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回顧、感謝與再會

信報財經新聞    2016-6-28
A12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正在準備任期報告予選民。在整理這幾年的經歷和回顧自己的工作時,百般滋味,但最後還是以感恩作結。

2012年,我有幸得到法律界同業的信任與支持,成為立法會法律界議員。跟其他香港市民一樣,法律界深信香港的憲制、法治和核心價值是讓這個城市繁榮安定的基石和動力。不論回歸前後,香港立法會的法律界議員都一直是捍衞香港的憲制、法治和核心價值的中堅。因此,在4年前,我以「讓信念承傳」作為參選理念,希望延續由前任法律界議員們所建立的這份傳統,守護香港多年以來辛苦累積的這些資產。

或許有不少人都與我同感:過去幾年,香港經歷了急遽和劇烈的變化,從香港內部和外面而來的,對我們的憲制、法治和核心價值的挑戰既多且大。法律界對這些挑戰是敏感的,所以我們的法官、學者和同業都不斷發聲,提醒香港人要時刻保持警覺。

當挑戰真的到來時,法律界是勇敢的,會以道理和行動去抵擋這些挑戰。任期報告中有一幀相片,每次看到都會令我感動和鼓舞:它攝於2014年7月,超過1800名法律界同業聚集於前終審法院那幢紅磚樓前,以堅決捍衞司法獨立,來回應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白皮書中抹殺司法獨立的意圖。這幀相片彰顯了我們法律界因為堅定,所以團結;因為團結,所以有力;因為有力,所以能夠守護。有幸參與其中,讓我知道每一位同業,不論在哪一個崗位──當法官的、大律師和律師、學者和法學生,以至是當議員的,都不是孤身作戰,而是互相効力,彼此守望。

政治問題法律難解

然而,捍衞司法獨立,不止於意識上的堅持,更需要讓持份者的充權。香港的司法制度建設良好,現行法律大致上足以保障市民的基本權利,可是,若然沒有足夠資源,法官不能好好審案,市民無法提出申訴,再好的制度和法律不單無用,而且會反過來破壞制度和法律。我工作的另一重點,就是要為司法機構和法律援助署爭取資源,而政府亦從善如流,對司法機構和法援署的財政撥款都有大幅增加。

當然,在4年之中,令我感受最多、最深和最複雜的, 莫過於政改。今次政改,「法律」的角色特別吃重:一方面,中央政府以法律來限制政改方案的民主程度;另一方面,雨傘運動以法律途徑解決。無疑,任何政改方案都應該符合《基本法》,但《基本法》不應該是窒礙香港落實真普選的法律;公民抗命雖然有道德感召,但在法理上卻存在極大爭議。這樣說明了政改和雨傘運動,本身都是政治問題,非法律能夠完全處理。所以,因政改而起的爭議沒有隨着雨傘運動的結束和政改方案被否決而止息,反而衍生了「港獨」和「自決」等主張,並與2047年香港的二次前途問題扣連起來。

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法律界在二次前途問題上可說是最先發聲的。早在我就任議員那一年,法律界德高望重的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和港大法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便提出現在是時候開始討論「一國兩制」的去向。我相信,未來這個肯定是一個愈來愈重大的課題,法律界的參與更是必不可少。

4年任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儘管終點在前,我還是心存感恩,畢竟能夠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參與其中,是難能可貴和無法取代的經歷。

最後,必須感謝《信報》邀請我撰寫這個專欄,讓我在立法會之外,有另一個能夠與廣大讀者分享我的想法和心情的地方。

再會,願後會有期。

回顧、感謝與再會

 

【文章】銅鑼灣書店事件考驗一國兩制

信報財經新聞    2016-6-21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遭內地政府扣查多月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回港後,選擇公開自己的遭遇。他說之所以敢如是作,是因為有很多香港人出來遊行聲援銅鑼灣書店的人員,以及相信香港是法治社會。

人生而自由,法治的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保障「自由」這個人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對香港人來說,「自由」更是不容減損、無法妥協和不得取代的權利,因此香港的法律也在保障香港人的自由方面着墨甚重:《基本法》第27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此外,《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也列舉多種享有自由的權利,其中第16條第二款訂明:「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因此,香港與其他高度自由的國家一樣,市民即使發表或出版不利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的言論或書籍,但只要不為法庭裁定有誹謗或其他刑事罪行,便可以自由發表和出版。

銅鑼灣書店事件,則突顯了香港與中國兩地法治制度和程度的差異。誠然,不同國家或地區有各自的法律,在某個地方不屬犯法的行為,在另一個地方可能已經屬於罪行。一旦因為兩地法律差異而觸發司法程序,最正常和常見的做法,就是透過既定的通報機制去聯絡另一地方的政府,當地政府知悉後,則盡可能向涉事人提供協助,包括法律支援。

因此,即使香港人對於內地限制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法律難以苟同,但基於這是別個司法管轄區的事宜,香港人無法置喙。然而,香港人的合理期望,也是內地法律規定的,任何遭扣查人士都有與家人見面和尋求律師協助的權利;根據2001年香港保安局與內地公安部設立的內地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的相互通報機制,列明內地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及國家安全部門人員須在香港居民被內地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後14天內通報香港警方。林榮基的遭遇之所以令港人憤怒和擔憂的是,一方面他遭內地官員要求放棄接觸家人和律師,另一方面內地官員不按機制通知香港警方。一個香港人應有的基本權利,就這樣遭剝奪了。

事實上,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保證絕對不會出錯,但良好的制度就是能夠在出錯時,能及時矯正和補救,「一國兩制」亦如是。如今特區政府知悉林榮基的遭遇了,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會如何捍衞香港人的權利?中央政府又如何回應香港人的質疑?這個將會是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有多大信心的重要影響。

銅鑼灣書店事件考驗一國兩制

【文章】SEN學童支援資源匱乏

信報財經新聞    2016-6-14
A13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上星期五,張超雄議員跟筆者一起撰寫近3年的《特殊教育需要條例草案》(「草案」),終於獲得法律草擬專員發出的證明書,確認符合《議事規則》及法例要求的格式,可以在立法會提出。這張證書代表着我們的團隊這3年來四出奔走、收集意見及凝聚共識而努力的汗水和心血。

政策不到位

有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 Needs, SEN)的兒童向來是社會上的小眾,一直得不到適切的學習支援。

自1997年至今,香港推行融合教育政策近20年,原意是期望讓SEN學童融入主流學校生活之中,但在資源匱乏、政策不到位的情況下,SEN學童未必適合主流學校的教學模式,他們的學習情況對老師、家長和學生本身都構成很大壓力。

過去3年,我們舉辦了5次大型研討會,進行超過20個聚焦小組,集結超過1000人的意見,很多時候聽到的,不是家長在哭訴孩子無人理會的無奈,就是教師在申訴沒有支援的無力。這些聲音,全都指向一個問題——政府不肯增撥資源,讓有心人做好照顧SEN學童的工作。誠然,欠缺資源並非唯一問題,但有更多資源,便能解決很多問題。

「草案」旨在向教育局賦予法定義務,為每個在主流學校就讀的SEN學童和青年設立獨立的教育計劃(Independent Education Plan, IEP,下稱「計劃」),保障每一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都有相應的學習配套,讓他們也能有所得着,發揮所長。

不少老師擔心一旦「草案」得以通過,會加重老師負擔。其實,立法規管的對象是教育局,期望透過賦予法定責任,敦促政府增加人手和資源,全面支援在特殊教育政策下的各持份者。

環顧英國、美國、加拿大和台灣等特殊教育發展較成熟的地方,均有法律指明政府當局必須制訂適合SEN學童的措施,其中為SEN學童制訂和執行「計劃」是重要一環。

「草案」主要參照英國的法案,並參考其他國家在特殊教育立法的經驗,擬定及早識別、及早介入、學校與特殊教育政策相關資訊和支援等條文,期望透過法律框架,整合香港的特殊教育系統。

先要過特首一關

雖然「草案」已經出爐,但真正的難題現在才開始。受限於《基本法》,議員不能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或政府運作的草案,涉及政府政策的則要先得到行政長官同意,而「草案」必定涉及政府資源和政策,故此議員草案要先過特首這一大關卡,再獲立法會通過,機會近乎零。

事實上,回歸後沒有一條「由無到有」的議員草案是成功立法的。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期望透過「草案」與政府繼續磋商,尤其政府原本已有一些零散的特殊教育支援服務,如社會福利署的「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和關愛基金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試驗計劃」,只要政府樂意採用「草案」,重整政策配套,便能好好為SEN學童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我們已經把「草案」提交主席做裁決,即使未能趕及在本屆立法會提出,但我們不會停下來,在未來日子繼續為爭取立法而努力。

SEN學童支援資源匱乏

【文章】六四晚上 我到了維園

信報財經新聞    2016-6-7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當一些理所當然的事情受到質疑的時候,通常有兩個原因:社會背景轉變了,或人的思維改變了;所以,當近年有年輕人質疑為什麼還要悼念六四時,或許也是一個讓我們反思悼念六四的機會。

有年輕人說,香港的民主進程和前途問題,與中國大陸無關。一方面他們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二來他們認為他們沒有責任,也沒有能力「建設民主中國」。

認為自己屬於什麼人、自問自己有無責任或能力去做一些事,是很主觀的,難以質疑,也不必勉強;可是,若然認為香港的民主進程和前途問題與中國無關,則是屬於客觀事實的問題,須作探討。

「雙查方案」成主流方案

近日翻看《基本法》草擬的歷史,讀到第45和第68條,即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條文演變時,看到六四對這兩條條文,也就是對香港回歸後民主化進程的影響。

打從起草《基本法》開始,政治制度設計和民主化進程就是熱烈討論的話題。當時不少有心人都提出各自的方案。

至1989年,查良鏞和查濟民提出協調方案(時稱「雙查方案」),建議第二任及第三任行政長官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而立法會則分三屆發展至半數議席由直選產生。

此外,第三任行政長官和第四屆立法會在其任內須舉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第四任行政長官是否以普選產生和第五屆立法會是否全面直選。如全體選民投票決定不更改行政長官或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則每隔10年可再舉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

公投條文無端消失

這個在當時被抨擊為太保守的方案,卻雀屏中選,成為「主流方案」,並納入1989年2月寫成的《基本法》草案的第二稿中。不過,事隔半年,也就是經歷六四事件後,有關公投的條文卻消失了。具體原因要靠當時的草委憶述,文獻只能反映在六四之後,當《基本法》的草擬工作恢復時,草委對香港回歸後的政制改革,大都認為應該「寧穩勿亂」,態度明顯從六四前的開放轉為保守。

若是認識這段歷史,那麼還有誰、特別是爭取民主的人仍然可以說香港的民主化與中國無關係嗎?

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其巨著《史記》的自序中,說明寫歷史的目的,就是「述往事,思來者」。可見如果不認識歷史,是無法思考未來的。今天我們悼念六四,當然是要向27年前因為爭取中國和香港的民主而犧牲的人致哀和致敬,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學習以往的經驗,為香港的民主和前途而努力。

早前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公民黨向他提出成立港是會議,檢討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施的情況,並開始探討2047年香港的二次前途問題。這個,可視為我們這一代香港人在總結經驗和籌劃未來這個政治基本工夫上的重要實踐。

img-607102350-0001

【文章】27年前的六四事件與2047年的香港

明報 2016-6-3
A30 | 觀點

每一件歷史大事件,它的影響力不會止於當代,而是會延及往後數十年的發展軌迹。

今年六四,爭論和是非好像特別多。口舌之爭源於一眾專上學府的學生會決定不參與由支聯會在維園舉辦的燭光集會。如果撇開他們那些令人感到冒犯的言論,當中其實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六四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六四確確實實影響香港民主發展

或許有不少朋友已經可以講出幾個關係,比如說六四孕育了香港幾代人的民主意識,也有人曾經因此對香港的前途感到悲觀而選擇移民。這些,對不少人的人生來說是很重要,甚至是最深遠的影響。但對今天的年輕人,也就是在六四之後才出生的一代,他們可能覺得事不關己;至少,他們的政治理念和意識,應該不是因六四萌生的。

然而,六四卻確確實實地影響着今日香港民主發展的軌迹。

六四發生的時候,也是《基本法》草擬期——其實反過來說才更準確:在基本法草擬期間,發生了六四事件。兩件歷史大事同時發生,雖然未必有互動作用,卻肯定有單向的影響。根據當時的紀錄,六四事件令基本法的草擬工作暫停了,有些民主派人士退出了起草委員會。而更重要的,是在草擬基本法時有根本的修改,最明顯和重要的例子,正是關於香港回歸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民主化進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可說是草擬基本法時引起香港社會最多和最激烈討論的議題。左、中、右各路人馬都提出自己的方案,後來查良鏞和查濟民提出協調方案(時稱「雙查方案」)。方案建議第二任及第三任行政長官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而立法會則分3屆發展至半數議席由直選產生。此外,第三任行政長官在其任內須舉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第四任行政長官是否以普選產生和第五屆立法會是否全面直選。

「雙查方案」在當時被抨擊為太保守,卻得到中央的青睞,於是成為了「主流方案」,並寫入1989 年2月寫成的基本法草案的第二稿中。其中關於全體選民投票決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規定,分別載於附件一第7條和附件二第3條,茲分列如下。

附件一第7條: 「在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立法會擬定具體辦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是否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投票結果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附件二第3條: 「在第四屆立法會任內,立法會擬定具體辦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立法會的議員是否全部由普選產生。投票結果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此外,附件一第8條和附件二第4條更訂明,如投票決定不變,每隔10年可再舉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當時這個太保守的方案,特別是有公投部分,對今日的香港人來說,說不定是求之不得。然而為何最終有關公投的部分會在基本法中「被消失」了?箇中原因或許要靠當時的草委憶述,文獻只記述了六四事件發生後半年,基本法草擬工作重回正軌後,大家認為香港政制發展「寧穩勿亂」。自此,基本法便只保留了「雙查方案」中最保守的部分,成為回歸至今香港政制發展的藍圖,更是限制。

漠視歷史無法正確思考未來

筆者之所以詳細列舉這段歷史,是想帶出如果要說六四對今日香港每一個市民——不論是「80前」還是「80後」——有什麼影響,以上就是最實在和最貼身的例子。所以,除非某人是抗拒民主或放棄民主,否則又怎可以認為六四是事不關己呢?

既然27年前的六四事件對今日的香港有如此深遠和實在的影響,那麼今日香港人繼續紀念六四,除了「懷緬過去」之外,對我們的未來有什麼作用呢?這個應該是當前着緊2047年時香港會變成怎樣、在2047年時是香港社會的中堅——今日的年輕世代所關心或疑慮的問題。

筆者也屬於這個世代,今年六四會一如以往地去燭光集會,我的想法和心情是: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的歷史、現在和未來,無法切割。六四發生在27年前,卻依然影響香港的現在和未來。忘記或漠視這段歷史,就是不認識現在的香港,也無法正確思考香港的未來。我支持民主,認為這是香港早就應該落實,而且在2047年後也必須繼續實行的政治制度。27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爭取民主的人們,不單是為中國爭取民主,也是為香港爭取民主。他們因此而犧牲,是值得我們紀念和致敬。而每一次燭光集會,都是一次爭取民主的運動,是向對抗拒民主的人——不論是否當權者——發出沉默的吼聲,更是他日香港實現民主的其中一塊磚石。

27年前的六四事件與2047年的香港

Dennis Kwok eNewsletter JUN 2016

2016June_EDMa

6 June, 2016

Dea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Some brief updates from LegCo.

Criminal Legal Aid Fees

On 1 June, a resolution has been tabled in LegCo regarding the rate rise in criminal legal aid cases. The adjustments are as follows:

  • 50% increase for counsel
  • 25% increase for instructing solicitors
  • 40% increase for Solicitor Advocates in the District Court
  • a new category of criminal legal aid fees for High Court cases will be introduced for Solicitor Advocates

The fees for fiat prosecution should also be correspondingly increased.

Competition Law – UK Work Scheme

A few months ago, I reached out to 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 with the hope to set up a work scheme for junior barristers to work in the UK in the field of Competition law. Through the HK Bar Association, a work scheme has now been set up for interested members of the Bar to work in Monckton Chambers and Brick Court Chambers with some of the top UK practitioners in this field. I strongly encourage all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to apply.

Further, I am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Consulate to try to expand the scheme to the rest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 shall keep you posted.

Kind regards,

DK_eng_sign

Dennis Kwok

Proudly powered by WordPress | Theme: Baskerville 2 by Anders Noren.

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