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給特教需要兒童的聖誕禮物

信報財經新聞    2015-12-29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最近公布《退休保障 前路共建》公眾諮詢文件,不論諮詢文件內容,還是司長本身言論,均激起各方批評。其實較早一點時間,司長宣布啟動為期兩年的「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下稱「試驗計劃」)可算是德政,對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和家長來說,是翹首以待、姍姍來遲而意外地提早來到的聖誕禮物。

誠如司長在啟動禮所言,「試驗計劃」無論形式或規模都是社福界前所未有的。政府從獎券基金撥出4.22億元予協助營辦的16個非牟利機構,為2900多名(現時特教服務輪候冊上近一半人數)學童提供外展及「中心為本」服務【註】。受惠人數這樣大幅增加,確是史無前例。

筆者自參與「智障學生十八歲無書讀」司法覆核一案,到草擬特教法案這幾年間,最常聽到民間對政府的批評,是她沒有為有特教需要的兒童制訂長遠和全面的支援措施和配套,只懂「畀錢」(夠不夠還要另作別論)。政府的理由是,以現金津貼或基金形式,由機構和學校按用家需要自行設計服務,做法較靈活和切合有特教需要兒童的情況。雖然「畀錢」的確具有彈性,卻也欠缺持續性和一致性,因為一旦津貼或基金突然結束,所有計劃便要立即停止;況且任由機構和學校自行設計服務,也會令各種服務可能變得良莠不齊。

其實,不用說民間機構和學校, 政府在特教政策上本身已欠連貫性。6歲前的學前康復服務由社會福利署負責,6歲後的教育服務則由教育局負責,而評估工作則由衞生署負責。名義上是分工合作,實際上是各自為政,令特教兒童在升學階段往往青黃不接。

如今政府推出「史無前例」的「試驗計劃」,證明她終於不再敷衍地只懂「畀錢」提供津貼或設立基金,卻讓有特教需要的兒童、家長、學校和社福機構自生自滅,而是肯正本清源,政策先行,促進局署協作。司長在啟動禮中許下宏願,說未來將加強幼稚園教師在有關方面的培訓、研究增加各類治療師的人手配套,務求做到「零」輪候時間,「及早識別,即時介入」。筆者相信,這個也是特殊教育中各持份者的共同願望。

當然,最理想的還是訂立《特教法》。畢竟法律正正是要求持續性和一致性,若然有法可依,香港的特教發展必定能夠長遠和平穩地進步下去。

註:外展服務是由協助營辦的非牟利機構派出社工、職業治療師及臨床心理學家等專業團隊,直接到普通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支援有特殊需要兒童、為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的教職員提供專業諮詢服務、舉辦講座及研討會等,協助家長以正面的角度和技巧培育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中心為本」的服務則安排學童和家長到營辦機構的中心接受康復治療和訓練;營辦機構亦可因應服務空缺而向正在輪候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評估服務的學童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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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用跑嘆世界

am730  2015-12-24
A49 | 戶外 | Run

馬拉松,是一項挑戰體能極限的運動。四十多公里的跑道,光是想已經覺得辛苦。每年當有馬拉松舉行時,例必有運動專家告誡參加者要量力而為,有時甚至會發生跑手在跑馬拉松時猝死的不幸事件。既然如此,跑馬拉松又怎能跟「嘆世界」拉上關係呢?

所以當友人莊曉陽說他有份合著一本叫《馬拉松˙歎世界》的新書時,便覺得有點不可思議。而因為他想我為這本新書寫幾句推薦話,於是有幸先睹為快。曉陽是跑步愛好者,他在書中分享了在不同地方跑步和比賽的經歷,既可以為同樣有心到外地參加跑步比賽的朋友作指南,而對那些非跑步愛好者,卻喜歡去旅行的朋友(這類朋友應該多很多)來說,這本書是從一個新鮮的角度去欣賞世界各地的風物和人情的遊記。

其中一篇饒有趣味的文章,是曉陽到法國梅鐸(Medoc)參加馬拉松的故事。他說梅鐸馬拉松是一個「要你不要太嚴肅、不要太認真、不要跑得那麼快,要你用吃喝玩樂的態度,好好慢慢享受沿途的美酒佳餚」的賽事。

這樣的馬拉松很奇怪吧?為甚麼呢?原來在這個比賽中,參賽者不單可以邊跑邊喝紅酒,甚至可以在休息站品嘗生蠔、牛排、雪糕等美食。這樣的馬拉松,果然別開生面得有點不像馬拉松,倒像一場豐盛的野餐。然而這個正是法國人的風格,就是講究悠閒與享受。

這樣說來,「嘆」其實不在於做甚麼,而是以甚麼心態去做甚麼。即使辛苦,但如果以享受的心情去做的話,便稱得上「嘆」了。自問也是一個愛跑步的人,實在期望有機會如曉陽那樣,以自己的雙腳,用跑步的方式去「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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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本法附件三原意

信報財經新聞    2015-12-22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俗語有云:「醜婦終須見家翁」。關於「一地兩檢」,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多方追問下,逐漸透露腹稿,表示正積極研究是否把相關內地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容許內地人員在香港特定範圍執法。

把內地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唯一的法律依據是《基本法》第18條:

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最關鍵的規定是,「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其實,條文的字眼和意思很簡單,但發揮的作用卻極其重要,就是把絕大部分內地法律限制於香港境外,保住「一國兩制」。

必須限制的內地法律,固然包括內地的《出入境法》。但袁司長說要「借助」附件三,於是有人出主意,指內地人和香港人返回內地,不屬香港自治範圍的事,故內地的《出入境法》也「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然而,何謂「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筆者翻看「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概覽」,當時草擬第18條時,草委們其實是在商議如何處理國防、外交、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等方面的全國性法律。惟他們認為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這兩個概念並不清晰,難以界定,因此最終把此概念歸納為「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其實,這個安排不難理解,國防與外交,很多時是要處理領土問題;此外,由於歷史因素,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還處於分治狀態,故所謂國防與外交,是要同時處理國家統一問題。

此外,還有第154條訂明:

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照法律給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合法居留者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旅行證件。上述護照和證件,前往各國和各地區有效,並載明持有人有返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利。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

由此可見,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出入境事務,肯定是香港自治範圍的事。若然連《出入境法》都可以解作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其他內地刑法也能作如是解了。比如說《國家安全法》,國家安全固然不單是香港自治範圍的事,那麼內地的《國家安全法》便可以納入附件三在香港執行了?

香港市民之所以對我們的法治有信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在香港境內不會有內地官員執行內地法律。如果為「一地兩檢」而打開缺口,肯定是「一國兩制」崩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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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讓版權例真正與時並進

信報財經新聞    2015-12-15
A20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在當今追求資訊流通和表達自由的網絡年代,在如何保護版權擁有人的私有產權和維護社會大眾,特別是網絡使用者的創作和表達自由之間作出平衡,是極複雜和富爭議的話題。因此每次政府提出有關《版權條例》的修訂,無論2011年還是目前《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都會引來高度關注甚至尖銳矛盾。

平心而論,正在立法會待議的《條例草案》,比2011年政府提出的版本,以及比現行《版權條例》的確有明顯改善,對網民的保障也增加不少。專門辦理版權法案件的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資深大律師與在「古惑天王」案中代表被告人的潘國雄大律師已在傳媒訪問中表達這個看法。

《條例草案》引入「公平處理」(fair dealing)原則,為以評論時事、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為目的的作品,在非用作商業或牟利用途的情況下提供豁免,不視作侵犯版權行為,免卻刑事或民事責任。

儘管如此,《條例草案》對網民的保障尚未周全。在一個法治社會裏,除明文法律之外,還有各種契約規限人的權利和自由(最明顯的例子是僱傭合約)。在這方面,《條例草案》便衍生一個漏洞——沒有訂明私人合約不能限制《條例草案》豁免的作品和行為,變相讓版權擁有人或第三者可能在合約中加入條款,限制他人從事《條例草案》容許的上述那些創作和表達的權利。

讓筆者舉一個假設例子,相信讀者會更容易明白:如果Facebook在使用條款中要求用戶不刊登或不傳播以評論時事、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為目的的作品,那就等於禁止網民在Facebook作出以上行為,也即是私人合約凌駕法律,甚至是私人合約含有違反法律的條款。

其實,根據普通法原則,任何私人合約都不能凌駕或違反法律。英國的版權條例也明文規定不能以私人合約方式限制豁免的行為,因此筆者早在審議條例的法案委員會中,便提出政府現在既然是參照英國的法例去修訂《版權條例》,那除了引入「公平處理」的豁免原則外,還應該一併仿效英國的做法,加入「豁免凌駕合約」的條文,令所有私人合約即使有限制條例豁免的創作或行為的條款,都自動失去法律效力和不能執行。

誠如政府所言,現時的《版權條例》已經太落後,須作修訂以與時並進,這個筆者相信沒有人(包括網民)會反對。然而,要與時並進的,不應只是對版權擁有人的保障,而應該同步加強市民的創作和表達權利的保障。

因此,政府應該接納議員的修正案——除筆者加入的「豁免凌駕合約」條文外,還有其他議員提出引入「公平使用」(fair use)和「個人用戶衍生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原則的修正案,這些都是在版權法發展領先地區採納的原則,可視為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向。香港如要成為創意產業中心,應該由現在開始便追上這個法律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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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讓車上檢替代一地兩檢

信報財經新聞    2015-12-8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高鐵還未通車,已好像走進一個死胡同——工程不斷超支,即使有所謂封頂協議,也不等於以後不再超支;與此同時,政府依然非常積極地與內地研究違反《基本法》的「一地兩檢」,香港的法治和「一國兩制」可能會步向崩塌邊緣。

因此,如果把高鐵與「一地兩檢」綑綁起來,那它所帶來的所謂經濟效益,也永遠不能彌補為香港帶來的毀滅性損害。

既然如此,必須在「一地兩檢」之外另闢蹊徑。「車上檢」是一個比「一地兩檢」更好的方法,因為它既無「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卻可發揮與「一地兩檢」的相同效果。

「車上檢」分兩個步驟:

一、預先登記

乘客在香港憑證件購票時,入境處官員先行記錄證件資料,然後把證件資料交予內地執法人員;

二、車上檢查證件

內地執法人員先駐在列車,當列車進入內地司法管轄區後,即以官員身份檢查乘客證件。

由於香港至福田站的一段車程只有10多分鐘,為免延誤行車時間,可考慮以福田站為目的地的乘客下車後在車站做檢查。至於以廣州南站為目的地的乘客,則由駐在車上的內地官員檢查。從進入中國境內至廣州南站,車程半個小時,相信有足夠時間讓內地官員執法;若遇有可疑人物,或發生違反內地法規的事件,則可在下一個內地車站請相關乘客下車處理。此外,行李是否藏有危險品,香港入境處可先檢查,毋須內地官員幫忙(機場的通關檢查便是如此)。

若然這個做法可行,為何還要堅持「一地兩檢」變相為雙重檢查?

「車上檢」的最大優點是完全不會增加行車時間,也與「一地兩檢」的效果一模一樣,卻不似「一地兩檢」那樣違反《基本法》。其實,「車上檢」在其他地區或國家的跨境列車早已行之已久,相信在中港高鐵上也可施行。

現在是我們要做抉擇的時候:對香港來說,究竟是一條高鐵重要,還是法治制度重要?在沒有高鐵之前,香港已經是一個成功的國際級城市,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正是我們有法治;相反,內地高鐵縱橫交錯,卻沒有誰因而覺得她文明先進,原因正是她沒有法治。

可見一個地方是否成功和進步,最重要的是有良好的制度,先進的硬件只是次要;沒有高鐵,我們頂多只是浪費數百億元,但失去法治,是多少個百億也買不回來的。

高鐵與法治是不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當然不是,所以我們才提出以「車上檢」替代「一地兩檢」的方案。雖然是替代品,但「車上檢」絕對不是次貨,反而是一個比「一地兩檢」更好的方案。特區政府特別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應該立即停止「一地兩檢」的研究,轉而探討「車上檢」,讓高鐵可以在較少的爭議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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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車上檢」:一個比「一地兩檢」更好的方法

明報 2015-12-4
A35 | 觀點

廣深港高鐵是回歸以來一大夢魘式的基建工程。打從一開始在極度爭議聲中通過工程撥款,然後不斷超支和延遲通車日期,還有更要命的是政府死心不息地研究一個在《基本法》規定下絕對不可行的「一地兩檢」。最近律政司長袁國強在北京與內地官員會面後,更明言希望高鐵通車時可落實「一地兩檢」,但若要做到,就必須讓內地官員在香港執法,並會朝着這個方向繼續研究。

研究「一地兩檢」只有兩個結果

做工程,只要肯花多些錢,請多些人,日以繼夜地開工,最終總會完工(是否物有所值則另作別論)。然而法律問題不是工程項目,不是肯多請幾個律師,長年累月地研究,便能夠找到辦法,甚至令違法變成合法。其實早在立法會討論高鐵撥款時,不少議員和民間社會已質疑「一地兩檢」在基本法規定下是不可行,過去多年亦有很多法律界同業指出它是違反基本法,卻沒有法律意見說明它怎麼能夠不違反。然後經過那麼多年的討論和研究,連律政司到現在還不敢確定「一地兩檢」在法律上可行。這樣已足以證明「一地兩檢」是切實不可行的,再花時間去研究,結果只有兩個,不是徒勞無功,就是走火入魔——袁司長說必須讓內地官員在香港執法,正是走火入魔的表徵。

筆者在今年5月26日一篇題為〈高鐵引申法律四問〉的文章中(刊《信報》),已簡明和全面地闡釋了「一地兩檢」為何在基本法的規定下不可行的法律理據,於此不贅。這裏要補充一些較旁支但更混亂的法律問題:若然實施「一地兩檢」,除了在西九龍總站劃出一個地方作為內地司法管轄區外,整條鐵路——包括列車以及行經路段——那一大片香港土地是否都要劃作內地的司法管轄區?若然有人在列車上犯法(例如打架),或是列車在行駛時惹起法律爭議,例如發生意外導致人命或財產的損失,究竟是根據香港還是內地法律處理?該路段的維修保養和安全措施,該由香港還是內地負責?又或者因高鐵而衍生的環境問題,究竟香港的環境影響評估是否適用?

誠如近年一句流行語所言:辦法總比困難多。筆者之所以孜孜不息地舉出「一地兩檢」有那麼多法律難題,除了論證「一地兩檢」不可行外,更重要的是想帶出「一地兩檢」不是唯一的方法,實在還有其他方法能夠發揮與「一地兩檢」相同的效果,卻無「一地兩檢」所衍生的問題。那個方法,可以叫做「車上檢」。

「車上檢」有兩個步驟:第一步是預先登記。其實曾經在內地乘搭高鐵的朋友早有此經驗,就是需要憑回鄉證購票(內地人則憑身分證)。所謂預先登記,就是乘客在香港憑證件購票時,香港的入境處官員記錄其證件,然後將證件資料交予內地執法人員。接着第二步便是「車上檢」,讓內地執法人員駐在列車上,當列車進入內地司法管轄區後,即以內地官員身分執行內地法律。然而,由於從香港到福田站一段車程只有14 分鐘,因此為免延誤高鐵的行車時間,可考慮以福田站為目的地的乘客下車後在車站內做檢查。至於以廣州南站為目的地的乘客,則由駐在車上的內地官員檢查。時間方面,從進入內地境內至廣州南站,車程約有30 分鐘,相信足夠為那些乘客做檢查。若遇有可疑人物,甚至已經發現有違反內地法規的事件,則可在下一個內地車站請該乘客下車處理。

有相同效果沒「一地兩檢」缺點

「車上檢」的最大優點,是完全不會增加高鐵的行車時間,這個與「一地兩檢」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雖然,以福田站為目的地乘客無法做到「車上檢」而需要在福田站做檢查,可能會多花少許時間,但這個方法可以完全消弭違反基本法和破壞「一國兩制」的風險,相信香港市民會認為是值得的。

高鐵的精髓在於「快」,相信沒有人會否定,因此無論在硬件和軟件上,都以快速和方便為目標, 「車上檢」是一個與「一地兩檢」有相同效果,但完全沒有「一地兩檢」的缺點——即違反基本法——的方法。况且「車上檢」在其他地區或國家的跨境列車早已證實行之有效,不時到外國公幹和旅遊的政府高官們,理應知道有這個方法存在。不去探討容易的方法,反而研究極複雜甚至是不可行的方案,似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政府堅持要做「一地兩檢」,解決高鐵通關問題說不定只是幌子,實際上是要弄一套機制,為日後讓內地官員來港執法大開方便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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