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不願開會的教育局局長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31
A12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本學年至今發生多宗學生自殺事件,令社會各界大為震驚。3月初,多個來自教育界、社福界及專業界別等單位已組成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民間聯席),由民間的角度探討問題,尋求解決方法。民間聯席的報告已於兩周前發布,筆者和其他及關心事件的議員亦有參與,希望能盡一分力,防止悲劇再次發生。

吳克儉不見蹤影

「嘆慢板」的教育局要到3月30日才宣布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委員會),不知道何時才有報告看。民間聯席則在上周約見教育局及委員會代表,期望就問題與民間報告交流意見。但此次會面卻令筆者相當失望,更有點憤怒。事緣教育局僅派副秘書長出席會議,局長吳克儉竟不見蹤影。

其實,3月初筆者與幾名議員就學生自殺事件發表關注聲明後,已立即約見局長,好不容易約到了,但只會面20分鐘,局長便匆匆離去。事後兩個半月,局長就連20分鐘的見面也省掉。最諷刺的是,數天後局長在一個研討會致辭時談及城大天台倒塌事件,竟說「諗住放假好舒服」,豈料城大突然發生意外。在吳局長眼中,難道只有放假和櫻花嗎?

不是說副秘書長沒有代表性,但防止學生自殺涉及政策調整,需要決策者作出判斷;再說,這是關乎人命的問題,局長有必要親身聆聽持份者訴求。局長的態度,多少反映了決策者的心態,政府根本不重視教育的價值,也不理解教育對生命的影響。

從撰寫民間報告,到整理過去3年跟進的教育議題資料,筆者驚覺香港的教育問題,很大程度源於兩個字:「資源」。誠然,良好的教育需要多方面配合,資源只是其中一個完善教育質素的元素。但擁有充足的資源,教育工作者才有條件去創造更優良的教育空間。

自殺的學生一個也嫌多,多個學生接連自殺,無論實際原因為何,也警示我們的教育制度潛藏很多問題。如果可以改善班師比、減省查簿、交報告等行政工作,老師也許就能有多點時間聽學生傾訴;如果老師有足夠的輔導知識,也許就能及早洞悉學生的需要;如果有足夠的社工、教育心理學家等專業同工,也許學生就能及早得到援助。這一切,都是增加資源可以改善的問題。

只顧興建大白象工程

政府不惜投資數千億元於未必用得着的大白象工程,卻吝嗇於花資源在香港真正的未來——年輕人身上。為了大力推動基礎建設,政府不斷游說議員、與市民見面、賣廣告,把這些既昂貴且問題多多的工程包裝得冠冕堂皇,彷彿沒有這些工程,市民就沒有將來;但說到學生自殺和情緒問題,教育局局長連議員也不願接見,民間報告也不願意了解。自殺的孩子根本等不到政府所講的前景,就先了結了自己的未來,實在令人嘆息。

教育是裝備年輕人踏進社會和協助他們實現自我的過程,創造良好的教育制度,讓年輕人建立健康的心理和抗壓能力,是社會對每一個年輕人的責任。年輕人是社會未來棟樑,讓他們看見希望,社會才會有希望。

不願開會的教育局局長

【文章】沉默騎行

am730  2016-05-27
B22 | 戶外 | Run

近來除了跑步之外,因緣際會之下參加了一個叫「沉默的騎行Ride of Silence」的年度國際單車活動。

「沉默的騎行」這個名字帶點沉重,活動的目的其實是悼念因單車意外死亡的騎車者,並反思因單車意外導致傷亡的教訓。活動在尖沙咀鐘樓開始,先由主辦單位「香港單車同盟」的Martin Turner和陳家良帶領參與者默哀,然後數百架單車安靜而緩慢地出發,途徑梳士巴利道、彌敦道、荔枝角道,到深水埗後再折返鐘樓。

當我們騎著單車時,正值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晚宴。想不到沒有參加晚宴,也有「奇遇」。

話說活動結束後,我帶著單車坐渡輪過海,然後打算從灣仔碼頭騎單車返回立法會。走了不一會,就被站在老遠會議道的一位警員厲聲喝停,等了很久才放行。到港灣道時,再被另一位警員喝停,再等一會,終於到灣仔消防局門口,遇到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和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寒暄幾句後再進發,不到幾步,又被喝停,而且是一名騎警。正思疑這位騎警幹嗎如此緊張兮兮時,瞥見擦身而過的私家車裡,坐著的正是梁振英,原來是特首座駕要超車。霎時間,我想到古代的官員出行時,總有差役一邊斥喝「迴避」,一邊把百姓趕到路旁,開一條路來讓官員「無障礙」地通過。

由此讓我想到,在一條馬路上,駕汽車的和騎單車是如何不平等。其實,汽車和單車同屬交通工具,使用馬路的權利是相同的。既然巧遇邱誠武和陸恭蕙,應該約他們談一談,看看如何讓單車在馬路上可以更好地行駛。這樣,或許在悼念亡者之外,也可以為正在騎單車的朋友們做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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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張德江離開之後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24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如果要數張德江訪港最實質和最着眼的成果,未必是推銷「一帶一路」,而是與民主派議員面對面交流。

張德江與民主派議員會面後,在晚宴中的致辭,顯示中央對香港問題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看法,可以作為香港與中央政府疏理和解決香港問題的立足點。

第一,張德江承認「一國兩制」的運作有問題。他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還不到19年,『一國兩制』實踐沒有任何先例可循,各方面的制度和體制機制尚需完善。一些深層次矛盾總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會逐漸顯現出來,這有其客觀必然性。今天暴露的許多問題,有些是多年累積而來的,有些是新出現的,解決起來也絕非朝夕之功。」

第二,張德江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但還未說得上是方法)。他說「香港是個多元社會,關於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民生問題,社會有不同聲音,這很正常。在尊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則下,只要為了香港好,我們願意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也可以用各種方式開展交流。只要理性溝通,就可以減少以至消除分歧,增進共識。」

為2047問題未雨綢繆

筆者從這兩段說話,歸納到三個觀察:第一,雖然張德江沒有具體地點出香港問題是什麼,但點出了問題是源於制度,而不是好像以往那樣一味歸咎於提出不同意見的人。這樣,至少讓香港市民感到中央政府是以一個務實的態度去查找和思考「一國兩制」的問題。第二,張德江沒有漠視香港市民對各種問題有不同聲音的現實,而中央政府也願意「面對現實」,聽取不同的意見和建議。第三,尊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是中央政府與香港市民交流的原則,這個也是香港民主派內絕大部分人的態度。

若然這三個觀察正確,那麼,公民黨提出成立「港是會議」,就正好是具體地實踐這三個觀點的好方法。首先,建議「港是會議」由特區政府籌組,由香港人主導,邀請中央官員列席旁聽,正是尊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則;其次,「港是會議」邀請各方意見人士參與,正是體現香港市民有多種意見的現實;其三,「港是會議」的目的是要研究「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實踐時發生的問題,提出改革,並為香港2047年後的前途問題未雨綢繆。

2047問題並非遠在天邊,它的回溯影響已開始近在眼前。早幾年前已有法律界同業指出,現存的土地契約中,有些是跨越2047年的,屆時那些土地業權的狀況又會如何?更大的問題是,儘管「一國兩制」是中央希望長期實施的國策,也是很多香港人認為是2047年後中央與香港繼續維持的關係。

可是過去的實踐確實令不少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深感不滿和疑慮。如何修正實踐「一國兩制」的原則和方法,將是中央政府能否說服香港市民是否繼續支持「一國兩制」的不二法門。

張德江離開之後

【文章】向委員長說什麼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17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文章見報之時,正值全國人大委員長兼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訪港。張德江以出席「一帶一路」論壇為名而來,香港傳媒則以他與民主派的會晤為焦點。畢竟對於香港人來說,香港的內部問題才是最切身的事情。

中央官員與民主派見面,從來都是一個複雜的考慮,但筆者相信中央與民主派有一個共識,就是有交流總比沒有交流好,只是大家對交流的預期有落差。

對於民主派來說,所謂交流應該是雙方會交換意見,所以對於一些冠蓋雲集,但可能無機會對話的盛大場合缺乏興趣,而認為一些能夠對話的非正式場合更有意義。因為我們着重的,是交流的質素,而不是形式。這樣的話,相信市民都會明白為何民主派議員不擬出席晚宴,卻樂意出席飯前酒會。

說到會面的形式,不少評論都認為今次安排張德江與民主派議員在酒會中見面,是破天荒的。這個對於民主派來說的確是別開生面,不過對於經常須與世界各國有外交往來的中央政府來說,卻不是創新的安排。比如說在中國就有所謂「走廊外交」,事緣早幾年前中國與日本因釣魚台事件導致雙方關係陷入谷底,暫停兩國高層人員往來,但兩國領導人都認為要在適當時候緩解彼此的關係,因此趁中日大員在外國同時出席某個會議時,安排雙方在走廊碰面,並就爭議作數十分鐘的交談。

今次酒會會面的安排,其實與走廊外交相似。如此則反映兩個事實:第一,中央與民主派的關係正處於低點(即使不是谷底);第二,雙方都認為現在是修補關係的時候。毋須諱言,中央與民主派因去年政改被否決不歡而散,如果說雙方的關係正常,肯定是自欺欺人。然而,政改爭議是一年前的事,如今應該是雙方擱下爭議,重新發展關係的時機。因此,不論中央還是民主派,都應該好好利用今次酒會會面,為雙方關係重回正軌而努力。

筆者相信,中央與民主派並非事事南轅北轍的,在一些重大議題上都可以尋到共識,比如說民主派議員(包括筆者在內)都是不支持港獨的。此外,民主派跟中央一樣,都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好好管治香港和維持「一國兩制」。

基於此,民主派議員在與張德江見面時,會重點建議中央政府不要考慮讓梁振英連任下屆特首。原因從其過去幾年的管治已顯而易見——不論在建制派內部,還是在整個香港社會,他都在製造分化和撕裂。中央汲取過去幾年經驗後,換走他,然後以能夠修補各方關係為最重要的人選考慮,相信能夠扭轉香港現時的窘況。此外,為了「一國兩制」的長遠健康發展,梁家傑也會代表公民黨向張德江建議成立「港是會議」,作為香港人與中央保持恒常和正式溝通的平台。

當然,如果有機會的話,筆者亦會向張德江嚴肅要求,絕對不能再發生「李波事件」。畢竟這件事對「一國兩制」是嚴重的衝擊,不但令香港內部人心惶惶,更令不少外國政府關注。要是再有同類事件發生,恐怕香港市民以至國際社會都會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對於中央和香港來說,都是雙輸的局面。

向委員長說什麼

【文章】查冊、私隱與新聞自由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10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查冊,無論公司或土地和物業查冊,是資訊自由的體現,不單影響一個城市的經濟是否健康發展,更是社會,尤其是充當第四權的傳媒能否有效發揮監察作用的一個重要元素。傳媒關注和猜疑任何改變查冊做法,甚至是疑似增加查冊條件的要求,是無可厚非的。

近日公司註冊處(下稱「註冊處」)在公司查冊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要求查冊人聲明其查冊的目的。事實上,這個新安排是沿襲《公司條例》第45條「處長須提供公司登記冊讓公眾查閱」第一款的寫法。

而新安排要求查冊人聲明的選項,也正正是條例的列出註冊處須讓公眾查冊的法律權利。讀者只要上網到公司註冊處的查冊專頁和《公司條例》第45條比對一下,便一目了然。

嚴格來說,條例的寫法並非要求查冊人聲明其查冊目的,而是賦予註冊處權力和責任,協助查冊人透過查冊去確定其所需要的資訊。因此,今次註冊處作出新安排,其實一如它所說,是按照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建議推行,要求查冊人在網上查冊前,必須就其從查冊取得的資料所擬作的用途作出聲明,確保查冊所得資料只能作查冊人所聲明的用途,從而防止從查冊所取得的個人資料遭濫用,例如財務公司可能從中「搵客」,繼而向他們收取非法的中介人費用。

由於條例的規定和私隱專員的建議,兩者的出發點不同,市民特別是經常須要查冊的記者有誤解和憂慮,實在難以避免。記者最大的憂慮,在於如果無法在聲明的九個選項中選取一個最切合其目的的選項(舉例說,記者查冊的目的,最主要原因是偵查和報道,而註冊處的聲明卻沒有這個選項),或其目的在作出聲明時與使用查冊所得資料時有所不同,便容易誤墮法網,採訪時會有所顧忌和約束,最終可能損害新聞自由和削弱監察力度。

然而,筆者認為條例本身既以保障公眾的知情權為目的,註冊處亦是以執行《公司條例》的規定為優先,故即使要兼顧私隱專員的建議,也會以不減損公眾的知情權為最重要考慮。事實上,正如筆者理解,以及註冊處在新聞稿中確定,記者在聲明時只要選取查冊的目的是為了確定該公司、其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或其前董事(如有的話)的詳情,或其他前列選項中任何一類所述人士的詳情那一選項(即第b(1)項),即可符合採訪的目的。此外,《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61條已經為新聞搜集、使用和發布資料提供豁免。故此,相信註冊處的新安排不會為傳媒的工作添加任何新的障礙和壓力。

偵查報道不單是傳媒發揮監察作用的重要方法,近期一些引起社會重大關注的偵查報道,更是透過查冊來揭露政治人物可能涉及的利益衝突。有傳媒工作者疑因偵查報道而有「後果」,故此傳媒對註冊處的新安排高度敏感,是值得理解的。

期望註冊處就傳媒的憂慮和疑問,做更多詳細和確定的解說,如有需要的話,更可以改善聲明的寫法,讓公眾能夠準確明白自己的責任和滿足法例的要求。而私隱專員亦應再審視這個聲明有無必要填寫,以及是否足以防止查冊資料遭人濫用。

查冊、私隱與新聞自由

【文章】堅持初衷 即是出路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3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筆者身為民主運動的其中一分子,對於香港人發起雨傘運動也未能爭取到一個真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政改方案,難免跟其他民主路上的同行者一樣,感到失望和沮喪。

然而,筆者相信「真.雙普選」是絕大部分香港人最大和最終的政治理想,因此即使一時失敗了,也不會轉移目標,並會為下一次的政改而繼續努力;當然,也有人選擇因為失敗而轉移目標,把「真.雙普選」變成次要,而提出新政治主張,並建立新的政治組織。《基本法》確保香港有言論和結社自由,包括保障任何人提出和討論可能或肯定不符合《基本法》的政治理念的權利,這也是我們必須尊重和維護《基本法》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今天香港人享有的所有自由和權利,以及我們最引以為傲的法治的最大和最終保障,都是《基本法》。當然《基本法》本身有不完美的地方,在實踐的時候也有不理想的狀況,但這樣應該不是我們放棄《基本法》、更不是我們做違反《基本法》的事(儘管不違反政治道德和倫理)的理由。因此,儘管筆者理解今天提出新的政治主張或概念的人,他們或許是基於爭取民主的失敗經驗和心情,希望尋找出路;又或許是因為要參與選舉,營造與其他競爭者不同的形象,而提出新的政治主張。無論如何,如果要把主張變成運動,或許就要慎思幾個問題,例如這些新主張,香港人明白嗎?接受嗎?會太「離地」嗎?他們願意承受嗎?

筆者的觀察是,提出新主張的人,有不少連他們爭取的終極目標是什麼也說不清,就好像有人說我們要去買一張機票,卻不說明要飛往哪裏一樣。有些則提出一些大部分香港人都認為不可行的新主張,他們也沒有提出可行方法。因此,大部分香港市民,其實是不太理解或不甚認同這些新政治主張的。主張眾多、目標模糊、方法難行,只會令民眾無所適從,也無異於把我們一向依賴和最大的本錢——群眾的意志和力量打散。這個狀況自雨傘運動後已出現(例如學聯的分崩離析),其惡果也顯而易見。相信沒有人希望這個狀況會在爭取民主的運動上出現。

我們眼前既有不斷爭取失敗、而短期內必須繼續爭取(下年特首選舉後,新一屆政府成立,便又要開始政改的工作)的「真.雙普選」;又有30年後才面臨,但現在已經要開始思考的「2047問題」。「真.雙普選」與「2047問題」都是香港最重大的事,兩者不能偏廢,也互為影響。

無疑,實現「真.雙普選」的難度絕對不低,但相比起其他新的政治主張,肯定更容易。而且筆者深信,只要實現「真.雙普選」,香港人自然會服膺「一國兩制」,以及在2047年後繼續實行「一國兩制」。

堅持初衷 即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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