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毛澤東評海瑞罷官與梁振英批學苑

信報財經新聞    2015-1-27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不熟悉中國歷史,但因為職業使然,經常要在以往的案例中鑽,所以有時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時,不禁會問:這樣的事,以前發生過嗎?

近日聽特首梁振英讀《施政報告》,政策乏善可陳,但仍然掀起熱話,事緣他借《施政報告》的引言,口誅筆伐香港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編製的刊物《學苑》和《香港民族論》,隨後又成立香港青少年軍,並由太太出任總司令。此情此景,似曾相識。翻翻歷史書,翻到1965年,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一年。

話說1965年11月10日,在毛澤東指示下,上海《文匯報》刊登《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猛烈抨擊明史學家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認為該劇借古諷今,批評黨的一些重大決定,並唱好一些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政策,反映意識形態方面有階級鬥爭的苗頭。

儘管有支持吳晗的官員草擬《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嘗試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討論,但由毛澤東及江青等主導的文革機器已經開動,不斷宣傳階級鬥爭、提防資產階級奪權及打倒資本主義復辟等思想。1966年5月16日,中共發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徹底否定「二月提綱」及確立文化大革命理論、路線和方針,是為《五一六通知》;一個多月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第一個紅衞兵組織,繼而全國大學和中學的學生紛紛起來,文化大革命於焉開始。

文革的歷史錯綜複雜,肇端也不止上述幾件事,但脈絡萬變不離其宗,就是當極左的政治人物要搞鬥爭時,必以思想批判先行,手法也必然是抽出一些文藝作品或學術討論作為靶子,接着上綱上線,最後動員群眾。若如是看,梁振英抽出港大學生會前年的刊物批判,與中共抽出幾年前的舊劇鞭撻,如出一轍;梁振英組織青少年軍說要建設香港、報效祖國,跟中共發動紅衞兵說要維護無產階級專政、保衞毛主席,何其相似。

梁振英在此時發動鬥爭,無非是因為他管治失敗,喪失執政權威,這與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前,因硬推「大躍進」餓死數以千萬人而喪失黨政領導權威一樣。事實上,雖然中央在公開場合不斷聲言支持梁振英,但政圈流傳的公開秘密是他私下遭領導人多番嚴厲譴責。

其實,讀者只要不善忘,應該記得前特首董建華在任時,既沒有房屋問題,也沒有雨傘運動,又得建制派團結支持,尚且要「被腳痛」下台,如今梁振英治下房屋問題愈來愈嚴重,又引發雨傘運動,更得不到部分建制派支持,地位怎會不比董建華更岌岌可危?

雖然有人試圖翻炒舊橋,但歷史會否重演,端看市民的反應。香港人民智高,反洗腦,本身就不容易盲從附和。相信只要看穿梁振英的居心,冷靜和理性地回應他的挑撥,香港一定不會成為梁振英的鬥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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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法律年度開啟前的禮拜

信報財經新聞    2015-1-20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每年法律年度開啟禮,不單是法律界一個重要儀式,更是備受全港市民關注的場合。其實,開啟禮之前有一個莊嚴神聖但鮮為人知的聚會,就是在聖約翰座堂舉行的禮拜。

九七年以前,法律年度開啟禮是以禮拜的形式舉行;回歸之後,開啟禮去宗教化,改為現在的模樣,禮拜則另闢場合延續。有人以為這是由於香港往日的法官和律師大多是外國人,他們信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於是創立了這個傳統。但想深一層,如果基督教信仰不與法治精神契合,這個傳統又怎能傳承下去?

每年的禮拜都會選取《聖經》兩段經文誦讀。今年第一段經文出自《申命記》19章15至21節:人無論有什麼過錯,或是犯了什麼罪惡,不可憑着一個見證人的指證,總要憑着兩個見證人的口供,或是三個見證人的口供,才可以確定。如果有強橫的見證人起來,指證某人作惡,那麼,兩個彼此爭訟的人,就要站在耶和華面前,和當時在職的祭司與審判官面前。審判官要仔細查問;如果見證人是個假證人,作假見證陷害自己的兄弟,你們就要像他想怎樣對待自己的兄弟一樣對待他,這樣,你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其餘的人聽見了,就必害怕,不敢再在你中間行這樣的惡事了。你的眼睛不可顧惜,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申命記》是公元前十三世紀由摩西所寫,雖然年代久遠,卻反映了不少現代法治的理念,包括要有足夠證據才能定罪、不能作假證供等。當中最為人熟悉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一句,今日常給人解作「有仇必報」,但其真正的涵義是判決要合乎適當性,不能懲罰太過。

第二段經文則選自《加拉太書》3章19至24節:那麼,為什麼要有律法呢?是為了過犯的緣故才加上的,直到那得應許的後裔來到。律法是藉着天使經中保的手設立的;中保不是為單方面的,但神卻是一位。這樣,律法和神的應許是對立的嗎?絕對不是。如果所賜下的律法能使人得生命,義就真的是出於律法了。但《聖經》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中,好把那因信耶穌基督而來的應許,賜給相信的人。但信的道理還沒有來到以前,我們在律法下被囚禁、被圍困,直到那要來的信的道理顯明出來。這樣,律法成了我們的啟蒙教師,領我們到基督那裏,使我們可以因信稱義。

《加拉太書》是公元一世紀使徒保羅的書信,這段經文旨在點出守律法只是追尋公義的初階,也就是說單憑守律法是無法達致公義的。這個論述,跟我們今日說法治有不同層次,守法只屬一個較低層次的哲學是一樣的。

這些理念,不是強調法治但信奉無神論的中央政府所能理解的,更不是講「重法治」但只識叫人守法的特首梁振英所配得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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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宣稱《聯合聲明》失效等同毀約

信報財經新聞    2015-1-13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每逢舊年新歲交接的時候,傳媒總會做一些年度大事回顧。筆者涉獵幾個專輯,內容大同小異,但幾乎不約而同地沒有把去年年底《中英聯合聲明》「被」宣布已經完成歷史任務算作年度大事之一。在2014年最後一次立法會大會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回答議員關於《中英聯合聲明》(下稱《聲明》)的口頭質詢時,聲稱《聲明》的宗旨和目的已經實現,它須要履行的歷史任務可說已經完成。當然,特區政府一介問責官員,豈有膽量自作主張宣布《聲明》已經完成歷史任務,他的說法,只是拾中央牙慧。事緣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十一位議員原定去年年底訪港,調查英國政府執行《聲明》的情況,但中方拒絕入境;及後委員會主席Richard Ottaway表示曾接觸中方官員,對方表示《聲明》有效期只由1984至1997年香港回歸,現時已失效。

《聲明》早於1997年失效?若真如此,那十一位國會議員乃至全港市民豈非太過後知後覺?我們或許可以由《聯合聲明》的性質說起。

或許不少人會顧名思義,以為《聲明》真的只是一紙說了算的「聲明」。但從法律角度看,這份叫做「聲明」的東西,其實是一份有法律約束力的「合約」,因為當中列明中國與英國在香港主權移交這問題上必須履行的責任,與我們日常處理買賣問題的商業合約、處理租用問題的租賃合約或處理勞資關係的僱傭合約的性質一樣;再者,1984年中英雙方代表團簽署《聲明》後,經兩國政府確認,最後再送一份予聯合國註冊及保管。確認、註冊和保管這三個步驟,是訂立國際條約的一般程序,也就是說,《聲明》本身就是一條國際條約。

不論合約還是條約,其有效期取決於兩方面:一、合約本身列明的期限,但這並非最重要的因素;二、合約雙方是否已經完成當中責任,這是最重要的因素,甚至是當合約沒有列明有效期限或列明的期限已經過去時,令該份合約仍然生效的原因。舉例說,即使合約期完了,如果僱主尚欠員工薪金,員工仍可根據合約追討。

《聲明》的主要內容,一方面是英國在1997年7月1日把香港交還中國,另一方面則是中國收回香港後須執行的基本方針,並說明那些基本方針在收回香港後五十年不變。既然有列明期限,中國亦未完全履行那些基本方針,宣稱《聲明》已經失效,如果不是違約,又從何說起呢?

去年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改變「一國兩制」的涵義,一份由一個小部門發出的政治論述文件,尚且惹起軒然大波,如今一個國家公然毀棄國際條約,卻反而不了了之。這或許反映港人對簽約的中英兩國,都已不存半點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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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跑步上班

am730  2015-1-9
B22 | 戶外 | Run

未知讀者平日怎樣上班?迫地鐵、乘巴士、搭小巴、駕私家車?最近跟一個英國朋友閒聊,提起倫敦時興一個新奇的上班方法,就是跑步。他說這樣一來可以有效率地將上班時間變成運動時間,而且可以節省交通費。

將運動與上班結合,的確能夠兩全其美。不過轉過頭來,便會想到不少實際的難題,例如:香港地行人路窄,上班時間人頭湧湧,跑不了;跑完步後大汗淋漓,卻沒有洗換衣身的地方………諸如此類。這似乎也解釋了為甚麼香港幾乎沒有人會選擇跑步上班。

環境局限的確不容易解決,但有些難處卻是事在人為,例如:反正跑步上班要花多點時間,那可以鼓勵市民早點出門,趁街上行人還不多的時候跑步上班,這樣跟政府早年提倡的彈性上班時間是異曲同工的。當然,如果還有額外的鼓勵措施,相信會令人更願意嘗試。在倫敦,倡議跑步上班的團體要求政府向購買跑步裝備的市民提供稅務優惠。在香港,資助市民買跑步裝備的吸引力似乎不夠,但如果跑步上班有「交通費」獎勵,那又如何?我們或許可以嘗試在一些上班區域的主要幹道設置一些檢查點(check point),在限定時段和時間內經過那些檢查點,便可核實是跑步上班,然後可得到該段路程的車費作為獎勵。

想起來,我曾經看過有人跑步上班,那是在雨傘運動期間,有些上班族在夏慤道拿著公事包跑步上班去。突然醒起,我平日辦公的立法會,外面有一大條海濱長廊,立法會也有梳洗設備,實在無理由不跑步上班的,就找個好天氣的日子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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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地不能兩檢

星島日報 2015-1-8
A18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似乎每當提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這話題便如風濕病一樣,令官員和市民煩惱。但其實「一地兩檢」早有定局,就是絕對不能夠也更不可以在香港實施。

「一地兩檢」又稱為「並置邊境管制」(juxtaposed border control),簡言之是出發地和目的地的邊境管制人員於同一地點或同一運輸工具分別辦理跨境旅客的出入境手續。這種措施,在外國很普遍,例如在英國與巴黎之間的歐洲之星列車(同樣是高鐵)就是用這措施處理跨境旅客的出入境手續。香港與內地並非沒有「一地兩檢」的經驗,數年前中港兩方邊檢人員便開始在深圳灣口岸深圳灣旅檢大樓辦理出入境手續。既然如此,為何香港不能夠更不可以實施「一地兩檢」呢?答案很簡單:《基本法》禁止內地官員在香港執法。

《基本法》清楚列明

《基本法》禁止內地官員在香港執法的相關條文有三條,包括:

第十八條第二款: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註:內地有關出入境管制的法律全不列於附件三)

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款: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

單看這三條條文,即可以直截了當地得出內地官員不可在香港執行內地法律的結論。其實用三條條文去處理一個問題,在《基本法》裏是罕見的,這就足以證明這個茲事體大。儘管香港如何在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等等方面與內地融合甚至是內地化也好,法制始終是香港與內地最明顯的分別,也是保住「一國兩制」的最後防綫。因此特區政府到現在仍就「一地兩檢」進行研究,我聽着,完全沒有一如那些很期待「一地兩檢」有辦法落實的人那樣心存希望,反而更加擔心,對於一個完全不可行的政策還要拼命鑽研,則極有可能是在鑽空子,企圖以扭曲《基本法》或製造法律漏洞來「玉成其事」。

錢可浪費 法不可違

或許有很多人會慨歎:若果沒有「一地兩檢」,高鐵只是一條快一點的鐵路,這樣豈不是很浪費?我想起助理曾經跟我說的一個《論語》故事:話說孔子的弟子子貢見已經沒有人做「告朔」這個祭禮了,卻還是宰羊奉祀,於是想省去祭羊,但孔子卻對他說:「你愛惜那隻羊,但我卻愛惜那個禮。」高鐵與「一地兩檢」,其實跟羊與禮的關係一樣。高鐵無用,頂多是浪費了錢,損失是有限的,但讓內地官員在香港執法,卻是違反了《基本法》和摧毀「一國兩制」,貽害是無窮的。若果因為不想浪費了高鐵而犧牲《基本法》給香港的保障,那豈不是一如俗語說「贏粒糖而輸間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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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政改諮詢 不如不做

信報財經新聞    2015-1-6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本文見報之日,有傳是雨傘運動期間政府與學生在唯一一次對話時答應撰寫民情報告提交港澳辦之日。以梁振英政府一貫收集、分析和解讀民意的思維、態度和方法,以及中央政府對香港民情的理解、重視和回應,相信無人會對報告本身或報告帶來的效果有什麼期望;更加毋須期待的,應該是政府旋即提出的第二輪政改諮詢。

諮詢,原本是制訂政策的一個最初和最重要的程序,目的在於蒐集社會大眾對政策的意見,從而讓政策制訂者判斷應否提出政策、如何設計政策、如何執行政策、政策可能產生的效果或影響等等。這是諮詢的實際作用,其象徵意義是民眾透過諮詢參與和影響政策的制訂,並與政策制訂者互動,展現一個社會是否民主,或在不民主的情況下是否以民為本。

因此,諮詢的最重要精神不在於形式,而在於態度,特別是政策制訂者是否願意聆聽和吸納受諮詢者的意見,是否願意盡力把民意在政策上反映出來。這是為什麼在那些民主已發展的地方,市民和政府都重視諮詢,以及諮詢是有效的原因;反之,一個不重視諮詢或只視諮詢為一種行禮如儀的程序的社會,往往都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地方。

回歸前,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宗主國是最早實行民主的英國,所以也是一個重視諮詢、而諮詢也是真的有用處的地方;可惜回歸中國後,大概已遭內地的專制風氣傳染,特區政府的諮詢漸漸變得徒具形式,令市民要在諮詢之外以其他方式表達意見,期望政府可以改變政策。

最成功的例子,相信是2003年七一大遊行,令當時的董建華政府煞停第23 條立法;2012 年反國教運動,令梁振英政府擱置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

然而,在政改問題上,與市民直接對弈的,不是香港特區政府,而是專制獨裁的中央政府,所謂諮詢已淪為一個從中央、特區政府以至是所有香港市民都心知肚明的假戲假做的程序。在首階段諮詢,從最激進的民主派到最保守的建制派,均有提出自己的方案,但人大的八三一框架決定,居然比這些方案更保守。及至爆發雨傘運動,香港人用一個比遊行、示威、絕食,甚至是變相或模擬公投付出更多代價的公民抗命方式表達意見,中央政府依然不動如高牆,特區政府也只是跟學生來一次對話,寫一份連他們自己也不會重視的所謂民情報告而已。

既然如此,特區政府其實大可以不做第二輪諮詢,直接向立法會提交一個政改方案表決,反正通過也好,否決也罷,中央政府依然可以欽點特首,香港依然沒有真普選,不如乾脆快快了結,免得大家繼續浪費時間在無謂的爭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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