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律師會統一執業試

信報財經新聞    2016-1-26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2016年是充滿變動的一年,法律界也不能獨善其身。律師會早前突然宣布,理事會議決由2021年起,法律系畢業生必須在其設立的「統一執業試」(Common Entrance Examination, CEE)取得及格成績,才可以當實習律師,然後正式成為執業律師【註】。此舉可謂實質改變了法律專業行之有效的資歷架構系統,從而為法律界的生態帶來重大和深遠的影響。

或許在這裏簡單說明一下香港培訓律師的制度。若然要成為法律執業者,除了要取得法律學士資格外,還要完成由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或城市大學提供的《法學專業證書》課程(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一般簡稱PCLL),然後在律師樓當兩年實習律師,表現及格,並經法庭認可後便可成為執業律師。

由此可見,亦從實際情況來看, 現時培訓律師的制度是簡單和專業的,香港之能夠以優良法治而聞名於世,法律界同業——包括法官、大律師和律師——是中流砥柱,足以證明這套培訓制度是有效的。

當然,法律界從來不會安於現狀,而要精益求精,故亦有對現時的培訓制度展開檢討。法律教育及培訓常設委員會(這是一個由法官、律政司、律師會、大律師公會與法律學院等代表組成的法定機構)去年便得到政府100萬元撥款,就現時香港的法律教育和培訓作全面檢討,CEE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委員會剛於去年11月完成諮詢,現在正展開研究。

此外,律師會本身曾於2013年12月提出CEE的建議並諮詢,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已立即召開會議討論它的建議;當時港大、中大和城大3家法律學院提交聯合意見書一致反對。

此後,律師會沒有就CEE公布進一步消息,以為不了了之。詎料在委員會未完成檢討,律師會自己未公布諮詢結果,業界的意見亦相當分歧的情況下,律師會卻搶先提出CEE的建議,如此偏離程序常規,實在教業界莫名其妙,難怪法律界不同持份者均對其決定感到困惑。

大律師公會隨即發表聲明表示深切關注,更認為律師會提出此建議有利益衝突之嫌,呼籲它重新考慮。港大法律學院更對律師會在委員會仍在檢討的時候提出建議的決定深感驚訝,更指出律師會的建議將為法學教育制度與加入法律專業行列方面帶來嚴重影響,以及它雖然提及設立統一執業試的目的,卻未有詳述須要設立統一執業試的具體因由。

即使假設背後有良好意願,我們仍然要求提出合理的理據和遵循既定的行事程序,這是法律界之所以是專業和受社會尊重的原因。希望律師會在CEE一事上也能夠謹守這些原則,否則只會無端激起爭議。

註:律師會的建議是要求法律學士須修讀PCLL,但毋須參加PCLL的任何考試,而要通過律師會的CEE才合資格成為實習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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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再說馬拉松

am730  2016-01-22
B20 | 戶外 | Run

喜歡跑步的人,未必也會喜歡跑馬拉松,筆者就是這類人。

每年的渣打馬拉松都是一件城中盛事,只是筆者從來提不起勁參與其中。對我來說,跑步是一種享受,馬拉松卻是一種挑戰體能極限的運動,所以即使愛跑步,也未必會愛馬拉松;同樣,擅於跑步的,也不一定能夠跑馬拉松。這也是為甚麼每逢馬拉松舉行前,總有很多醫生和運動學者提醒大家要注意這樣和小心那樣。

況且香港的馬拉松,總是在一個不太「友善」的環境下舉行。對大部分跑者來說,最要命的應該就是要在清晨開跑。認識一些參加馬拉松的朋友,都說比賽當日要在半夜三、四點起床(視乎住哪一區)。半夜三、四點,應該是人類熟睡正酣的時間哩!

筆者相信這個安排,不是主辦單位要故意「為難」參賽者,而是要「平衡」其他道路使用者的需要。然而,既說這是一個國際級比賽和全城盛事,又何不乾脆在正常時間舉行,讓所有市民都有機會參與呢?電視播著馬拉松的消息時,筆者正在讀莊曉陽的《馬拉松˙嘆世界》,說到在大阪和東京舉行的馬拉松(其實在其他地方亦然),都是開放整個城市一整天給馬拉松(所以書中所有圖片,都是在大白天拍的,而不像香港那樣在黎明昏暗之時),讓跑者、市民、商戶和遊客以不同的身份參與比賽,讓馬拉松不止於純粹在路上的跑步,而是還有周邊的吃喝玩樂,讓一次體育比賽,變成一個嘉年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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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司法覆核難以濫用

信報財經新聞    2016-1-19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每年法律年度開啟禮,都是一個「承先啟後」的過程。

「承先」,是因為參與的法律界仝人往往都會回顧過去一年關於法律界的重要事件,而這些重要事件都是一些社會不得不注意、與法治精神、法律制度和公民權利有關的現象。若然讀者有留意上周一(11日)在開啟禮中的演說,不難發現法律界最關心的(或許可以說是最擔心)有兩件事:司法獨立與司法覆核。

權位愈高 影響愈大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資深大律師、律師會會長熊運信均在其演說中花了顯著篇幅論述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其中馬道立法官的說法最言簡意賅:「司法獨立的原則列載於《基本法》的三項條文之內。歷來已有不少關於司法獨立的言論,但永遠值得再三重複的一點是:司法獨立是法治的關鍵。」

處於不同崗位的法律界同業異口同聲地重申司法獨立的重要性,這意味什麼?不是司法獨立已經開始崩壞,我認識的法官和律師,都是以絕對獨立的原則,堅持專業的態度去審案和辦案,所以司法獨立還是屹立不搖。

可是,正如社會所見所感的,對司法獨立的威脅一直存在,而且愈來愈厲害。去年9月,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一個《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中,聲言:「回歸前後香港都不是實行三權分立,強調不搞三權分立是《基本法》起草時的重要指導思想。」可謂直接否定行之已久的司法獨立原則。儘管他的意見既不符合《基本法》,而且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是錯得荒謬,但錯誤和荒謬的意見不等於能完全無視,尤其愈是位高權重的人,意見便愈有影響力。

司法覆核是過去一年惹起不少討論的話題。之所以如此,無非是行政長官梁振英無風起浪,經常批評市民濫用司法覆核;而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不但鸚鵡學舌,更誣衊大律師,指他們鼓勵司法覆核,目的是從中賺取律師費。

無理批評 無風起浪

馬法官則在演說中從《基本法》、法治理念、公民權利和法治制度等各方面深入淺出地闡釋司法覆核的必要和意義,恰如一堂普羅市民都能夠聽得懂的法律課。譚主席則列舉多方面數據,包括司法覆核申請、成功申請個案、法援批出宗數、法援開支比率等,全面駁斥利用法援濫用司法覆核的抹黑。誰是誰非,已有公論。

馬法官其中一句由傳媒廣泛引述的演辭是「社會上每一個人對法律的目的之理解和接納,同樣十分重要;這對具影響力或權力者而言(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政府及所有政府人員)尤為如是。」這句近乎教訓的說話,分明是對着梁振英及其官員講的,聞之者足戒。

惟梁振英翌日回應記者提問時,仍然說有人濫用司法覆核。一個肆意詆毀司法制度、貶抑市民權利的人,還有資格當以法治聞名於世的香港的行政長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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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反駁《環球時報》

信報財經新聞    2016-1-12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香港是一個法治之區,絕大多數市民都是知法、守法和依法行使權利的公民,所以當知道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被失蹤」,當然會感到震驚、恐慌和憤怒,認為是嚴重威脅「一國兩制」、司法獨立和公民權利的大事件。

不過,對一向以黨大於法而自豪,認為法律是為黨和政府服務,出於政治需要可以犧牲公民權利,甚至認為可以基於政治原因而不守法律的《環球時報》來說,不依法地捉拿一個專門出版揭發中央官員醜聞的書籍的商人,應該是小事一樁,何須煞有介事地連續幾天寫千字文來評論一番?

原因很簡單,它試圖以「中國邏輯」合理化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環時》在評論中擺《基本法》出來,卻完全不引述和分析裏面任何一條條文,那究竟現時李波「已採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內地,配合有關方面調查」,是如何合法呢?

《基本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一部全國性法律,也就是說,即使《基本法》的法律地位未必比中國憲法高,卻與中國憲法一樣,全中國所有人也必須遵守。按此大原則,既然《基本法》第18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那就不能因為港人在香港的行為可能違反內地法律,內地執法部門便可以據內地法律把罪名加諸港人身上,然後對港人採取任何執法行動。一個國家再大、政府權力再強、官員階級再高,都不能用作違反法律的藉口,更不是合理化違反法律的理由。

進一步說,《基本法》第27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即使有港人出版了一些在內地不能出版的書籍,說了內地人不敢說的話,甚至製作了令內地官員尷尬或不悅的讀物,只要沒有違反香港法律,便不能因此入罪。

《環時》最觸動人神經的是,說「全世界的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筆者見識淺陋,只知道在法治水平低落的地方,才有部門有規避法律令一個受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而在法治優良的地方如香港 ,所有部門,無論行政、立法或司法機關,其權力的唯一來源就是法律,即它們要遵照法律才能行使權力和執行職務,而不是透過「規避法律」來為所欲為或叫人配合。若然作為內地官媒的《環時》不明白或不認同,那只能反映內地的法治水平是處於什麼程度。

或許《環時》的立場和論述實在太離譜,令中央政府也感汗顏,於是有本地傳媒透露,有「接近中央政府消息」稱《環時》社評不代表中央立場,「不明白其邏輯及立論基礎」,又強調內地沒有部門可以「規避法律」。然而,眾所周知《環時》是官媒,社論又是白紙黑字的公諸於世,若然中央政府真箇要與《環時》劃清界線,那應該由有名有姓、有銜頭、有代表性的官員,在公開場合說明,這樣才有公信力和說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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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李波事件

信報財經新聞    2016-1-5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新年伊始,看新聞報道,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除夕出席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時發表講話,重申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

這個說法,跟他早前在聽取特首梁振英到北京述職後,強調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但同時必須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的講話,是一致的。

不是一般人口失蹤

按照中央的政治習慣,「有講到」的確比「無講到」好。正如2014年,李克強總理在提交《政府工作報告》時,只說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全面準確落實《基本法》,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沒有如常提及貫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時,即惹來各方的擔心和揣測,以為中央「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不存在了。

「一國兩制」近年變成怎樣,香港人是感受到的,而且那個感受是足以反映事實的。正當大家擔憂「一國兩制」要怎麼走下去時,卻發生了銅鑼灣書店李波「被失蹤」事件。

銅鑼灣書店專門售賣有關內地的政治禁書,自去年10月至今,已有多名股東和管理人員先後在海外和內地失蹤。股東之一的李波更於日前在香港如常工作時,在沒有攜帶回鄉卡,更沒有入境處出境紀錄下被人帶返內地;據李妻轉述他來電時的說話,指他要「配合調查」,暫時未能回港。這樣,「李波事件」很可能不是失蹤人口案,也不是綁架案,而是內地官員來港「執法」,毀滅「一國兩制」和司法獨立的憲制和法治危機。

事實上,多名有共同背景的港人在短期內失蹤,已證明他們的「失蹤」是與其工作有關;李波的說法,更意味其他失蹤者也並非失蹤或綁架,而是同樣被內地官員抓去「協助調查」。

期待政府適切回應

若然這些合理推測屬實,則《基本法》第18條說內地法律(除列於附件三外)不在香港實施的規定,第19條說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以及第22條說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都一次過違反了。

而《基本法》第27條說香港居民享有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以及第28條說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的權利,都已經沒有了。

茲事體大,所以筆者在得悉消息後,已立即去信保安局局長跟進事件,以及要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批准在明天(1月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緊急質詢。筆者肯定,全港市民都極之關注事件,更期待特區政府有適切的回應和行動。

中央政府如何處理今次事件,絕對是《基本法》、「一國兩制」和法治制度是生是死的指標。事件亦提醒了大家要對高鐵「一地兩檢」加倍警覺,因為如果我們對內地官員來港執法感到不安和抗拒的話,「一地兩檢」則正是要將之合法化,若然落實,我們便再沒有理據去拒絕內地官員來港執法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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