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政治上的「第三條路」

信報財經新聞    2014-12-30
A21|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第三條路」(或「新中間路線」)原本是一個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政治概念。簡單來說,是在自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間闢一條路線,但這條中間路線並非單純地把兩者混合或妥協,而是基於它們各有不足之處,偏向某方都會對國家、社會和人民帶來傷害,因此主張把它們的長處糅合起來,互補不足。

香港也曾經掠過一陣有關社會學或經濟學上的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左」「右」之爭。那是八十年代初,中國決意於1997年收回香港時,香港究竟是維持資本主義,還是跟隨中國奉行社會主義。不過,當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及1990《基本法》頒布,以「一國兩制」分隔中國的社會主義與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學或經濟學上的「左」「右」之爭,在香港便趨於平靜,代之而起的,是政治上的「左」「右」之爭,即建制派與民主派的角力。

建制派與民主派之間的張力,從來都是一種正比例的關係,即當建制力量愈左傾時,民主力量的反彈便愈大。回歸後兩次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2003 年的七一大遊行、2014年的雨傘運動,即是以第23條和八三一人大決定為導火線而引爆出來的。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時任的行政長官,即董建華和梁振英,不論其背景或思維,都是明顯左傾(兩人關係密切不在話下,董更是梁當上特首的「造王者」);反之在董梁之間、沒紅色背景的前特首曾蔭權,縱然爆出貪腐醜聞,但其任內卻無觸發可「媲美」2003年七一大遊行和雨傘運動那般大型的群眾運動。

儘管香港的政治光譜分為建制派與民主派,但在中央幾乎絕對操控的力量下,應該無法出現如外國那樣政黨輪流執政的光景。然則,是否必然要讓左傾者執政?筆者認為未必,更不應該。事實上,「一國兩制」的本意,不但要避免內地在社會和經濟上的「左」同化香港,更是要在憲制和政治上防止內地的「左」侵蝕香港。設計「一國兩制」的鄧小平於1984 年10 月3 日的一篇講話的其中一句經常被引用:「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正是點明這個道理。

無可否認,回歸以來,左傾的執政者劣迹斑斑,民主派亦未能予中央足夠信心讓其執政,因此不管下屆特首是由人大決定的「普選」產生,還是繼續由中央透過選委會「欽點」出來,中央政府及香港的政治人也應該認真尋索,在左右之間屬中間派的人擔任特首及管治班子。說不定這政治上的「第三條路」,是香港當前困局的一條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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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葉知秋 一案見風

信報財經新聞    2014-12-23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如果說見一葉落能知天下秋,那麼一宗大案的出現,應可窺察一些現象或風氣。

近日中港兩地均創下把高官繩之於法的紀錄:在內地,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因涉嫌觸犯貪腐罪行而被開除黨籍,並送交司法機關查辦,打破內地「刑不上常委」的官場潛規則;在香港,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因收受新地管理層利益被判罪名成立,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罪成判刑的最高級政府官員。

愈高級的官員受到法律制裁,表面上固然展現執法者打擊貪污腐敗的決心和力度,實際上卻反映利益裙帶觸及管治階層的高度與廣度。有人可能會說一宗案件頂多只能算是「個別事件」,反映「個別人士」的操守有問題而已。

不過,如果大案接二連三出現又如何?在查辦周永康之前,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及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先後因貪腐而落馬,便足以顯示中國是(準確點說是長久以來都是)一個貪腐橫行的國家;而許仕仁被控收受利益前後,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已爆出接受富商多項款待的醜聞,及後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又被揭發豪花公帑多方送禮酬酢,便足以反映利益輸送的風氣正在特區政府蔓延。至梁振英政府,除有多名官員和行會成員的利益瓜葛曝光,連梁振英自己亦被踢爆私下收受澳洲企業400 萬英鎊而沒有申報。

曾蔭權、許仕仁和湯顯明,都是殖民地時代訓練出來的政務官,一直以來跟貪腐沾不上邊;只是揭發的醜聞,不但全都發生在回歸之後,而且都與親中人物有關。這讓我想起助理曾告訴我「南橘北枳」的故事:戰國時代,齊國大夫晏嬰出使楚國,楚王設宴款待,適逢兩個武士押着一個囚犯走過,楚王便問︰「那個囚犯犯了什麼罪?是哪裏人?」答說:「犯了盜竊罪,是齊國人。」楚王乘機羞辱晏嬰,就回過頭來對他說︰「齊國人都愛偷東西的嗎?」晏嬰面不改容地答:「大王應該知道,淮南的橘又大又甜,可是橘樹移植到淮北,就只能結又小又苦的枳,那是因為水土不同;同樣道理,齊國人在齊國安居樂業,哪會做偷盜的事,一到楚國,卻當起盜賊來,也許是兩國的水土不同吧。」

其實政治「水土」何嘗不是會隨勢而變?任憑先前的訓練如何嚴格、沿襲的制度如何優良,但政權易手,風氣一轉,人就變質,官商如是,即使高薪養廉,亦遠遠抵不過京官巨賈提供的名銜和利益。2012年前首席法官李國能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中的建議還沒有全部落實,現在應是適當時候,先落實報告的所有建議,再全面檢討官員收受和申報利益的制度,以及離職後在香港或內地再就業或擔任公職的規管,以期在貪風凜冽的中國之下偏安一隅,維繫香港廉潔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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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雨過天未青 傘有再開日

信報財經新聞    2014-12-16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一旦發生,無論結果是成是敗,必然會從下而上地為社會以至政府帶來深遠的和根本的改變。

本文見報之時,規模最小的銅鑼灣佔領區應也完成清場。雖然雨傘運動看來已曲終人散,但很多人意識到一切是未完待續,社會狀況表面回復正常,不少人隱然覺得香港已變得很不一樣。很多評論探討雨傘運動的成敗,若然以它本身的目標和結果來說,無疑是失敗的,因為當中的訴求無一達成,但社會運動終要失敗,似乎是常態。

儘管提到公民抗命時,不少人總會舉出印度甘地的「獨立運動」、美國馬丁路德.金的「黑人民權運動」,甚至是中國的「五四運動」等成功例子;香港也曾嘗過社會運動帶來的成果,就是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令特區政府擱置第23條立法。不過,如果看清現實,這些成功故事,都是多不勝數的失敗經驗中的罕有結晶。

因此很多人評價社會運動,往往不是單憑其目標和結果—這個甚至是次要的切入點—而是看其象徵的意義和產生的影響。如果說十一年前的七一大遊行是一次覺醒,那麼今年的雨傘運動則是一次蛻變。

市民從以往那種被帶領的、短暫的和單一的(例如遊行就是遊行,不會有其他活動同時發生)模式,進化成自發的、持久的和多樣的(例如佔領的同時,有人在獅子山上掛直幅等等)模式。最值得注意的,是市民對社會運動的態度。

一般來說,由於社會運動提倡的理念前衞,往往會動搖當時社會的既定價值、制度或利益,故通常只會得到少數人支持,而包含違法元素的公民抗命,爭議更大,支持的人更少。雨傘運動則擺脫這個常態,不少民調顯示,運動的起至中期,支持者佔多數甚至過半數,證明運動本身提倡的理念並非前衞得令人難以接受(其實「我要真普選」只是一個老議題),更符合社會普遍的價值、制度和利益。可以預見,公民抗命在未來的政治和社會運動中,將會發生得更頻密,發揮的影響亦更大。

輿論認為泛民政黨在今次運動中喪失一向的主導地位。其實這是正常不過的。環顧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絕大部分都不是由政黨發起的,政黨反而只扮演支援角色(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是最新的例子,它不是由民進黨發起的)。這或許能夠論證由建制派政治組織搞的運動,不論簽名運動還是大遊行,為何總是欠缺認受性。引爆今次運動的中央和特區政府以至建制派,非但無意解決問題,這兩天甚至把事情歸咎於市民不認識《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說未來要對香港市民「再啟蒙」。筆者希望這些只是一些門面說話,否則若然這是中央對運動的定調和善後的方針,那麼他們將會製造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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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冬日沿海跑

am730  2014-12-12
B22 | 戶外 | Run

或許是全球暖化作祟吧,香港的冬天越來越遲來,今年要到12月一個冷鋒襲來,氣溫急降一下,才感到冬天確實地來到了。

相比起外國那種動輒冰天雪地,溫度在正負之間徘徘徊徊的寒冬,香港冬天的氣溫其實非常宜人,更沒有平日那種濕度,十分適合做戶外活動。所以趁天氣好,我到了從南灣起點,途經淺水灣,終點在深水灣那條剛好5公里的步道跑步。這段路,風景是與別不同的美,因為沿路的這3個沙灘,被不少外國雜誌和旅遊指南讚譽為香港十大沙灘之一。適逢天朗氣清,冬天的早晨幾乎沒有人在沙灘,藍天、碧海、黃沙併合成一幅色彩鮮艷的靜態畫。雖然陽光普照,但冬日的太陽散發的熱力很溫柔,照在身上只有暖和的感覺。風經過海面推起一波一波的浪,冷靜了一夜的海讓經過的風帶走一抹涼意,在臨海步道上跑步的我只是剛好冒出汗珠。因為感覺實在太爽快了,所以索性來一趟來回跑,跑夠10公里。

偶爾翻開《論語》,孔子說過:「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自問並非智者,但的確愛看海,因為水無常態與常形,千變萬化,恬靜時可平如明鏡,激動時可巨浪翻天,能載入任何容器之內,遊走於所有環境之間。我一邊跑,一邊了無邊際地思考,開始明白為何「智者樂水」,更感到在「雨傘運動」之後,我們都更需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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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香港台灣的今天明天

信報財經新聞    2014-12-09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可曾想過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香港,會成為別人反宣傳的點子?

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九合一」選舉結束,儘管是民進黨大勝,輿論卻以國民黨慘敗為蓋棺定論,大概是國民黨慘敗所呈現的政治意義比民進黨大勝更為深遠。不少時評均異口同聲認為,民進黨在今次選舉中只須替國民黨反宣傳,便能輕易取勝;當中一句非常流行的口號最值得我們留意,就是「選了國民黨,台灣變香港」,這個概念,其實可追溯至今年3月發生「太陽花學運」時,佔領立法院的學生的其中一個口號,就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太陽花學運」的詳情,於此不贅,筆者只想約略帶出幾點:一、學運發生的遠因,是由於台灣與中國簽訂《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不少台灣人認為這個對當地的政經狀況會帶來不良後果,即使對經濟有幫助,也只是財團巨賈得益,普遍民眾反而受害;二、學運爆發的導火線,是由國民黨操控的立法院草草審議和強行通過《服貿協議》,學生認為立法院把關無力,於是佔領立法院,要求重新審議該協議。

香港沒有《服貿協議》,但有近似的CEPA,自2003年簽訂以來,十多年間,好處壞處完全呈現。其中一個惡果是經濟數字好了,但人民生活苦了,特別是年輕人畢業後第一份工的起薪點,比起十年前不升反跌,足以成為台灣民眾反對《服貿協議》的理由。至於香港的立法會,同樣遭親政府的建制派操控,監察政府無力,更不時助紂為虐(如早前通過有關新界東北發展的撥款申請)。

台灣的「太陽花學運」與香港的「雨傘運動」,導火線縱然不同,但性質一樣,可以作為觀察香港後「雨傘運動」發展的參考。「太陽花學運」與「雨傘運動」一樣,均源於當地政府與中國政府沆瀣一氣,企圖引入為害社會的政策和制度—在台灣是《服貿協議》,在香港則是人大框架設定的假普選;兩者都是公民抗命的運動,以學生牽頭,政黨變成次要;運動之後,學生對政治的關心程度大幅提高,並嘗試用這種力量影響建制中的政治勢力:在台灣,年輕一代積極在選舉中投票,最終在「九合一」選舉中嚴厲懲罰執政的國民黨,讓她「輸得只剩下總統府」;在香港,年輕一代正發起登記做選民運動,至於能否懲罰特區政府和親政府政黨,還是未知之數。

畢竟,香港的選舉還不是完全民主的制度,市民對政府的不滿,雖然可以在選舉結果中看到,卻可能無法根本地影響香港的政治架構,特區政府還是只顧中央不理市民,立法會依然由親北京的建制派操控。若要帶來真正的改變,似乎最終還是要中央政府摸透運動帶來的轉變,認清嶄新的政治和社會形勢,然後訂出適切的對港方針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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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程序公義

信報財經新聞    2014-12-02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程序公義是構成法治極之重要的元素。所謂程序公義,簡單來說是按既定步驟實現公平。

上星期三,成功申請彌敦道禁制令的原訴人執行禁制令,最終變成警方「清場」。當天筆者質疑警方的行動並非協助執行禁制令,若是如此,則是對法庭和法治的不尊重。箇中的法律概念頗為複雜,非憑邏輯或常識就能夠徹底明白,傳媒的篇幅非常珍貴,難以巨細無遺地載列理據,幸有這個專欄容許筆者娓娓道來。

話要從頭說起。高等法院上訴庭裁決旺角禁制令的上訴案(HCMP 3028/2014)時,判詞第20段仔細列出執行禁制令的三個步驟,包括:第一,執達主任須告知有關人士該禁制令的要旨;第二,執達主任須警告有關人士其行為有可能構成違反禁制令;第三,執達主任須警告有關人士若不停止其行為將有可能被拘捕。此外,判詞特別寫明警方在採取行動前是否需要重複這三個步驟,可以自行裁量;但最重要的,是法官說明這些步驟的目的是要保護答辯人和抗拒執達主任的人,也就是佔領者。

由此可見,以執行禁制令而言,執達主任是主要和主動的,而警方則是次要和被動的,必須在執達主任無法履行其職責及要求之下方能介入。回顧當時情況,執達主任只是對最前沿的佔領者宣讀禁制令要旨後,旋即退場及要求警方協助,此後更消失於現場。

儘管判詞說警方可選擇是否重複上述三個步驟,但只要有基本的閱讀理解能力,應該明白其意思是:如果執達主任已完成那些步驟,則警方可毋須重複;反之若執達主任未完成那些步驟,則無所謂的「重複」,警方便有必要先執行那些步驟。

電視直播讓大家看到,警方既沒有宣布禁制令要旨,也沒有給予機會讓佔領者離開,只是警告一番即迅速展開行動。既然沒有依足法官指定的程序執行禁制令,便是不遵守法庭的命令。

有人會說,佔領者是違法者,判詞亦說明警方可根據刑事法例採取行動,所以沒有不妥;甚至認為在執行禁制令的同時執行刑事法例,是理所當然的。更有言是執行禁制令也好,執行刑事法也罷,總之清了場便行。這些說法,很符合「不論黑貓、白貓,總之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工具理性原則,卻不符合講求程序公義的法治精神。

無疑,警方一直有權根據刑事法例向佔領者採取行動,只是他們不這樣做;反而律政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更在執行禁制令之前不斷強調—— 事後也再重申—— 警方的角色只是「協助」執行禁制令,既然如此,就應該單單用執行禁制令的程序做事,否則講一套做一套,便分明是借禁制令「過橋」。這樣子,算是什麼尊重法庭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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