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好」不如「新」

信報財經新聞    2014-11-25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台灣正值史上最大規模的九合一選舉,其中一個矚目「戰場」是台中市市長選舉,由已擔任市長十七年、今年六十七歲的國民黨胡志強,對2005年台中市市長選舉的手下敗將民進黨林世龍。

然而, 九年光景,時移世易,當年以近十萬票之差慘敗的林世龍,今天卻在民調中領先胡志強近十個百分點,是胡志強政績惡劣所致嗎?不見得,2010年他獲英國MONOCLE 雜誌選為「2010全球最受矚目的十大市長」,近年又成功引入不少大城市採用的巴士捷運系統,大大改善台中市的交通服務。相反,林世龍除了2005年參選台中市長、2011年開始擔任台中市立法委員之外,便無資歷或政績可言。

那是何原因令一個老經驗、有政績的政治明星,面對一個經驗淺、少政績的政治「傘兵」(即「空降」)時卻要捱打?答案很弔詭,胡志強的優勢正是致命傷—他做得太久了!

當地傳媒的報道或訪問,均普遍反映了台中市民這個不約而同的感想,甚至連對手也用這一點明褒暗貶地替胡志強做反宣傳,比如說「胡市長其實做得不錯,但做太久了!」,或「台中的市民應該放過他了吧?」儘管胡強調「做得久不久,其實要看做得好不好」,總統馬英九亦以「做得久也做得好」為口號替他四處拉票,但民眾還是不受落。不少評論認為,國民黨只要換一個年輕的新鮮人出選,即可消除胡的負面因素,同時可承繼他的政績,選情應可大逆轉。

貪新厭舊, 本是人之常情,所以選民寧要「新」也不要「好」。無可厚非,從政者和政黨只能絕對尊重和因時制宜。老一輩的人不時慨嘆後一輩「一蟹不如一蟹」,說不怕共產黨只怕年輕人的羅范椒芬的朋友應該屬這一類,但真正的定律應該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和「一代新人勝舊人」;建制派那邊筆者不敢說,但民主派這邊的確如是。事實上,近年不少社會運動,從反國民教育到雨傘運動,策動和組織雖然都是年紀輕輕的中學生和大學生,但運動的規模、發揮的影響和產生的意義,往往比起由政治組織或社運分子一直以來所作的大。

近來讀到一則孔子的故事。話說某天孔子與子路、子貢和子淵(即孔子最疼愛的弟子顏回)這三個得意門生遊農山,登頂後孔子叫他們講述一下志向;子淵說願在一個小國輔助一位聖賢之君,令人民安居樂業,天下太平。然後,學生反問老師的志向,孔子便說他唯願顏回得志,到時會背着經書典籍追隨顏回(意即孔子反以顏回為師)。萬世師表尚有如此氣度,各大政黨的前輩們,現在或許是時候思考一下,退後一點,跟在年輕人後面推一把,讓他們站得更高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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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頒禁制令三大疑惑

信報財經新聞    2014-11-18
A20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坊間有句俗語,說「十個律師有十個意見」,就同一宗案件,可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見,這是法治精神發展成熟的表現。同樣,法官之間對案件有不同判斷,也是正常不過,所以我們不時看到有些案件先贏後輸或先輸後贏,很是峰迴路轉;甚至在同一份判詞中,法官可以有「不一致裁決」(dissenting judgment)。這是法治水平達到高階的體現。

近日備受關注的法庭案件,相信非佔領運動的禁制令申請莫屬。案件除了在庭內引發尖銳辯論之外,在庭外也掀起激烈討論。在法律界中,不只律師之間有不同意見,學者之間有不同分析,甚至法官之間也有不同觀點。

在高等法院,法官一邊批出臨時禁制令,一邊拒絕辯方的上訴和暫緩執行申請。但在高等法院之外,上星期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一個題為「雨傘運動與法治」的論壇上,前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及現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列顯倫(HenryLitton),卻對法庭頒出臨時禁制令感到「迷惑」。他提出幾個疑問,而這些疑問,對法律界同業乃至社會大眾猶如暮鼓晨鐘:

一、從根本上說,佔領運動本身是一個涉及公眾滋擾和公眾秩序的問題,為何會用禁制令這個屬於民事訴訟的程序處理?

二、這個案件既涉及公眾滋擾和公眾秩序問題,律政司則有權力,更有責任去接手處理這個案件,可是為何律政司沒有這樣做?

三、申請禁制令的一方沒有計劃執行禁制令,為何仍要頒出禁制令?

列顯倫法官如此評論一宗尚在審理的案件,雖然罕見,但正正反映出案件茲事體大,不得不即時發聲。這些問題,其實並不艱深,但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一個問題,這個角度,已經超越「有人違法,所以應該受罰」或「有違法行為,所以應該禁制」這種把問題簡單化的層次,而是提升到:問題的性質是什麼、採取的方法是否合理、由誰負責才最合適、方法本身能否解決問題等等…… 處理這些問題,有時比處理所謂違法行為本身更重要,因為用錯方法處理問題,可能比問題沒有處理帶來更惡劣的後果;而由不適當的人行使法律權力,則可能比有人違法對法治帶來更嚴重的破壞。

無可否認,任何人均有權申請禁制令,每個人也該遵守法庭的命令,更有權利在法庭就自己的作為辯解。然而,佔中運動本身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法律爭議,用禁制令這個私人的民事方法處理一個社會公眾的利益問題,怎麼也說不上是對症下藥。

同理,人大固然有權釋法和做決定,但又怎能把原本容許香港落實「無篩選」的真普選的《基本法》第45條,說成法律原意就是要搞篩選,然後做一個假普選的決定呢?這樣,我們不但得不到仍然沒有的民主,卻也失去已擁有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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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跑道

am730  2014-11-14
B28 | 戶外 | Run

日本名作家村上春樹再一次佔據香港傳媒的篇幅。今回是他在德國領獎時,在感言中勉勵正在與高牆對抗的香港年輕人。我想起之前在這個專欄介紹過他那本叫《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的書,恰巧這幾天在網上看到幾篇介紹他書中提過的其中一條跑徑,就是沿天皇皇居的外苑一條五公里的步道。這條路沿途無交通燈,附近汽車流量少,既不怕呼吸廢氣,亦可以一氣呵成。跑徑兩旁林蔭密布,春天賞櫻,秋季賞楓,絕對是景色宜人。沿途還有飲水機,跑者連水樽也可以不用帶。更厲害的是附近還有地方出租跑衫、跑鞋,連儲物櫃也有。所以每天早晚都有不少人在這裡跑步,當中還有長跑好手如瀨古利彥及谷村真理等。

要在香港找到一條這樣的跑徑根本無可能。比較接近的大概只有寶雲道,但那裡沒有任何支援設備,也沒有優美的風景。另一處較接近的是沙田城門河畔,可惜它毗鄰主要的行車公路,空氣質素欠佳。

既然沒有現成的,那便創造吧!如果在一些新規劃的地方,例如海濱長廊可以增設一些跑徑及配套設施,便不單讓市民有運動的地方,更能提升市民居住的質素。然而,這個只顧政治不理民生的特區政府,剛剛才在立法會財委會抽起所有民生的撥款項目,想它建一條這樣的跑徑出來,無異於與虎謀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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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傑利蠑螈

信報財經新聞   2014-11-11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美國中期選舉剛剛落幕,共和黨成為參眾兩院的多數派,令奧巴馬在餘下任期的施政舉步維艱。一般評論把民主黨的慘敗簡單歸納為人民對奧巴馬政績的不滿,但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卻可能是「傑利蠑螈」之功。

「傑利蠑螈」是政治術語Gerrymander的中文翻譯。整個詞語分兩部分,頭一部分「傑利」(Gerry),指的是十八世紀初美國麻省州長傑利(Elbridge Gerry);後半部分「蠑螈」(Salamander)則是一種貌似蜥蜴的動物。話說1812年,傑利為確保民主共和黨在州議會選舉贏得更多議席,刻意重劃麻省的州議會選區,讓敵對的聯邦人黨票源集中在少數選區,令得票較少的民主共和黨候選人可以贏得更多議席;在重劃的選區中,有一個形狀如蠑螈般怪異,時人便把他的姓氏Gerry與蠑螈的字尾mander拼合成「gerrymander」,用來影射為照顧黨派利益而不公平劃分選區的手段。

這次共和黨支持者覷準州議會有重劃選區的權力,於是2010年在各州議會花上大量資源,影響選區重劃工程,最終得以在今次選舉中「修成正果」。

由此可見,重劃選區是一件關乎政黨存亡,以至影響政治生態的大事。特區政府在向人大常委提交政改報告時說毋須修改下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及後卻放風有意把立法會地區直選的選區由五區改劃成九區,如斯大動作,實在是自打嘴巴。不過對選民來說,這或許不是一無是處的餿主意。

劃分選區時,選民與議席的比例是最重要的考慮,原因是一個合理的選舉制度,應符合均衡比例的原則:從正面說,各選區的議席數目應按照該選區的選民數目而設定;從反面說,每位議員服務的選民數目應該相若。香港現時的制度,只做到前者,後者的情況則極不理想。

以九龍西和新界西這兩個選民數目最懸殊的選區為例,九龍西選民約有44萬,議席數目5個;新界西選民則約有99萬,議席數目9個,兩者同樣約由10萬選民選出一位議員。不過,一位九龍西議員只須服務44萬人,一位新界西議員卻要服務99萬人;在資源均等的情況下,一位新界西議員能夠花在每位選民的資源,便只及九龍西議員的一半,也就是說每位新界西選民從一位議員得到的服務,也只及九龍西選民的一半。

因此,重劃選區,把選民數目過多的選區分拆,讓每位議員服務的選民調整至相若的比例,對選民來說肯定是得益的。惟香港採用比例代表制和最大餘額法的選舉辦法,重劃選區將會提高當選門檻,令一些少數派政黨較難取得議席,削弱他們在議會內的聲音。因此,有政黨和論者認為此建議是「傑利蠑螈」。

回顧上屆選舉,激進派在每區得票都並非末席,所以政府的如意算盤未必敲得響;而少數派政黨亦不用急於反對,畢竟照顧選民的利益,是政黨的天職,至於自身的利害變化,則可以用其他方法,例如加強協調甚至連合來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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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特權法該做的與不該做的

信報財經新聞   2014-11-04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上星期立法會,建制派議員破天荒動議運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下稱《特權法》),但調查的對象竟是參與「佔中」的市民。撇開對「佔中」的立場不談,若立法會通過這個動議,不但是一個極壞先例,更是顛倒立法會的憲制地位及違反《基本法》的法律規定。

1984 年,中英雙方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確定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並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原則,成立特別行政區,由特區政府負責香港的管治。港英政府於是在九十年代開始政治改革,讓香港的政制本地化。當時改革立法局的主要方向有兩個:第一是獨立化,如把原本從屬於行政機關的立法局秘書處分拆出來,由立法局自行管理,而政府高官也不再是立法局的當然議員,港督亦不再擔任立法局主席;第二是充權化,今天的《特權法》,即於1985年倡議訂立。這些改革,原意和目標都是要確立「三權分立」的原則,讓立法局成為一個有責任和有權力去制衡和監察行政機關的權力機構。

回歸之後,立法會作為制衡和監察政府的角色定位沒有改變。根據《基本法》第73條,它的職能包括:一、根據《基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訂、修改和廢除法律;二、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三、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四、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五、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六、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七、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八、接受香港居民申訴並作出處理;九、彈劾行政長官;十、在行使上述各項職權時,如有需要,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

由此可見,立法會的權力絕大部分是針對政府而行使的(只有「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一項除外)。

或許有人以為,立法會其中一項職能是要接受市民的申訴並作出處理,於是若有人向立法會投訴「佔中」,立法會便有責任調查。關於這一項職能,立法會有一個專責部門去履行,就是申訴部。然而,它的職能是讓議員接受並處理市民對政府措施或政策不滿而提出的申訴;申訴制度亦處理市民就政府政策、法例及所關注的其他事項提交的意見書(參照立法會申訴部網頁)。換言之,立法會只會接受針對政府的投訴。

反過來說,如果議員認為既然有市民投訴,或是有極多市民關注,便要用《特權法》調查「佔中」,那不是對自身權力的無知,就是惡意的濫權。易地而處,假設有市民投訴「反佔中」,民主派的議員也絕對不會動議或支持用《特權法》調查的。因此,民主派議員上周反對議案,不是基於政治立場,而是捍衞立法會的憲制地位和法定職能。

議員是由市民選舉出來的,天職是代表市民監察政府,而不是幫助政府對付市民。如果有議員反其道而行,那就是與民為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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