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高鐵引申法律四問

信報財經新聞    2015-5-26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一地兩檢」最近成為熱話,熾熱程度比快要表決的政改方案還要厲害,事關這是一個極可能損害「一國兩制」和違反《基本法》的敏感議題。

其實,涉及「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本來直接易明,但近日眾多「有心」的建制派紛紛出「主意」,反而令無甚爭議的法律理解複雜起來,擾亂視聽。

以下姑且讓筆者以問答形式,把「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以及建制派提出的一些「主意」作一扼要分析。

【問題一】內地官員可以在香港執行內地法律嗎?

答:不可以。《基本法》第18(2)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而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全部均與出入境事務無關。

【問題二】有人建議可引用《基本法》第95條,讓香港與內地的司法機關互相協助來實行「一地兩檢」,這樣可以嗎

答:不可以。首先該條所指的司法機關,並不包括出入境或海關等行政部門。其次,司法機關的行為從來都不包括在前線執法和調查。而「一地兩檢」要做的,卻是在出入境關口做執法和調查的工作。

【問題三】那麼中央政府可以把有關出入境的全國性法律,透過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實施,然後派遣內地官員或授權香港官員在香港執法嗎?

答:不可以。《基本法》第18(3)條訂明,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世界各地──包括中國旅客──出入香港既不屬於國防和外交事務,更是完全屬於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情,因此不能把有關出入境的全國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遑論能否派遣內地官員或授權香港官員執法了。

【問題四】有人建議,可以借鑑內地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的做法,在香港照辦煮碗地實施「一地兩檢」,可以嗎?

答:不可以。深圳灣口岸的「一地兩檢」做法,是中央政府先把港方口岸關卡的地方劃出來租借予香港,成為香港的司法管轄區,然後容許香港官員在那裏執行香港法律。然而,香港的地域早有法律規定,不能出租別國(包括中國)而成為另一地方的司法管轄區,然後執行非香港的法律。

上述四個問題,已足以解釋「一地兩檢」、包括近日建制派提出的主意之所以不可行的法律理據。花了千多億建造的鐵路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固然可惜,卻頂多只是得物無大用,損失有限;惟若然以破壞香港法制來讓一條鐵路走快一點,卻肯定是因小失大,貽害無窮。

事實上,有些行政措施,例如歐洲的跨國鐵路便有兩國人員駐乘,當火車過境後即進行過境及檢查工作,香港可以參考照這個做法,讓內地官員駐在高鐵上,待過境後才做檢查,便同樣有「一地兩檢」的效果。行政措施比更改法律爭議更少、做法更易,為何不去探討,反而想盡辦法鑽法律空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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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被捕後的權利

信報財經新聞    2015-5-19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警察誤捕與錯告自閉症及智障男子殺人一事,應該是佔領運動期間7警私下毆打被捕者後最大的一宗醜聞。今次令人更加齒冷的是,涉事警員的行為不只濫權枉法,更違反自然公義的道德底線。不過,事件也提醒我們要知道被捕後有什麼法律權利,從而可以保護自己。

《基本法》第35條規定:「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向法院提起訴訟、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或在法庭上為其代理和獲得司法補救」。當然,法律賦權與市民能否行使,是兩回事。市民於被捕後一般都不會聘請律師,最主要原因相信是無經濟能力。儘管香港有法律援助,但服務範圍卻不包括正式起訴前在警署進行的法律程序。此外,中國人有「生不入官門」的畏懼,害怕惹上官非之餘,更擔心要求找律師便是跟警察對着幹,會招惹更大麻煩,於是反而產生錯覺,以為放棄本身的法律權利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港大法學院副院長楊艾文教授把這種錯覺歸咎於執法部門未有認真落實《基本法》第35條。若要認真落實,他提出3個標準:一、被捕人士必須及時得知他們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並且有公平機會選擇所需的法律援助;二、警方必須延緩所有向被捕人士錄取口供及提取證據,直到他有一個公平機會獲得法律援助;三、如果被捕人士沒有經濟能力或提出要求法律援助,他必須被提供相關渠道,包括通過電話或親身以獲得這種援助。【註1】

在智障人士被誤捕事件中,警方曾經向事主錄取兩次口供。第一次是警員在事主沒有有人陪同的情況下,筆錄口供在記事簿中;及後事主兄長趕到,警員要求兄長在記事簿上簽署,並指口供不作呈堂之用。這個做法,既違反警隊的內部指引【註2】和《警察通例》【註3】,更可能違反《香港人權法案》【註4】。基本合理的做法,應該是警方延緩錄取口供,讓事主在有機會獲得律師援助的情況下錄取口供。

第二次錄口供,事主有兄長陪同,警察亦曾詢問是否需要律師在場,兄長表示沒有需要。這個反應,其實不太尋常。被控殺人,非同小可,為何事主兄長還不選擇尋找律師呢?恐怕也是基於上述原因。

現在事件靠傳媒和政治壓力解決,說到底也不是正常的解決方法。若然案件一開始有律師介入,相信事主既不會蒙受冤屈,警方也不會一錯再錯。新任警務處處長說警方正展開內部檢討,或許,為所有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於被捕後立即提供法律援助,是一個最好的試點。

【註1】Getting serious about a suspect’s right to timely protection, SCMP 2015-02-17

【註2】2012年12月19日立法會口頭質詢: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212/19/P201212190460.htm

【註3】《警察通例》第49章1節11款:所有被拘留人士(包括外國公民)均有權與親友、律師或其領事館或其原籍國家的有關當局的代表溝通,但不能造成不合理延誤或妨礙以致很大可能會影響調查過程或司法程序。

【註4】《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0條及11條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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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認人的法律原則

信報財經新聞 2015-5-12
A2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在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治下的警隊,天方夜譚的事情特別多,近期最令大家驚訝的是,有傳媒揭發警方調查去年一宗反佔領活動參與者涉嫌襲擊記者的案件時,在認人程序期間容許疑犯與扮演疑犯的「戲子」一同戴上浴帽和口罩,令受襲者根本無法認人;警方其後還向受襲者聲稱,經徵詢律政司意見後,並無足夠證據向任何人提出刑事檢控。幸而,律政司旋即主動澄清,指其意見其實是希望警方進一步調查,找到涉及襲擊或使用非法武力的人的真正身份,否則這個案件可能在警方的多番阻撓下不了了之。

在認人程序中,疑犯的確有權向警方要求遮蓋部分頭部,警方是否批准,卻不是單單按照前「一哥」曾偉雄所說的要尊重疑犯的人權,而是要符合公平審訊這個重大和基本的法治原則,意即證人不能單憑或主要依賴疑犯頭部的某些特徵而去辨認疑犯,否則可能會因而認錯人。

曾經有一宗搶劫案【註1】,疑犯有一小撮頭髮是染成金色,當時警方為了讓疑犯和「戲子」沒有特徵上的差異,於是安排所有「戲子」都跟疑犯一樣,將一小撮頭髮染成金色;然而,辯方律師在庭上指出,案發時疑犯戴上鴨舌帽,受害者根本看不到疑犯的頭髮,所以最合理的做法是,應該讓疑犯與所有「戲子」一起戴上浴帽,盡量模擬疑犯在案發時的外表。

因此讓疑犯遮蓋頭部特徵,並不一定是阻礙受害人認人的技倆,而是保障受害者和疑犯均不會誤認或被誤認,以達致公平審訊的法治原則。

不過,這個做法無疑極具爭議,過去不少案例也證明法官往往認為這個做法是不對的。例如在一宗偽造文書案中【註2】,有證人便因為疑犯戴了浴帽而無法辨認,因此法官接納他在庭上認人(庭上認人是非常特殊和極難獲批的,原因是這樣極有可能抵觸「無罪推定」這個重大和基本的法治原則);又例如在另一宗搶劫案中【註3】,警方在認人時安排疑犯與「戲子」戴上眼鏡、浴帽、以膠紙遮蓋口部及附近臉部(情況跟最近這個新聞幾乎一樣),警方聲稱是由於當時疑犯有戴眼鏡、禿頭和有鬍鬚。

可是法官不認同,因為疑犯當時是沒有戴眼鏡、有頭髮和無鬍鬚的。

從上述舉出的幾個案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認人的法律原則,就是警方若要批准疑犯遮蓋頭部特徵,必須基於盡可能模擬案發時疑犯的外表這個原因。

若是如此,便更能證明警方在記者受襲案中根本無合理原因讓疑犯戴浴帽和口罩了,因為從影片可見,在場所有人的頭部均沒有與別不同的特徵,警方容許疑犯遮蓋頭部,反而會令公眾覺得他們是要刁難受害人,從而協助疑犯脫罪。這個,肯定不符合專業標準的做法。

【註1】HKSAR v Choi Wai Kwong (CACC 137/2006)
【註2】HKSAR v Chan Yin Yat (DCCC 748/2004)
【註3】HKSAR v Leung Wai Hong (CACC 383/2003)img-512094920-0001

【文章】在北京跑步?

am730  2015-5-8
B21 | 戶外 | Run

最近我又在北京,以往到那裡,公務和約會都排得密麻麻,別說遊覽,連閒逛的時間都沒有。今次到訪,行程倒是比較輕鬆,於是打算到戶外跑步,這是我到外地任何一個地方旅行或公幹都一定做的活動,是另一番的跑步體驗。但知道北京城的空氣質素是世界聞名地差,不少內地民眾呼籲甚至警告大家千萬不要到戶外跑,還聞說有人因為長期戶外跑而得癌症,最終病故。

城市空氣質素差,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缺乏綠色地帶,以中和城市活動製造的污染空氣。北京市內跑不得,便上網尋附近有沒有郊野公園,可是大國的首都果然大得很,大得連最近的郊野公園也得花超過半小時車程才能到達。這方面,細小的香港反而有細小的好處,想從市區任何一個地方到郊野公園,15分鐘車程必可到達。這對於一個高度城市化的大都會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更是世界各大城市中罕見的。

然而近年政府卻不太珍惜這個難能可貴的優點,愈來愈多聲音暗示明言想要開發郊野公園,以增加土地去興建樓宇。然而,要開發土地,有很多其他方法;更重要的是,郊野公園一旦成了起樓地,就永遠也無法變回郊野公園了。

找不到可以在戶外跑步的地方,最後我決定到酒店內的健身房內跑跑步機。隔在落地玻璃窗外的,是一個如常被霧霾籠罩,灰濛陰沉的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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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在北京行之後

信報財經新聞    2015-5-5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當收到大律師公會訪京團的報名通告時,內心的確掠過一陣猶豫。換了往時,我應該不加思索便報名參加。然而,即使心態再平常,政改方案公布之後,政府聲稱會全力「撬票」,坊間又不斷懷疑泛民會「密室談判」和「轉軚」的氣氛下,不少人都規勸甚至告誡我不要報名參加。選擇不去,無疑是最容易和最穩妥的決定,捨難取易更是人之常情,卻不是從政者應然的選擇—其實,從政本身就是捨易取難的行為。何況除了政改之外,還有其他重大問題是必須與中央當面對話的。

政改固然是中央和香港人眼前最重要和即將揭曉的問題,但「一國兩制」的實踐,政改只是其中一個—儘管是最重要的—關節。無論政改方案—不管是過往的、現在的還是以後的—是否通過,「一國兩制」都是已經開始、正在進行和將要繼續的國策。不過,話說回頭,即使那是將要繼續,卻亦有限期,因為「一國兩制」本身不是一個永續的而是預設實施50年的國策。如果以今年為回歸第18年計,則「一國兩制」只餘32年的壽命。

或許有人會認為現在談「一國兩制」的存廢是言之尚早,可是這個問題其實是迫在眉睫。早於3年前,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便先聲提出,時任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更舉現存的土地契約和一些工程合約的年限為例,認為「一國兩制」有必要及早討論是否在2047年之後繼續實施。得到兩位法律界前輩的啟發,讓我進一步想到,「一國兩制」其實不只是處理地契和合約,而是要來保護香港一直實行的重要制度,例如獨立的司法系統,乃至代代相傳的核心價值,例如各種各樣的自由。如果是這樣的話,香港人要思考的問題,就不是「一國兩制」結束之後香港該如何走下去,而是要爭取「一國兩制」在預設的限期後延續下去。

當然,在去年中央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之後,我與不少香港人都會思疑,即使中央願意延續「一國兩制」,但如果那個「一國兩制」是按照白皮書那樣描述地發展下去,對香港來說肯定不是好事,因為它扭曲了「一國兩制」的原意。無論「一國兩制」變成怎樣,在性質上它始終是香港維持自我的唯一一道屏障,若然它消失了,還能依靠什麼呢?若然大家覺得「一國兩制」現在不夠理想,那麼我們需要做的,不是懷疑它應否繼續下去,而是努力讓它變成我們理想的模樣。

這個責任,落在今天40歲之前的人、包括我身上,因為當「一國兩制」走到一半至2047年時,我們正是那段時間的社會主人翁。就讓我們現在把這個問題記住,然後慢慢凝聚共識,爭取一個大家理想的「一國兩制」能夠在未來的日子一直實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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