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第三方助訟

信報財經新聞    2015-10-27
A20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近年大家看電視,應會看到一個政府廣告,內容是這樣的:一個包着繃帶的傷者躺在病床,妻兒子女一臉愁容,陪伴在側;一對陌生男女捧着鮮花、水果和湯水走進病房,自稱索償代理,可以借錢給他們,幫他們找律師追討賠償,還保證「不成功,不收費」。

這時傷者忽然醒來,叫家人千萬不要相信這對男女,因為他們的收費正是要瓜分他應得的賠償;還說根據香港法例,索償代理的行為可能構成「助訟」或「包攬訴訟」等刑事罪行,最高可判處罰款和監禁7年。

近年大家可能不時從新聞報道中聽到一些法庭就「助訟」或「包攬訴訟」的案件宣判罪成。「助訟」和「包攬訴訟」是普通法中的刑事罪行,根據Unruh v Seeberger(﹝2007﹞10 HKCFAR)這宗有關「助訟」和「包攬訴訟」的著名案件,終審法院在判詞中為「助訟」和「包攬訴訟」下了明確的定義:

「助訟」是指肆意和擅自介入他人的糾紛中,而被告人在當中並不涉及任何利益;其向某一方或另一方提供協助,並不存在任何適當理由或辯解。

「包攬訴訟」則是「助訟」的其中一種,從事「包攬訴訟」的人會協助當事人打官司,但當事人須把所爭議財產的其中一部分給予他作為報酬。

禁止「助訟」和「包攬訴訟」始於十四世紀的英格蘭,原意是防止有人妨礙司法公正,以及避免無聊和瑣碎的興訟;至於保護市民權益,以免他們受騙,則是訂立這兩項罪行的另一個重要作用。

法律改革委員會近期發表諮詢文件,就「第三方資助仲裁」展開公眾諮詢。由於「第三方資助」在性質上與「助訟」和「包攬訴訟」極之相似,因此諮詢文件一開始便要處理這個問題。

或許大家會覺得奇怪,政府一方面努力宣傳反「助訟」和「包攬訴訟」,另一方面,法改會卻提出一項反其道而行的建議,豈非互相矛盾?

其實兩者並無矛盾,因為訴訟和仲裁本身是兩套不同的法律程序。仲裁是訴訟之外,同樣有成文法(香港法例第609章《仲裁條例》)賦予它合法性和有效性,卻比在法庭打官司更方便的另一種解決法律爭議(不包括刑事罪行)的途徑。

此外,根據近年一些案件的判決,「助訟」和「包攬訴訟」的涵蓋範圍已經縮窄,在某些情況下,例如第三方在案件結果中有合法權益等等,第三方資助訴訟便不屬於「助訟」和「包攬訴訟」行為;因此嘗試在仲裁方面容許第三方資助,必然有助仲裁在香港的發展,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其中一個國際主要仲裁中心的地位。

當然,容許第三方資助仲裁並非毫無潛在風險,例如可能有利益衝突,以及違反法律專業保密權等等。不過,只要法例寫得嚴謹,應可把這些風險減至最低,從而讓仲裁各方,尤其是受資助者得到最大的保障。進一步說,若第三方資助在仲裁方面得以健康發展,相信有助考慮在民事訴訟中容許第三方資助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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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殺郵筒 表忠誠

信報財經新聞    2015-10-20
A22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或許是梁振英政府已經無能到一個程度,要獻媚表忠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所以當梁振英訪問倫敦,出席一個工商界午宴,遲到後還沾沾自喜地說是為了看掛在街道旁的中國國旗;甚至連一個民間學術社團全國港澳研究會的會長陳佐洱在一個論壇上說香港要「去殖化」,不一會郵政署便宣布計劃以鐵板遮蓋殖民地時代的郵筒上的英國皇室徽號,並把部分現役郵筒移走作文物觀賞。

這批舊郵筒,最老的已有過百年歷史,上面的英國皇室徽號是香港在英國殖民地管治下的歷史標記。若然把這些徽號遮蓋,其實無異於給「辛亥革命」刪掉「辛亥」兩字,在「南京大屠殺」拿走「南京」……把歷史異化,變成純粹的名詞,所以把那些徽號遮蓋,其實是把一件歷史文物變成一個普通郵筒。

郵政署回應傳媒查詢時,為計劃提出兩個「理由」:

一、這些郵筒「不合時宜」。但試問哪有歷史文物和古董是「適合時宜」?反過來說,這些郵筒「不合時宜」,其實也是罔顧事實。據前郵政署署長所言,回歸時特區政府已有指令,可繼續使用這些舊郵筒,它們現在仍然發揮收集市民信件的郵政功能,與其他「適合時宜」的郵筒沒有分別。

二、要統一新舊郵筒的標誌,方便市民識別。其實,這些本來是紅色的郵筒,早於主權移交時已為了宣示回歸中國而塗上綠色。回歸至今18年,沒有聽過市民或郵差因為分辨錯誤而寄錯信或收錯郵件。這樣看來,所謂「方便識別」,不外乎是無病呻吟。

說穿了,「不合時宜」和「方便識別」,大概只是謎面,謎底其實是「政治不正確」。以政治正確為最大考慮,本是內地的習氣,如今已在香港風行。不考慮價值和功用,只看重政治正確,又豈只是舊郵筒的遭遇,還有各大院校的人事任命。以非學術的標準否定陳文敏教授的學術成就和資歷,本身就等於告訴大家,他們是因為陳教授的政治立場而否決他當副校長的任命;委任一個聲言要解散學生會,又不肯公開承諾會維護學術自由的何君堯當校董,本身就等於告訴大家這是因為他們曾經落力「反佔中」而得到梁振英的政治酬庸。

只求政治正確,不顧價值和功用,是新中國立國以來的致命點。多少有價值的思想、人才和物件就是因為這個思維驅動下的運動而毀於一旦。這是為什麼當內地還「沉迷」於政治運動時,香港卻正值騰飛時代;即使近年內地經濟發展起來,但世界的眼光還是認為香港比內地更文明和先進。今天我們守護舊郵筒,不是因為戀棧英殖時代,而是珍惜傳統價值和歷史,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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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曾蔭權案之外的問題

信報財經新聞    2015-10-13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多年來只聞樓梯響的「曾蔭權案」,上星期終於正式落案起訴。大概由於案情早由傳媒廣泛報道,公眾對案件本身的議論不大,反而由此案延伸出來的一些問題,倒是引起更大的關注。

首先,當然是有關行政長官沒有納入《防止賄賂條例》(下稱「條例」)第3和第8條規管的問題。儘管曾蔭權現在的控罪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但事件於3年前揭發後,他委任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為主席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的其中兩項重要建議是修訂條例第3條,設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審批特首收受利益,以及修訂第8條,規定與政府進行任何事務往來的任何人士,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向行政長官提供任何利益,即屬刑事罪行。

現任特首梁振英於當選前後,曾揚言歡迎委員會的建議,會盡快落實,但惟有這兩項至今仍無寸進。公眾固然質疑那是由於梁振英本身疑似在UGL事件中收受利益,故當然不會修訂條例作繭自縛。其實,即使今天修訂條例,刑事法律是沒有追溯力的,若是如此,梁振英之遲遲不修訂條例,大概是不全然如政府行政署所說的因修例建議涉及憲制、法律和運作層面的問題,以及可能對現行條例造成影響,而是可能有更耐人尋味的理由了。

其次,關於行政長官有無刑事豁免權的問題。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在電台節目中指出,特區政府有不成文規定,不會檢控在任特首。不檢控在位的政府首長(或曰在任政府首長有刑事豁免權),其實很多國家也有類似做法,但她們也有明文法律訂明當中的規範,讓政府首長的豁免權是由法律賦予,而不是基於沒有法律去規管政府首長,令人以為他有「超然」於法律的觀感。

歸納世界各國有關政府首長刑事豁免權的法律和安排,可得出三方面的大原則:一、這個豁免權只限於政府首長在任期間不受檢控,而不是指本來屬於犯法的行為變成合法,因此一旦下台(無論因為彈劾還是任期完結),即可能回溯追究;二、若政府首長以其公職身份履行職務或行使職權期間所作出的決定或行為,均可獲得豁免,但涉及有關叛亂、叛國和賄賂罪等除外;三、反過來說,一切非因公職身份而履行職務或行使職權作出的行為,則一律不獲豁免。

因此曾蔭權卸任後才被檢控,大致是符合政府首長刑事豁免權的原則的(但必須重申,要待3年之久是不合理的)。然而,若不是梁愛詩「爆料」,大家實在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不成文規定。或許在修訂《防止賄賂條例》的同時,我們也應該考慮就特首的刑事豁免權立法,免得喜歡把權力用到盡的梁振英可以恃着這個不成文規定而無限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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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馮敬恩的取捨

信報財經新聞    2015-10-06
A20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港大校委會就任命副校長(學術及人力資源)一事作了決定。然而,副校長一職依然懸空,證明校委會根本沒有解決問題,只是「解決」了一個人。儘管這個結果早有預示,但愈不合理的決定,便愈發令公眾希望得知決定的理由。情況就如一個學生若準時上學,學校固然毋須查問原因,但若然學生遲到,老師自然要查根問柢了。

校委會會議既不公開,委員亦有責任保密會議內容。在公眾可能蒙在鼓裏,部分校委可能「揚長而去」之際,校委會的學生代表馮敬恩同學迅速召開記者會,披露反對物色委員會唯一推薦人選的校委的理由。那些理由是否合情合理,大概已有公論,惟馮同學的舉措,卻不無爭議。究竟在遵守保密協議和維護公眾知情權之間,是否只許幾人保密,不許大家知情呢?

同屬普通法地區的澳洲,便有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v. John Fairfax & Sons Ltd(1980)147 CLR 39這一案例,它說明當政府及/或公營機構的行為涉及重大公眾利益時,公眾知情權便可凌駕保密責任。

事緣1975年11月28日,葡萄牙殖民地東帝汶宣布獨立,10天後(即12月7日),印尼入侵東帝汶,並把她吞併為一個省。其時一家澳洲傳媒披露澳洲政府似牽涉其中,澳洲政府認為傳媒披露的資料屬於機密,故入稟法院禁止出版。

不過,時任澳洲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梅師賢(Anthony Mason CJ,即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2013年獲頒大紫荊勳章)在判辭第27至29段指出:對於一個市民來說,披露其事務使他的行為被公眾討論和批評,或許足以對他構成損害。然而,出版有關政府行為的資料,如果只會引起公眾討論和批評的話,則很難說會對政府構成損害。在民主社會裏,限制那些促進公眾去討論、檢討和批評政府行為的政府資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法院會按照公眾利益去判斷政府聲稱的保密,除非披露有可能損害公眾利益,否則該等資料不會受到保護。法院不會限制那些只是把政府過去的工作的資料出版,即使該等資料不是公共財產,亦不會對社會的其他方面構成損害。披露本身會透過持續地讓公眾知情及促進公眾對公共事務的討論而滿足了公眾利益。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的行事指引及守則》本身要求校委會委員在行事時要恪守以下七大原則:無私(Selflessness),指考慮公眾利益,排除私人考慮;獨立(Integrity),不應受制於與外界組織或人事的關係;公正(Objectivity),特別是在任命人選時應考慮人選的能力(merit);問責(Accountability),其決定和行動均須向公眾問責,被公眾審視;公開(Openness),所有決定和行動均應盡可能公開,解釋理由,並只有在更大的公眾利益的情況下才可以限制公開資料;誠實(Honesty),在有潛在利益衝突時作利益申報;示範(Leadership),委員應以身作則,支持上述各項原則。

由此可見,校委會和各委員本身有責任讓公眾知道其決定的理由,保密根本不是迴避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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