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北九州馬拉松

am730  2016-02-26
B17 | 戶外 | Run

日本,應該是香港人最熱門的旅遊地方。近年香港人去日本,除了觀光和購物之外,還新興了一種活動,就是跑步。

前幾天便在臉書上看到朋友到了北九州參加馬拉松,相片裡的他正在一個提供即燒和牛的補給站,甚有風味,於是很好奇地上網查看這馬拉松的資料。

北九州馬拉松,原來是有歷史來頭的。話說北九州市原名為小倉市,位處九州的北端,如果說要在大歷史中尋找小倉市的痕跡,可以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戰時,小倉是日本製造軍火的最大工廠之一,美國在決定投擲原子彈時,原本是以小倉為目標,但因當日天氣惡劣,美軍無法確定小倉的位置,於是轉到長崎投彈,令小倉避過了一場戰爭浩劫。

953年,日本政府把小倉市與周邊的市町合併為「北九州市」,到了 2014 年,北九州政府為紀念合併而舉辦馬拉松,豈料得到參加者及當地居民一致讚好,大叫「安哥」,於是次年續辦,至今已成了當地的年度運動盛事。

馬拉松於每年2月下旬舉行,由 JR 門司港?為起點,經小倉城、東田第一高炉跡、到津之森公園等地方,都是北九州市的觀光熱點。既有古蹟,亦有美景,可說是跑一次馬拉松便遊了一圈北九州市,加上沿途有居民歡迎打氣,補給站又有不少地道的小食如小倉燒和麻糬,還有小倉最著名的燒牛肉(事實上小倉隨處可見燒肉店)。吃與玩共冶一爐,絕對是一趟非常吸引的運動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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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十年留下一堆糖紙的預算案

蘋果日報 2016-02-25
A19 | 論壇 | 郭榮鏗

或許施政報告實在太乏善可陳,所以稍有作為的財政預算案便相對地顯得中規中矩;也或許特首梁振英冥頑不靈得完全否定導致「魚蛋騷亂」的社會因素,所以當財爺曾俊華說要真正了解問題所在,更重要是要有決心去解決困局,便足以讓人覺得他不算太「乞人憎」。

曾司長在預算案的結語中,引用美國前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其中一句名言:「我們的問題是人為的,所以人自然有方法將問題解決。」是的,香港的問題,全部都是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都是人為的。然而,這份預算案,有沒有解決到這些問題呢?

我在預算案後的記者會中,同樣引用了甘迺迪總統的名言作回應:「一個自由社會若果不能夠幫助貧苦大眾,那這個社會也無法保護少數富人。」(If a free society cannot help the many who are poor, it cannot save the few who are rich.)貧富懸殊是會助長階級衝突的,這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創見,而是數千年中外歷史展現給我們看到的定律。香港是一個富裕的城市,卻同時擁有極高的堅尼系數。由此可見,香港的問題,不在於無錢,而是沒有好好地用錢。

未能實際解決問題

政府的其中一個基本職能,就是擔當財富的再分配者。所以貧富差距越大,即越反映政府沒有做好財富再分配的職能。貧富懸殊是多方面的制度不公平所聚合起來的癥結,要紓緩貧富懸殊,不是政府每年對貧窮人士多給些資助或少收點費用便成事。不然,曾司長過去九年動輒「派糖」數以億元計,貧窮人口多少也應該減了一些吧?事實卻不是這樣。這樣不是要完全否定「派糖」的作用,它的確是能夠讓貧窮人士的生活少一點苦,但必須承認的是,「派糖」實在不能夠為貧窮人士的生活和社會的情況帶來實質和明顯的變化。

教育、醫療和安老,是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的政策範疇。教育是能夠讓年輕人向上流動、讓一個家庭脫離貧窮、讓一個社會進步發展的投資;醫療是每個人的必須,健康就是財富,貧病往往相連,一個好的醫療制度,無疑是給予貧窮人士的一個重要保障;安老不單是社會對老人家的尊重、回報和責任,以香港的情況而言,在領取綜援的市民中,大部份的受助人是長者,而且香港已面臨老年化,所以投放資源做好安老政策,既能即時解決大部份人的貧窮問題,也能預防香港未來發生更嚴重的貧窮危機。可惜財政預算案都沒有對問題提出任何改革,也沒有為這些政策增加長遠的資助。可以預見,這些問題將會進一步困擾香港的未來。

如果要尋找預算案的一個亮點,是曾司長大幅增加了法律援助署的資助,這樣對於保障貧窮人士的法律權利確實有更大的幫助。在芸芸對法援不以為然的建制派中,曾司長依然願意這樣做,確實能夠顯示他對法治有起碼的堅持,證明他不同於其他建制派那樣的見識。

這份財政預算案,大概是曾司長最後一份涵蓋一整年的預算案,如今蓋棺定論,似乎太早。但若果一如他所說,希望安靜度過餘下一年的任期,那麼他當財政司長十年,大概只能為香港留下一堆「糖紙」,卻沒有為香港打造一個能夠長遠和持續發展的社會資產。

十年留下一堆糖紙的預算案

【文章】曾司長的功課

信報財經新聞    2016-2-23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下筆之時,立法會剛完成《施政報告》致謝動議辯論,電視新聞便已開始報道有關《財政預算案》的消息了。

自梁振英上台後,把每年《施政報告》的發表日期改於1月,並把《施政報告》和預算案的諮詢一併進行,令社會傾向把預算案視為《施政報告》的財務報表(這也是梁振英要把預算案矮化的本意);若然《施政報告》沒有提出重大的政策——好像今年這樣——那就不用指望預算案會有什麼亮點,於是,近年大家都只關心預算案會不會「派糖」。

港人理性有遠見

市民只關心「派糖」,其實無可厚非,因為既然政府財政穩健,常有盈餘,卻不提出一些能長遠惠及大部分市民的經濟和民生政策,那與其讓政府把錢納入庫房,做一張亮麗的財政收支表而變成紙上財富,倒不如「派糖」,讓市民實實在在分享到一些好處。然而,港人始終是理性和有遠見的,若然政府願意把錢投放在長期措施,他們是樂意放棄那些即時利益的。

或許有人說,政府其實也不是完全不願意花錢做長遠的事,例如興建港珠澳大橋和高鐵等大型基礎建設。姑且不論這些基建的「性價比」夠不夠高、是否涉及憲制等問題,若然細心分析一下,基建撥款其實也是一種一次過的開支,儘管跟政策一樣是一種長遠的項目,但效果卻不一樣——基建是沒有針對性的,帶來的效益是整體的,但財富分配的作用小;政策則有針對性,帶來的經濟效益視乎針對面有多廣,但財富分配的作用大。

當前香港面對的問題,套用前總理溫家寶說的就是「深層次矛盾」,不是缺乏基建,而是政策不善,財富分配的效果太弱。我們已經有世界首屈一指的機場,有比其他國際城市都細密的鐵路網,但同時卻有高得足以媲美第三世界國家的堅尼系數,便足以說明此點。

三項政策最重要

不過,我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還是有點期望的,因為他確實與梁振英不屬同一類人,看過去一年他與梁振英在某些事情上的取態便可知道。梁振英亟欲連任,《施政報告》卻乏善可陳;儘管預算案受制於《施政報告》,未必能提出一些新猷,但社會還是期待曾俊華能夠在現行的政策中作出一些重大的改變,投放資源以更全面和更仔細地照顧市民的需要。

最影響普羅市民生活的政策範疇是教育、醫療和安老:教育,是社會對未來的投資,更是一個家庭對下一代的寄望;醫療,是每個不論貧富的人的切身需要,也是影響個人生活質素的最重要元素;安老,是因為香港正邁向老年社會,而現時長者的生活質素也不高。因此把錢放在這三方面的政策, 不但值得,更是必須的。

此文見報之時,政府已放風會減少「派糖」,那就期待曾司長如何回應香港市民的願景吧。

曾司長的功課

【文章】騷亂後該做的事

信報財經新聞    2016-2-16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不必求簽問卦,大概也能預計,今年將會是(說「仍然是」也許更為恰當)躁動不安的一年。在原本應該喜氣洋洋的農曆新年,卻突然發生激烈程度比雨傘運動猶有過之的「魚蛋騷亂」。

雖然說是一宗突發事件,但如果說那是毫無緣由,或單是某些人的反社會行為,則明顯是脫離現實的。須知道,一次社會運動或一宗社會事件,往往是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文化等等問題的表徵;所以好像梁振英政府、建制派和中聯辦那樣,只是一味認為那只是肇事者的個人問題,這樣不是太「離地」,就是企圖為存在的問題找掩飾。

然而,有社會因素,甚至有合理理由反政府,也不等於可以訴諸武力或暴力。

雨傘運動之後,一些較激進組織提倡「以武制暴」——以武力制衡制度暴力。今次「魚蛋騷亂」即是由這些組織按照這個理念而發起的一次行動。不能否認的是,當下的香港確實處處充滿制度暴力,尤其現任特首梁振英性喜有權用盡,令很多不合理的決定都因為現行的法例和制度而變得合法化和制度化時,更令人覺得制度暴力的殺傷力是何等巨大。

可是,當有人主張「以武制暴」時,必先反躬自問:我們的目的與方法是相稱嗎?如果做事時只強調目的正當,而不在乎方法正當,那麼即使合情,也不合理和不合法。這樣,跟梁振英只強調方法正當,而不在乎目的正當,只能做到合法,卻不合情和不合理,有什麼分別呢?

如今,事情發生了,除了譴責騷亂者,以及把他們繩之以法之外,是否便無事可做,問題也能夠解決?其他國家發生騷亂的經驗比香港多,她們的處理方法值得我們參考。例如去年美國發生多宗警員槍殺黑人事件,不少美國人發起示威,更演變成騷亂。事件令美國社會關注黑人的處境,美國政府除了對騷亂者採取執法行動外,更指示司法部調查事件,並檢討警隊政策。

類似事件並非新聞,而是歷史。1981年,英國倫敦爆發的「布里克斯頓騷亂」也是由於警方槍殺一名非洲裔男子,觸發當地民眾示威,繼而演變成騷亂。當中有一名警察死亡,數十名警察受傷,是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英國最嚴重的社會事件。事後,時任首相戴卓爾夫人委任法官斯卡曼展開調查,發現警隊內部確實存在種族主義,促使警隊改革應對少數族裔的方式,及後更進一步至大幅招募少數族裔加入警隊。

香港也曾發生涉及人命傷亡的六七暴動。事後港英政府做了檢討,認為須要改變管治策略,於是提出不少社會改革。更重要的是,即使發生暴動,香港社會卻沒有因而撕裂和分化。有人說香港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筆者認為這樣說不盡準確,因為我們不是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是我們由一些拒絕解決問題(甚至製造問題)的人當權而已。

騷亂後該做的事

【文章】棄梁——中央唯一選擇

信報財經新聞    2016-2-2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明年今日,特首選舉期開始,有意參選特首的人,現在是時候部署了。

香港特首沿襲國家主席的體制,5年一任,可連任一次,一做10年。前兩任特首董建華和曾蔭權雖然沒有做足10年,但也能連任。現任特首梁振英希望自己可以在下年的特首選舉連任(他想連任的意願明顯得路人皆見),或許是他自己的「合理期望」,卻肯定不是香港絕大部分市民的共同願望。

《基本法》第43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梁振英有負香港和香港市民,有客觀的數據說明。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下稱港大民研)中有項「民情指數」,以綜合多項數據反映市民對政府和社會的情緒,包括對特首的評分、對政府的信任,以及對政治、經濟和民生的滿意度。

根據該項數據,自梁振英擔任特首後,市民對特首、特區政府和社會情況的滿意度每況愈下,甚至跌至18年來新低。梁振英的個人民望長期低於警戒線水平,而反對他出任特首的比率則長期超過50%,大幅高於支持的比率。由此可見,如果中央還有意讓梁振英連任特首,絕對是拂逆民意的政治冒險。

那麼,梁振英有沒有盡對中央政府的責任?純粹獻媚奉承和配合中央政策不是負責任的行為。梁振英有負中央政府,表現於在其任期內,一方面製造建制派撕裂,另一方面令香港人對中央的認同感大幅下降。

梁振英令建制派出現空前大分裂,至今不但未能修復,還愈加惡化, 已是公開的秘密,中央應該比我們更清楚,不必多說。更致命的是,他令香港人對中央政府反感,甚至進而否定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按港大民研一項有關市民對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調查所示,梁振英上台後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不斷減低,信任淨值亦長期處於負數水平。此外,港大民研另一項有關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調查,顯示香港人對「中國人」這個身份認同感,自梁振英擔任特首後即顯著下跌,亦屢創新低。

為什麼筆者援引一系列民意數字作論據?因為筆者相信,儘管中央政府在不少事情上都把民意放在一個較次要位置考慮,但參考過去經驗,中央在挑選特首時,會把民意視為最重要的考慮,否則也不會出現「董落曾上」和「選梁棄唐」的歷史事實。更重要的是,這些數據已證實,梁振英的差劣已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造成嚴重的傷害。

設計「一國兩制」的前中央領導人鄧小平在談及管治香港的人選時,說過「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梁振英本來不是「中間的人」,因而造成今天的局面。制止梁振英連任,是中央為特區政府和自己「止血」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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