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管治「新」風格? 淺論林鄭月娥的恆常溝通機制

明報 2017-4-24
A25 | 觀點

特首選舉塵埃落定。不論對選舉結果有什麼感想,政治畢竟是現實的。大家可以對選舉結果失望,卻不能對當選者沒有要求。尤其是在今屆選舉中,林鄭月娥是以低民望當選,選舉制度與社會民情的矛盾和反差更嚴重削弱其管治認受性和合理性。如何挽回民意支持是她必須和首先面對的政治現實。

修補撕裂、重建和諧,可說是今屆特首選舉中候選人最強調的政治主張,以回應近年絕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團結社會」這4個字就不約而同地在林鄭月娥和曾俊華選舉政綱的前言裏出現。若然這不是為了選舉而擺出來的競選口號或權宜之計,那麼我們就要問:如何實現這個宏大卻帶點空泛的政治理想?

改善行政與立法——特別是特區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應該是修補撕裂與重建和諧的第一步。又從政治現實說起:相比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有至少一半議席是經直接選舉產生的,認受性和問責性比行政長官高之餘,亦是民意和社會狀况的縮影。更重要的是,儘管民主派在立法會中是少數派,但在連續多屆的立法會選舉中,民主派的得票率都超過五成(同樣是一種選舉制度與社會民情的矛盾和反差)。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是好是壞,意味着它是打算跟大部分香港市民「好來好去」,抑或「過唔去」。

行政立法必存緊張關係不等於必須敵對

再從憲制安排的角度看,根據《基本法》規定,立法會對行政長官及其政府有監察和制衡的職責。第73 條列明立法會行使的10 項職責和權力中,便有6項與政府的工作有直接關係,例如第1條規定立法會按照基本法規定的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而眾所周知,幾乎全部的條例草案,都是由政府提出的;第2條規定立法會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案;第3條規定立法會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第5條規定立法會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等等;到第9條更訂明立法會有彈劾行政長官的權力及其程序。這是基本法設計下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則,是以行政與立法必然存在緊張的關係,卻不等於彼此之間必須互相敵對。

過去5年,行政與立法關係陷入谷底,無非是梁振英以好鬥與橫蠻的態度和方法處理立法會事務。而上行下效也好,按照指示辦事也罷,部分政府官員也變得愈來愈「梁振英」。

民主派不妨當試金石

其實並非所有官員亦如是,即使是林鄭月娥,跟梁振英始終有分別。比如說梁振英當年競選行政長官時,政綱裏對行政與立法關係隻字不提,而林鄭月娥則在政綱中承諾「與立法會各黨派建立恆常溝通機制」。當然,溝通不一定能夠達至共識;說白一點,溝通了也不等於民主派會對政府的議案投贊成票。但有溝通總比沒有溝通好,溝通後投反對票也聊勝於沒有溝通便投反對票。

因此,既然新特首林鄭月娥許下諾言,民主派也不妨當試金石。專業議政幾名議員早前已去信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邀請林鄭月娥會面,以檢驗一下她在選舉時力銷的「管治新風格」究竟有多「新」、她承諾要做到的溝通是否真正的溝通,然後由社會公論。作者是立法會(法律界)議員、公民黨執委及專業議政召集人

修補撕裂長期工作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當選後已馬上向公眾表示,她將會盡一切努力修補社會撕裂,亦將會和不同黨派不同政見人士溝通。這是值得大家讚賞和支持的舉措。她亦提到將來會有一個恆常溝通平台。

成果取決於雙方努力

筆者相信無論如何未來應該邀請泛民人士加入恆常溝通平台。然而就修補撕裂而言, 最後的成果如何也要取決於建制及泛民雙方的努力。較早前林鄭已經提出來屆政府希望邀請泛民主派人士加入,然而這邊廂一腔熱情邀請,那邊廂卻馬上碰了一鼻子灰,泛民的政黨包括民主黨急於謝絕好意,並重申不會容許黨員加入政府。

這恰恰展示了現今香港政治的困境:由於社會上兩陣營的支持者都對支持對象有巨大期望及壓力,特別是兩年前非法佔中後,反對派的支持者有相當部分在思想上變得非常牢固,甚至更趨邀進,在這情况下反對派要嘗試認同建制派的部分舉措就變得非常危險。因此,筆者不難想像泛民此刻急不及待跳出來斷然拒絕林鄭,這基本上也是明哲保身的做法。然而,長遠而言,反對派如何嘗試疏導這種壓力,或在輿論上引導支持者接受這建議,是將來能否成事的關鍵。如果反對派用當年對8.31 政改的模式,即從頭至尾綑綁反對(筆者已經忘記了當年反對派進行了幾多次聯署反對,後來甚至有人質疑是否必要不斷重複聯署,實屬多餘),最後令自己轉身也難,這樣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

早前我應邀出席本地某大電視台英文節目就提到,林鄭已踏出第一步,向泛民伸出橄欖枝,希望反對派能嘗試接受邀請加入政府,若能成事將會是修補撕裂重大一步。修補撕裂,並非短期可以做到,是長期努力才見成果,筆者也寄語反對派:千萬不要一如以往,今天提出反對,明天政府作出讓步,後天再突然反口加碼提出新要求,這樣是無法促進雙方信任的。

「先民生後政治」較好

最後,正如我於英文電視節目所言,林鄭上任後應該首先處理較為迫切的民生問題,例如房屋等。林鄭於政綱裏吸納了民建聯的意見,即研究容許居屋業主免補地價下將居屋物業出租,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回應民生訴求的工作。林鄭如果先在民生工作上做出成績,甚至在過程中與泛民溝通合作從而爭取他們的信任,當這些信任累積起來後,他日再推動比較複雜及爭議性大的政改時,將會較為有利於達成共識。因此,未來還是「先民生,後政治」較好。作者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 「解構林鄭月娥治港藍圖——下屆政府施政評析系列」周三再續)

(編者按:林鄭月娥當選下屆行政長官,今年7月1日香港將換上新特首、新政府。她在競選政綱中表示會「注入新風」,提出「管治新風格」、「政府新角色」等理念。《明報》觀點版就此邀請社會各界專家、學者、持份者撰文評析下屆政府各施政管治範疇,前瞻未來5年林鄭月娥治港藍圖。林鄭月娥勝選後表示「首要工作就是去修補撕裂和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改善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無疑是當中重要一環。競選政綱中她「承諾與立法會各黨派建立恆常溝通機制」,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和周浩鼎分別撰文評論此項建議。)

20170424mingpao

管治「新」風格?淺論林鄭月娥的恆常溝通機制

【文章】蘿蔔與大棒的共業

信報財經新聞    2017-4-25
A1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一直關注香港水資源的議題。最近被一本書誌吸引,封面主題是「香港命水」。書中除了簡介東江水供港的前世今生,探討香港的河道與渠務規劃,以及河流生態。

記得讀過一篇研究,指香港若過分依賴東江水,東江水便會成為「阿爺」管教香港的「蘿蔔與大棒」(Carrot-And-Stick Approach)。

要是大家不善忘,應記得好些「愛國愛港」者不時「教訓」香港人,要為內地供應東江水感恩;去年當有人炒作「港獨」議題時,更指斥香港仰賴內地供給食水和食物,沒條件搞港獨,把東江水變成政治籌碼,把香港的水資源問題上綱上線至政治層面。

誠然,東江水的價格須要討論,水資源的開拓必須研究;但與此同時,我們應把眼光拉回自身──究竟香港人節約用水的情況如何?

翻查水務署年報及立法會財委會的答覆,有關評估節約用水措施的成效是以參與人次計算,沒有具體水量;即使政府建築物有較仔細的紀錄,水量也是微不足道。

雖然用水量多寡受到多種因素(如極端天氣)影響,但都是偶發性的。歸根究柢,市民的用水習慣主導了用水量,用水量又影響了購水量。過去幾年,香港市民每年實際用水量變化不大,維持在600至750百萬立方米之間;然而每年水塘的集水量只有約200多百萬立方米,其餘的要由東江水「埋單」。

水資源依賴難逆轉

回顧本港供水歷史,水資源從來都是政治問題。香港天然資源匱乏,政府須絞盡腦汁開拓新供應,以滿足日益膨脹的人口。經歷「樓下閂水喉」年代後,儘管中央政府願意向港澳同胞免費供水,但港英政府堅持要用錢買水,同時不斷興建巨型水利工程,正是因為不想被內地以供水作為政治要挾。五十年代末期,港英政府的水利工程都是劃時代及具前瞻性的,包括於1968年建成、位於海邊湖泊的船灣淡水湖;1978年建成、容量比船灣淡水湖多22%的萬宜水庫;以及曾經是全球規模最大、於1976年啟用的樂安排海水化淡廠等。

可是礙於地少人多及成本高昂,近30年香港已不再興建或擴展新的水利工程,市民只要扭開水喉即有乾淨食水使用。1985年東江水進口量首次超過本地耗水量的一半,並在4年內迅速攀升到超過70%,之後一直維持在70%至80%的水平,香港進入水資源依賴的格局已經難以逆轉 ,也令香港人忘記水從來是得來不易的歷史和現實。

與《基本法》要求財政預算要「量入為出」不同,由於天然資源幾乎是生活必需品,市民不能不用,故應當以「量出為入」──即按市民需要而決定開銷的方案。

可是現時的用水量卻未能反映市民用水習慣,無從得知可透過什麼方法有效地省水。不統計省水量則難以評估節約用水措施的成效,難以制訂有效的水資源管理方案。結果我們只會繼續不斷用水、不停買水來滿足用水需求。陰謀一點說,廣東省政府也許正是看準我們別無他法,開價再高都會就範的弱點。

東江水供水協議將於今年年底屆滿,鑑於通脹等原因,東江水的單位成本將愈來愈高,與海水化淡成本的距離將愈來愈近。失去「東江水較便宜」的誘因,我們將更有空間與廣東省政府商討東江水價格問題;但若我們仍然只懂「水來張口」,則只會斷送討價還價的機會。

筆者很認同書誌中的一句:我們都被東江水寵壞了。把東江水這根「蘿蔔」養得肥肥白白的,正是我們自己。

延伸閱讀:
《Breakzine!第48期-香港命水》,2017年3月,突破出版社。
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週年》。2001年,商務印書館。
劉素:《流動資產IV: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水資源管理》。2013年,思匯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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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蔔與大棒的共業

【文章】普通法與成文法中的妨擾罪

信報財經新聞    2017-4-12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律政司以普通法中的妨擾罪和煽動妨擾罪起訴前年雨傘運動的發起人與參與者。鑑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宜討論檢控的優劣或入罪的機會,但可以概論地分享普通法和成文法中妨擾罪的一些知識。

按現行法律制度,刑事罪行大致分為兩大類:成文法規定的罪行及源自普通法的罪行。成文法罪行指有明確法律條文訂明的罪行,例如《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第3條訂明公職人員收受利益,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10萬元及監禁1年。普通法罪行則不是由法律條文訂明,罪行的定義源自數百年來的案例,較常聽到的罪行包括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串謀詐騙和妨擾罪等。除非另有規定,所有普通法罪行的罰則都由《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101I條涵蓋,最高刑罰為監禁7年及罰款。

普通法中的妨擾罪是一項古老罪行,其定罪原則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的文獻及案例,即在成文法尚未成熟前由法官在審案時確立,詳細定義在不同案件中或會略有不同,但大致原則是把騷擾和傷害公眾(相對於針對某些人)的行為刑事化。由此可見妨擾罪的定義其實較空泛,除了阻街,數百年的案例包含五花八門的行為:例如有意識地帶着一頭有危險傳染病的牲畜在街上行走、在市場售賣不可食用的肉類、舉行大型迷幻音樂派對引致交通擠塞、噪音和附近地方遍布垃圾和排泄物等行為,都可構成妨擾罪。

由於普通法罪行較空泛和模糊,惟刑事罪行的重要原則是要清晰和確定,讓市民知清楚明白哪些行為會墮入法網,因此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如英國、澳洲和香港多年都致力以立法形式訂明普通法罪行。而《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228章)則是以成文法訂明公眾地方的妨擾罪,第4A條更清楚訂明若有關行為對在公眾地方的人士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可罰款5000元或監禁3個月,並必須於案件發生後6個月內提出檢控。正因為成文法罪行的定義和罰則較清晰和明確,法庭一般較認同以成文法作起訴基礎。避開起訴時限和罰則規範不是選擇以普通法起訴的好理由,即是說如成文法的罪行較適合案情,律政司不能因為過了起訴時限,或希望被告得到較重的懲罰而選擇引用普通法罪行提出起訴。

律政司過去很少引用普通法妨擾罪起訴,較著名的案例是2008年8月9日一名外籍人士Pearce趁北京奧運開幕日,攀上青馬大橋龍門架示威,警察及消防處決定封閉大橋導致交通擠塞。律政司當時選擇引用普通法妨擾罪起訴Pearce,最後法庭考慮到Pearce造成明顯的公眾傷害,是成文法妨擾罪沒有提及但普通法有提及的要素,認為以普通法妨擾罪起訴Pearce較恰當。但應注意的是,當時律政司是於同年11月,即事發後兩個月內提出起訴,與今次律政司在佔中發生兩年多後才作起訴有分別。

今次律政司引用普通法而非成文法的妨擾罪,相信起訴罪行是否恰當將會是案件其中一個爭論點。

20170412_信報

普通法與成文法中的妨擾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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