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修改基本法的程序與需要

信報財經新聞    2015-7-28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政改表決前後,社會開始有呼聲要求修改《基本法》。這種想法萌生的原因不難明白,蓋今次政改,中央打從開始便強調要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但從中央官員和建制派的言論,到人大作出8.31決定,都令相當部分的港人——尤其是那超過四成希望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的港人——覺得中央對《基本法》的理解不但偏離原意,更有違真正的法治原則,於是有人認為要修改《基本法》,令它更清晰、仔細和具體,讓港人的權利得到更切實的保障。

任何法律的修改都有一套機制,《基本法》也不例外。修改《基本法》的機制載於第159條:

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修改議案,須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分之二多數、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同意後,交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

本法的修改議案在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議程前,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研究並提出意見。

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

如果說通過政改有「五部曲」,那麼照第159條來看,修改《基本法》也有「五部曲」。不過,走這「五部曲」的難度似乎比政改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牽涉的政治板塊更多,包括港區人大和基本法委員會,想要把《基本法》改得更合乎港人的意願,可以說絕對沒有可能。

不過,同樣地,由於立法會是「五部曲」中的其中一步,因此依然能夠發揮防火牆的作用。舉一個假設例子,如果中央打算把《基本法》第三章內所有保障公民權利的條文一筆勾銷,而沒有立法會為市民把關的話,那麼香港人還有什麼權利可言?跟內地人又有什麼分別?香港這城市與中國大陸又還有什麼分別?

由此看來,從下一屆開始的每一屆立法會,就變得愈來愈重要了。正如筆者在這裏提過,泛民和建制派人士都有相近的說法,就是現在正是開始思考「一國兩制」何去何從——即是要延續、結束還是改變的時候了。

無論「一國兩制」的命途怎樣,都必然牽涉《基本法》。若然大家不希望《基本法》修改至面目全非,「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立法會三分之一議員的否決權便是唯一和最後的關鍵力量了。這否決權究竟要交給建制派還是民主派,愛香港和聰明的你,應該曉得怎樣選擇。

把話拉回眼前。今天有民主派主張要修改《基本法》,而屬建制派重量級人馬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認為有人提出這個討論是「自然的事」,那正好反映兩方陣營內都有人認為修改《基本法》並非一個忌諱。可以說,這個話題,從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開始,將會成為每次選舉的重要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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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香港需要集體訴訟

信報財經新聞    2015-7-21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啟晴邨爆出食水含鉛超標醜聞,筆者身為房委會委員,所以特別留意這宗新聞。

那天放下報紙時,想起十多年前一套改編自1952至1966年間在美國加州發生的「欣克利地下水污染事件」(Hinkley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的電影,中文譯名叫《永不妥協》(Erin Brockovich)。

故事講述任職律師樓的女主角執拾文件時,發現某小鎮的水質受到重金屬六價鉻離子污染,嚴重威脅居民安全,罪魁禍首是一家供應天然氣和電力的大企業;事件卻一直為人隱瞞,她於是協助居民向該企業展開集體訴訟,最終獲得數以億計美元賠償。

這電影是講述集體訴訟的經典作品。香港的鉛水事件能否照辦煮碗,以目前的形勢來說,絕對是不可能的,原因是沒有集體訴訟的機制。

所謂集體訴訟,是指原告人代表其本人和所有其他人,向被告一方對他們造成相同或相近的損失,就相同的法律或事實問題提出訴訟。集體訴訟在不少法治先進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和澳洲等實施已久,奇怪的是,獲譽為法治精神和制度俱優的香港,卻從未推行。

其實,香港法律界一直有引入集體訴訟的呼聲。2006年,法律改革委員會委任集體訴訟小組,研究香港引入集體訴訟的問題;2008年,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比較與研究不同地方的集體訴訟機制,並於2009年召開會議討論,會上不同派別的議員均支持香港推行集體訴訟;同年,法改會的集體訴訟小組亦提出建議並展開諮詢,於2012年完成報告,同樣支持引入集體訴訟,指出的好處包括加強尋求司法公正的渠道、減少訟費、較大機會得到一致的裁決等等。

香港並非完全沒有類似集體訴訟的做法,消費者委員會的訴訟基金的審批條件便類似集體訴訟的原則,如它在基金簡介中,便點明它是「協助在同一宗交易或一連串交易上涉及共同的法律或事實問題的消費者聯名索償」、「在行政上將案件的訴因或索償相類似的個別消費者集合起來,安排他們的案件同時或接續聆訊」。

只是最重要的兩個元素:原告人可同時代表沒有參與訴訟者,以及未參與訴訟者一同受惠於法庭裁決,卻不是基金的權限。畢竟,這是司法制度的問題,不是一個公營的投訴部門能越俎代庖的。

事實上,由於缺少集體訴訟,香港已錯失不少機會。如上周筆者提及,香港之未能推行「同股不同權」的股票制度,最重要的原因是沒有集體訴訟,令小股東沒有有效的法律保障,大大增加投資風險。

港交所曾經表示集體訴訟並非推行「同股不同權」的先決條件,某些金融界人士亦說集體訴訟是一個更棘手的問題,在考慮推行「同股不同權」時難以一同處理。

然而,正如筆者上述簡介,法律界方面早有清楚和一致的共識,更已制訂設立集體訴訟的方案,現在只欠政府的立法工作。律政司對一個法律界的多年要求、對市民百利而無一害的建議遲遲沒有反應,原因為何?實在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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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香港制度 為與不為

信報財經新聞    2015-7-14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股神」畢非德有句名言:水退之後,才知誰在裸泳。原意是指當股市從高位回落時,就知道哪些公司是真材實料;近日內地和香港股市大起大落,正可反映兩地的金融制度,借畢非德名句形容,也許算是貼切。

當內地股市愈來愈開放、制度愈來愈改良,大家都合理地期望它會愈來愈市場化和自由化,詎料一個大跌市,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模式便原形畢露。總理李克強「暴力救市」硬指令一下,各種招數紛紛出籠,而且愈出愈奇,從降息降準(減低利息和銀行儲備金率)、減交易費、以社保基金入市、要求公司高層回購股票、指令證券公司只准買不准賣,到最後甚至出動公安部嚴查惡意沽空;有些招數是制度內的調控,不違反市場原則,但大部分都是政府直接以行政強權操縱經濟行為。這樣一來,便讓全世界見識到中國的「市場」,說到底其實不是市場。

中港兩地經濟融合,內地打個噴嚏,香港便會感冒,所以當中國股市大跌,香港也出現大熊市,一天跌超過2100點,創下單日最大點數跌幅紀錄。值得欣賞的是,特區政府絲毫沒有想過「出招」,尊重市場的自我運作機制;儘管香港與內地經濟唇齒相依,但慶幸兩地的政府角色和市場制度還是不同的,即使中港同樣蒸發不少財產,香港卻沒有連自身的制度也犧牲。

香港的市場制度雖然優良,卻還未十全十美。比如說在應對股市大幅波動方面,香港便欠缺「停板機制」(circuit breaker)。這是一個控制股票交易風險的制度,當指數或股票價格的升跌幅度超過指定幅度時,便會觸發機制而暫停市場或股票交易一段時間,讓交易員和市場有足夠時間冷靜考慮之後的交易該怎麼辦。停板機制源於美國,不少歐洲和亞洲國家均有採用,新加坡也於今年上半年引入。就這一點,香港似乎有點落後於世界先進經濟潮流。

不過,香港有望短期內「追落後」,事緣港交所今年3月完成引入停板機制的諮詢。儘管業界對此不無異議,但諮詢結果是大部分意見支持。只是政府對此態度頗為反覆,在上月一個立法會委員會中,筆者問及引入停板機制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這邊說可以考慮,那邊又說這樣可能扭曲市場。筆者希望政府能夠尊重港交所的諮詢結果,盡力配合有關的政策和立法工作。

香港制度的好,不但見諸「有所為」,亦見諸「有所不為」。早前內地巨企阿里巴巴放棄來港上市,原因是香港沒有「同股不同權」制度。事後不少人大表可惜,港交所更認為香港應該跟隨其他國家實行「同股不同權」,並展開諮詢。然而,外國有此制度,皆因有其他制度配套,如集體訴訟;在沒有其他制度配合下實行「同股不同權」,只會為投資者帶來極大風險。慶幸的是證監會迅速否決,讓這個建議止於未發,讓香港的股票市場保持穩健和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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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港督金文泰的馬路

am730  201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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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表決了,自己提出的「一國兩制」議案也完成了,雖然都不是令人高興的結果,但好歹是完成了,心情放輕鬆不少。趁周末天氣好(也很熱),選了一條較新鮮的路徑跑步,就是金督馳馬徑及金夫人馳馬徑。

光看名字想像一下,應該猜到這兩條山道的緣起。金督,指的是第17任港督(1925至1930年)金文泰爵士(Sir  Cecil Clementi);馳馬徑,即是說這條路原本是讓馬匹走的馬路。事實上,他與其夫人便經常策馬於此山道郊遊,故名。

金文泰爵士是一位很特別的港督。他熱愛中國文化,在港英政府任職時,即學曉廣東話和北京話,並鑽研中國詩詞,更寫得一手好書法。或許是由於他對中國文化有特別感情,所以他在任內做了不少本地化的政策,最突出的是他委任周壽臣爵士入行政局,成為首位華人議員;另外他又大力發展中文教育,分別於1926年成立首間官立中文中學及1927於香港大學增設中文系。此外,他很關心社會基層,任內廢除了「妹仔」制度,改善貧民區衛生,興建九龍醫院和瑪麗醫院,以及成立醫務衛生局,專門處理風土傳染病,最終令曾經一度肆虐的鼠疫絕跡香港,瘧疾等傳染病也受到控制。

在這條馳馬徑跑步,遙想金文泰爵士的政績,心想特區的官員如果可以像他那樣多一點站在香港人一方思考,多一點關心社會草根的生活,香港又怎會變得今日如斯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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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新國家安全「法」?

信報財經新聞    2015-7-7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不知道原為巧合,還是精心安排,今年7月1日,剛好離2003年反23條的七一大遊行一紀年(即12年)之時,內地通過新的《國家安全法》,並把香港、澳門和台灣包含在此法當中。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召開記者會時,即有香港記者問及新《國安法》是否適用於香港,香港的官員和時評亦紛紛就此發表言論,足見新《國安法》確實再一次觸動香港人蟄伏十多年的神經。

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鄭淑娜在回應香港記者提問時,說「根據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規定,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外,不在兩個特別行政區實施。《國家安全法》並未列入兩個《基本法》附件三」。

由此可見,新《國安法》之不適用於香港(或不能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不是單憑中央官員的三言兩語,而是靠《基本法》的憲制保護。《基本法》第18條訂明:「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新《國安法》既不屬於國防和外交事務,自然不能納入《基本法》附件三,那麼,即使它把香港涵蓋其中,但其效力是不能夠延伸至香港境內的。

如果有仔細閱讀新《國安法》的話,應該會覺得它像一份政策文件多於一條法律。當中近7000字的內容,充其量只算是一份共產黨的政策文件,既鮮見細節,連特定的刑罰也欠奉,只有大量的「義務」,諸如「保護人民根本利益」,以及「採取必要措施」保護國家安全等等;第15條則訂明「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

不少人擔心新《國安法》或會適用於香港,甚至可能成為香港法律的一部分。不過,認識我們法律制度如何運行的人,大概知道新《國安法》不可能在香港實施,因為像這樣抽象和政策導向的所謂「立法」,是不可能在實行普通法的地方(如香港)執行的,因為普通法的法官和律師只會理解那些指明一個人的法律義務和權利的具體和精準的法律語言,而不會理會一些模糊的黨政式文件。在香港的法制之下,新《國安法》根本算不上是法律,受尊重的法官也不會引用這樣的「法律」去審案。

話分兩頭,內地通過新《國安法》,是否意味香港便有迫切性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呢?

第23條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就立法時間而言,條文的重點是「自行」,也就是特區按自己的評估去判斷該何時立法,而毋須因應中央的舉措或言論而強行立法。2003年特區政府就第23條立法時觸礁,正是第23條賦予香港可自行立法的權力的最佳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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