子也能明白。不過,連我那個還在念幼稚園的兒子都懂的道理,有些大人反而懵然無知。這便難怪貴為特首的梁振英,竟然說出「守法和犯法之間沒有中間地帶」這些誑語。公民抗命的道理雖然簡單,但意義是崇高的,非膚淺之人所能理解。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兼英國上議院上訴委員會賀輔明勳爵(Lord Hoffmann)在「R v. Jones [2006] UKHL 16」一案中,便道出了公民抗命的意義: 「發自良心理由的公民抗命,有着長久及光榮的傳統。那些因着信念認為法律及政府行為是不義而違法的人,歷史很多時都證明他們是正確的。能包容這種抗爭或示威,是文明社會的印記。但違法者及執法者雙方都會認同一些相關的慣例,抗爭者的行為必須合乎比例,並不會構成過度的破壞或不便,而且他們會以承擔法律制裁以證明他們信念真誠。警方及檢控官的行為亦會有所節制,裁判官在量刑時也會考慮抗爭者那按良心而行的動機。」

這些金石良言,跟內地官員、香港特首和高官以至建制中人說,大概是對牛彈琴。倒不如跟小孩子講故事、談道理,應該更有意義,也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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