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Dan Ryan與Grappa’s

信報財經新聞    2016-3-29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金鐘是香港的商業核心區,高級酒店和高檔食肆林立,我最喜歡的,也是光顧得最久的是太古廣場兩家較經濟(相對周圍的選擇而言的確便宜)的西餐廳:Dan Ryan與Grappa’s。

太古廣場開業28年,Dan Ryan與Grappa’s分別開店27和26年,說得上是太古廣場的老主顧了;它們更是附近不少上班族,包括律師(太古廣場周遭就有不少大律師樓和律師事務所)約會的老地方。可是這個合作了20多年的組合,很快便要分道揚鑣,因為太古廣場決定不再跟Dan Ryan與Grappa’s續租了。

記得第一次光顧Dan Ryan,是中學年代。那時零用錢不多,所謂吃西餐是到麥當勞啃一個20多元的漢堡包套餐,已經夠樂上半天;還有一個美食廣場,一個餐30元左右,也是學生恩物,但早已「執笠」了。

後來到英國留學,某年暑假回港,同行朋友說要帶我去見見「世面」,於是到Dan Ryan吃午飯。打開餐牌,果然大開眼界,見識到一個正宗的美式漢堡是什麼樣子,以及一個正宗漢堡的價錢,原來是要過百元的。那時我憑「麥當勞經驗」,只帶了100元(還以為足夠有餘),惟有硬着頭皮跟朋友借錢。時至今日,我還不時約官員、同事和朋友到Dan Ryan午飯商談或短聚。

另一個深刻回憶,就是當年我在修讀法學專業證書時(簡單來說就是律師牌),課程繁多又艱深,壓力很大,其中一個減壓方法,就是逢星期五下課後,相約一班同學到Dan Ryan吃芝士蛋糕和薯皮。當年一起在Dan Ryan胡吹瞎扯的老友,如今已是出色的大律師或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寫字樓大概也在金鐘一帶,Dan Ryan依然是大家相聚談天的地方。

十多二十年前過百元一個午餐的餐廳確實是非常高級的,但Dan Ryan似乎加價不多,多年後的今天,午餐時漢堡還是百多元一個,可能反而太便宜了,即使還是其門如市,也會令業主覺得缺乏可觀的盈利增長能力,成為不再續租的理由。

Grappa’s也是一家很多律師光顧的餐廳。它離高等法院只需5分鐘腳程,跟其他同業一樣,如果當天我要到高等法院工作,午飯多半會到Grappa’s解決。每逢贏了官司,更會跟拍檔的資深大律師和事務律師到Grappa’s的小酒吧喝酒慶祝,很多同業也是這樣。

或許因為盛滿一眾律師的美好回憶,所以當Grappa’s不獲續租的消息傳出後,即有兩位法律界朋友Jonathan Midgley與Jackie Ho在面書發起「拯救Grappa’s行動」(https://www.facebook.com/savegrappas/?fref=ts),可見Grappa’s對於法律界來說是別具意義的。

近年大家不時聽到商場業主迫走不少老舖和小店,令大家習以為常的生活情趣成為一去不返的集體回憶。這樣的情況,不止在家門之外發生,連辦公室樓下也如是。所謂社區生態,其實不局限在我們住的地方,還有工作間的周圍,畢竟我們每天都要花很多時間工作。Dan Ryan與Grappa’s結業,何嘗不也是一種社區生態的破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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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起泳棚?不如建更衣室吧

am730  2016-03-24
A66 | 戶外 | Run

大家對特首梁振英的施政報告中,最深印象的,除了是提了數十次,但也不知所云的「一帶一路」之外,要數他構思在中環海濱長廊設釣魚區,以及其後在個人網誌中提議興建泳棚,讓上班族在午飯時間游水的主意。

午飯時間游水是否可行,有不少朋友做過實驗,而且憑坊間的反應,大概連梁振英自己都心裡有數。如果要找一個比建泳棚更好的主意,筆者就會提議沿著中環海濱長廊興建有淋浴設備的更衣室。

在商業區裡有一條長廊,用途往往就不局限於讓市民休憩玩樂,可以同時成為市民上班的通道。若然能夠利用長廊來跑步或踏單車上下班,將交通和運動在同一時間做,相信能夠吸引上班族做運動。然而,跑步或踏單車上班的朋友總是不多,為甚麼呢?

最大的原因,可能是這一帶缺乏有淋浴設備的更衣室。環顧中環和金鐘一帶,大概只有香港公園有供公眾使用的更衣室。大家在跑步或踏單車後,沒有地方可以洗澡和更衣,大汗淋漓和一身汗臭,自然不方便上班。所以如果沿長廊建一些有淋浴設備的更衣室,必定能夠解決上班族做運動返工的一大障礙。記得立法會秘書處曾構思於議員辦公室的樓層增設淋浴間給議員的同事使用,當時筆者還很高興的對助理們說,有淋浴間,大家便可以跑步上班了。可惜後來不了了之,不知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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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國兩制的未來

信報財經新聞    2016-3-22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從2014年6月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到政改爭議、人大「8.31」決定,還有行政長官梁振英自上任以來極左的作風,或許令香港人認定中央對香港已貫徹採取強硬路線。然而,政治是現實的。

近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馮巍接受本地報章專訪,話題從旺角騷亂、新界東補選,到香港的政治形勢及中央與香港的關係。重點言之,關於旺角騷亂,馮副主任表示中央關注香港激進派有暴力化的傾向,正在分析其原因和發展趨勢,認為成因是複雜的;綜觀全世界,年輕人對社會和政治持批判態度、反傳統、挑戰權威,甚至有分離意識的情況,其他國家都有,可能是一種世界潮流,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以此估計,今年立法會選舉,有激進的年輕人能夠當選議員,也屬正常,不過,無論如何,分離主義和港獨意識,絕對不是香港社會的主流;至於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他認為,中央為香港做了好多事, 有些中央沒有講,有些講得不夠好,所以要改善,用香港人聽得明白、能夠接受和熟悉語言去表達中央的想法。

從馮副主任的這番說話,可以印證到一個政治定律:只要務實,就會溫和。

相比起梁振英政府和本地建制派把旺角騷亂純粹歸咎於參與者的個人問題,把尋找和反思騷亂的起因的責任推給法庭,遠在北京的馮副主任無疑是更貼近香港民情和更願意了解香港情況,突顯了梁振英班子和本地建制派只曉得「玩政治」,而不是「做政事」。

不過,有人認為中央只是顧及9月的立法會選舉,才會「轉路線」。筆者認同這個推斷,但更希望這是中央改變長遠路線的開端。

任何政治組織,都必定同時存在「強硬」與「溫和」兩條路線,香港民主派如是,中國共產黨亦然。回顧過去幾年,中央採取強硬路線,往往高舉「一國」而沒有同等強調「兩制」,結果──可說是「求仁得仁」──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愈來愈無信心,更催生出「港獨」意識,香港人對中央的態度,也愈來愈反感和激烈。這樣足以證明,強硬路線在香港是行不通的。

筆者深信,絕大部分香港人抗拒「一國一制」,同時斷不認為「港獨」可行,並希望「一國兩制」真正成功。筆者所以從政,也是基於相信「一國兩制」,認為堅持和守護「一國兩制」就是香港最好的選擇。今天,香港的年輕一代已開始預想2047年後的問題,並透過從政來宣揚自己的主張;同樣,中央也開始探討這個問題,但其實方案不多,只有「一國兩制」才能得到香港人認同。

從政治現實來看,香港人對現行的「一國兩制」的確有不完全滿意的地方,例如香港沒有內地單程證的審批權。如何了解香港人的想法,持續與香港人溝通,探討香港的前途,是中央重塑「一國兩制」唯一可行的辦法──這應該是中央管治香港的長遠方針。如果中央希望香港人重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光是溫和的說話和姿態是不夠的,必須有實質的行動,如能妥善解決「李波事件」和放棄高鐵實施「一地兩檢」,相信能夠讓香港人感受到中央真正尊重「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的未來

【文章】饒戈平證實一地兩檢不可行?

明報 2016-3-18
A36 | 觀點

高鐵,從一開始就不單是一個工程項目,而是一個制度衝擊。所以,當工程的問題解決了,即政府終於在建制派的護航下取得超支撥款後,建制派便開始討論「正題」—— 「一地兩檢」要如何落實。

偷換概念繞過基本法

當律政司長袁國強和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每逢對「一地兩檢」的問題還是支吾以對、「尚在研究,未有定案」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在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提出了一個建議:他認為,在西九總站實施「一地兩檢」,只是實施內地出入境和海關法例,並不是全面實施內地法律,因此毋須將有關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只要特區政府與內地部門商討一份協議,再交由人大常委會決定便可。

饒戈平上述的意見,完全是以偷換概念來繞過基本法。只要曉得閱讀中文,已經可以看得出當中的謬誤。

他的建議的前設,是「一地兩檢」只是實施內地出入境和海關法例,並不是全面實施內地法律。這個前設,明顯是要規避基本法第18條第二款的規定: 「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他的前設,其實有兩個謬誤:第一,不是全面實施內地法律,所以毋須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其實不論是要在香港實施整條內地法律,抑或實施某條內地法律的部分條文,都必須依循基本法第18條第二款的機制,沒有他途。第二,內地的出入境和海關法例,是全國性法律。筆者翻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等內地出入境及海關法律,都指明是全國劃一執行的(其實以中國那種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又怎麼可能出現各省市好像美國的州份那樣,能夠有自己的法律)。因此如果認為內地的出入境和海關法律不屬於「全國性法律」,那是對內地法律毫無認識;而以曲解「全國性法律」作為規避基本法第18 條第二款的理據,則是對基本法的不尊重。

前設錯亂,方案就不可能正確。

饒戈平的方案,是只要特區政府和內地部門達成一份協議,再交由人大常委會決定便可。這個,分明是不符合上引基本法第18條第二款的規定,而且不論是按普通法還是大陸法原則理解,法律既然已經規定了制訂法律的方法和程序,若然不按既定的方法和程序立法,不是17條和第18條列明香港擁有自行立法的權力即蕩然無存。

個別內地學者的法律分析和建議不符法治原則,香港人是見慣不怪的。只要不認真看待,一笑置之,便不會有損香港的優良法治制度。但令人驚訝的是,饒戈平建議一出,律政司則表示其建議是研究方向之一。如此違反基本法的建議,律政司竟然費心力和花資源去研究,如此荒唐,難怪市民會質疑律政司究竟是不是在破壞香港的法治。

應轉移研究車上檢兩地兩檢

除饒戈平外,另有建議認為香港立法會透過本地立法來實施「一地兩檢」。惟基本法第11條第二款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牴觸。」要是訂立的法律條文內容,或立法的過程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則要冒很大的司法覆核風險。這個比起高鐵「爛尾」,對特區政府、高鐵和納稅人貢獻的公帑,損害更大。

如果說饒戈平還有一丁點「貢獻」就是他證明了「一地兩檢」是無法符合基本法的(否則就不用提一個他認為毋須觸動基本法的建議了)。既然如此,特區政府應立即放棄研究「一地兩檢」,轉移研究「車上檢」或「兩地兩檢」等方案吧。繼續研究「一地兩檢」,唯一的作用只是為特區政府和香港法治帶來無可彌補的破壞。

饒戈平證實「一地兩檢」不可行?

【文章】截聽條例的法律罅

信報財經新聞    2016-3-15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網上世界的言論和表達自由,無疑比現實世界多很多,如果政府有任何損害網上言論和表達自由的企圖,都會激起強烈反彈。版權條例是最近的例子,可以預見的另一個爭議,則是《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下稱「草案」)。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指出,單是2014年香港執法部門向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截取市民IP地址及登入紀錄等資料超過4000次。此外,警方在拘留涉嫌違法者時,也會搜查其手機內的即時通訊或電郵紀錄等等。然而,由於現行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下稱「條例」)並無規管執法人員這些蒐證方式,因此變相讓他們可以向市民的這類資料,包括WhatsApp、Telegram、Facebook、電郵及瀏覽過的網頁等等予取予攜,市民在這方面的權利,無論言論和表達自由,抑或私隱,執法人員都有可能暗中搜查。

2006年制訂條例時,不少法律界同業和議員已經指條例千瘡百孔,惟當時智能手機尚未普及,沒有顧及這些資料,情有可原;惟今天智能手機已流行多年,市民用即時通訊比傳統方法(如電話、傳真和信件)多得多的年代,尚不把這些資料納入條例的規管範圍,無疑是故意製造法律漏洞,擴大執法人員的權力。

是以,當草案於去年提交立法會時,議員都期望政府會把這些通訊方式納入條例,豈料(也是一如所料)政府沒有這樣做。政府拒絕的理由是什麼?簡單來說,她認為要求電訊服務供應商從其硬件中取出,或以打開市民的通訊器材索取裏面的通訊紀錄,這些行為不是在市民傳送這些訊息時「截取」的,故不屬於條例必須規管的行為。

這個所謂「理據」,分明是走法律罅。試問市民的通訊紀錄,在傳送時與在電訊服務供應商的硬件或自己的通訊器材中儲存,在性質和內容上有什麼分別?絕對沒有。現在政府以她自己的索取方法和時間來界定哪些通訊紀錄須納入條例,是本末倒置,是「用自己的方法」為她的執法行為製造「豁免」;為了堵塞這個漏洞,筆者與其他議員都提出修正案,令執法人員在蒐集市民的通訊紀錄時,與截取市民通電話等執法行為一律受到法律監管。

近年,不少國家在增加執法人員監察市民的通訊紀錄的權力時,都惹起極大爭議,例如最近南韓國會因而發生拉布戰;早前英國政府也嘗試提出相關法例,但在極大反對下被迫收回;美國方面更出現蘋果公司拒絕政府要求開啟某疑犯的智能手機密碼鎖而要對簿公堂,結果蘋果公司勝訴,市民也普遍讚賞它拒絕政府要求的做法。

由此可見,在言論和表達自由度高的地方,市民對政府侵犯其通訊自由的警覺性和反彈是很大的。

筆者相信,一直享有高度言論和表達自由的香港市民,對執法人員無監管地索取其通訊紀錄的做法同樣非常反感,若然政府不接受我們的修正案或自行提出類似的修正案,草案將極有可能掀起另一場更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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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解決版權法爭議之機

信報財經新聞    2016-3-8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上周仍然未能通過,按照蘇錦樑局長的劇本,版權條例會調動至立法會議程的最末,變相「作罷」;但香港版權法的問題,不會就此作罷,應該由此探討解決的辦法。

其實,在立法會會議的僵局以外,大家也努力尋找解決方法。最近的一次是筆者與梁繼昌和莫乃光三位議員一同提出「非商業公平使用豁免」的方案。

方案有6項基於「公平處理」的豁免,但這些豁免是有限的;人的創意和表達手法是無限的,以有限的豁免來保護無限的創意,後果必然是有很多二次創作會成為不受保護的侵權行為,例如翻唱歌曲,「公平處理」未必能夠保護了。

筆者與兩位議員提出的方案,不是針對特定的處理手法或活動,而是針對使用文學作品、戲劇作品、藝術作品、音樂作品、視聽材料表演或錄製品的行為。此外,如要援引這項豁免,其二次創作行為必須為非商業或牟利用途。這樣既能堵塞「公平處理」的漏洞,同時又能消弭版權持有人就侵犯版權行為可能損害其商業利益的最大憂慮。

政府身為草擬和執行法律者,理應平衡受影響市民的權利和利益,尤其涉及刑事的法律,如版權條例,政府更應居中主導立法的原則。

誠如資深大律師及版權審裁處前主席李志喜的聲明所言:「一個人是否應該就一項刑事罪行而被檢控,不應該由一眾版權持有人決定。」

可惜蘇局長先批評方案沒有新意,後指版權持有人不會接受,於是拒絕提出。對蘇局長來說,方案當然無新意,因為他曾於去年11月提出,而版權持有人反對後便自行回收。他對版權持有人如此唯命是從,再次顯示特區政府的一大原罪:官商「合作」。

從頭說起,無可否認,版權條例的確比現行條例進步,但這樣是否足以說服受影響的市民(不單是二次創作的網民,還有原創作品的創作人)?這顯然是不足夠的。而且,版權條例的進步,還是追不上世界版權法律的發展。若然因為版權條例已經諮詢多年,現在必須通過的話,那可否說由於普選問題已討論超過30年,我們便須通過人大八三一政改方案?這些說法,明顯是不合邏輯的。

如今版權條例由政府「作罷」,議會暫時無法爭取一個更好的版權法,是有點可惜。不過,這樣或許能夠讓各持份者「以時間換取空間」,在緊張的議會政治之外繼續磋商解決方案。事實上,我們提出的方案既得到其他民主派議員、民間團體(如有很多年輕律師成員的法政匯思)和應,更得到有商界背景的自由黨議員支持。這一點,相信可以成為我們拿捏版權法平衡的立足點。

話說從前,5年前,版權條例同樣由於政府不肯接納議員的修正案而給拉倒,如今重蹈覆轍,政府究竟要多幾個5年才會「學精」?

解決版權法爭議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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