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彈劾周浩鼎與梁振英

信報財經新聞    2017-5-26
A23|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和特首梁振英「打龍通」,企圖影響「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 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下簡稱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事件發展至今,在兩位共謀者都承認他們所作所為的情況下,若按照合理的政治道德標準和大量的歷史經驗,周浩鼎和梁振英早應鞠躬下台。

然而,事發超過一個星期,周議員(及其他建制派)還好像要自我催眠般重申自己「無違法、無違規、無隱瞞」;梁振英就更惡劣,不但認為自己「有權力和有需要」做這樣的事,連日來更如抓狂般不斷質疑專責委員會另一名委員梁繼昌的資格。那麼立法會必須和應該做的,就惟有同時向兩位共謀者提出彈劾議案。

無疑,不論是《基本法》、香港本地法律或立法會《議事規則》都沒有條文仔細、具體和特定地寫明立法會議員不應協助政府官員,或特區政府官員不應透過或試圖透過立法會議員介入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工作。因為這是起碼的政治道德和操守,任何一個擔任公職的人都必須恪守。反過來說,又怎會有人認為特首或議員是毋須恪守的呢?情況就好像不會有法律寫明人必須孝順父母,但孝順父母是任何一個人都應有的人倫道德和操守。

儘管沒有專門的法律或規則禁止議員和特首做某種勾當,但法律和規則會列明一些基本原則,一旦那些離譜得社會普遍認為不能接受的事件發生時,都有方法處理。

《基本法》設定了彈劾特首和議員的條文。關於彈劾特首,第73(9)條訂明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立法會可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主席;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並向立法會提出報告。

捍衞立法會獨立和尊嚴

如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至於罷免議員,則第79(7)條訂明若議員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三分之二議員通過譴責,便會失去立法會議員資格。

立法會民主派議員已經分別向周浩鼎和梁振英提出彈劾議案,將於6月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表決。針對周浩鼎的「罪名」有3項,包括:(一)不恰當地干擾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方向,破壞專責委員會的正當程序,屬藐視立法會;(二)隱瞞梁振英替其撰寫調查方向修訂本,並聲稱修訂本完全出自自己手筆,屬作出失實陳述;(三)損害公眾對立法會的獨立性、公正性和公信力的印象,屬嚴重破壞立法會聲譽。

至於針對梁振英,雖然指控只有一項,卻已經非常嚴重,就是不恰當地介入立法會專責委員會事務, 藐視立法會,屬《基本法》第73(9)條所指的瀆職。

通過議案的機會有多大難以估計,亦知道在特首任期不足兩個月的時間下,彈劾梁振英似乎徒勞無功,但這是勢在必行的,因為稱職的立法會議員,總要在捍衞立法會獨立和尊嚴的問題上,知其不可仍盡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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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周浩鼎與梁振英

【文章】以人為本的街道

am730 2017-5-19
B20 | 戶外 | Run

筆者喜歡跑步和騎單車。可惜,很多香港人只能在室內用跑步機和單車機,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的行人路和馬路都很窄,人和車多一點都會擠塞,別說有一個空間讓跑者和單車暢順地通過了。

但我們不應放棄創造可能性的想像,試想想:自己在香港的大街上跑步和踏單車,沿途有各式各樣的商店,累了可以在路旁的咖啡店歇腳,看到有趣的東西可以走進店內探索。這樣不單為運動添上情趣,也令運動更融入生活。

這其實跟城市規劃息息相關。一直以來,香港的道路規劃都側重於把市民以最快的方法從某個地方送達另一個目的地,故特別「優待」車輛,把馬路建得較闊,令行人路變狹。但空間畢竟有限,人車爭路成為生活常態。

紐約六十年代有一個關於規劃的故事。話說政府聘請規劃師設計一條穿過格林威治村的四線道快速道路,其中要把區內各族群非常重要的活動空間——華盛頓廣場拆掉。一個沒有規劃學位的「師奶」雅布斯(Jane Jacobs)組織當地居民起來反對,她的理念是,不能單靠建高速車道來聯繫社區,因為坐在車裡的人快速穿過街道,是不會光顧商店、餐廳和市場的,這有如與社區割裂;反而步行和踏單車的則會光顧,讓街道變得多樣和繁盛,更能維繫人與社區的關係。

雅布斯是世界城市規劃史上的傳奇人物。每年5月,各大城市都會發起以雅布斯為名的城市步行向她致敬。今年5月13日,一班有心人將於香港發起第一次「珍的散步節 (Jane’s Walk)」,希望市民透過參加社區步行團和單車團,思考一下如何令香港社區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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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單車──未來交通新亮點

信報財經新聞    2017-5-16
A15|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立法會議員不時收到贈書,近日收到且已一氣呵成讀完的,是本欄另一作者姚松炎教授有份編著的《選擇未來──香港2030+民間替代方案》。其中一篇題為〈單車友善──必要在市區提供的交通選擇〉,更破除了一般人對於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甚至在某程度上取代汽車的可能性的誤解。

筆者喜歡跑步和踏單車,較常做的是跑步,原因是較方便,畢竟只要換套衣服、穿上運動鞋便可以開跑。至於踏單車,即使已經有了單車,還要有適合的道路。這方面,住在新界的市民幸福多了,因為政府──從港英政府到特區政府──在規劃新市鎮時,往往會把道路擴闊,甚至開闢單車徑;反之在港、九兩區,路狹車多,踏單車頗見危險。

不過,踏單車比跑步有一個優勝之處,就是單車本身是代步工具,故踏單車不如跑步般,純粹只屬消閒活動。只要規劃得宜,單車可以成為市民交通和運動一舉兩得的工具。

成本效益或比汽車高

然而,當提議讓單車如其他陸上交通工具般在馬路上行走時,很多人會直覺地認為單車走得比汽車慢,讓單車在馬路上走必然會拖慢交通流量,令本來已經非常嚴重的塞車問題更見惡劣。

這種直覺似乎把因果顛倒了。車走得慢是塞車的「果」,塞車的「因」應該是車太多。〈單車〉一文的作者透過臚列不同的數據,論證汽車數量與香港交通問題的關係,當中有關汽車如何低效率地使用馬路,以及近年汽車與馬路增長失衡的比較分析,相信能夠讓讀者對香港的市區道路生態和塞車問題根源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此外,作者利用不同方面的數字分析單車如何可以充分地使用馬路,成本效益可能比汽車更高,相信必定能矯正普遍認為單車是低效的,不適合作交通工具的錯覺。

以單車作為代步工具,是這本書對「香港2030+」這個龐大而且影響深遠的發展策略的其中一個可行想像。書中有很多更專業、更熱心和更資深的作者,如姚松炎、鄒崇銘和任憲邦等,從多角度探討香港現時因規劃失當而產生的問題,並提出未來發展應該走的方向。事實上,一個有生命的城市就跟一個人一樣,需要發展和成長,惟前提必須是健康和平衡。沒有人會盲目地反對發展,但如果沿襲以往的發展理念,重複過去的發展模式,拒絕跳出盒子的想像和創新,那麼所謂發展將會是新瓶舊酒,我們的城市只有簇新的硬件,卻沒有進步的生活。

重複發展模式沒進步

最後講一個故事:上世紀60年代,美國紐約市政府打算設計一條穿過格林威治村的4線快速道路,以解決當地的交通問題。其中要把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間華盛頓廣場拆掉。一位沒有大學學位,城市規劃外行人的女士雅布斯(Jane Jacobs)組織當地居民起來反對。她的理念是不能單靠高速馬路來連繫社區,因為坐在車裏的人飛快穿過街道,是不會光顧商店、餐廳和市場的,隔絕了人與社區的關係;反而步行和踏單車的人會停下來光顧,讓街道變得多樣和繁盛,更能維繫人與社區的關係。

這個概念在40多年前是一個創見,如今已是不斷成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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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 ─ 未來交通新亮點

【文章】淺論非法集結罪

信報財經新聞    2017-5-5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星期出席了近期一套話題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分享會,不少人認為六七暴動是近代香港史的轉捩點,因為在暴動之後,港英政府檢討了管治香港的方針和策略,然後推出不少重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為之後香港高速的發展奠下了基礎。

可是,在一系列帶來進步的改革之中,有一項卻成為日後妨礙市民行使公民權利,那就是大幅修訂《公安條例》(香港法例第245章)(下稱「條例」)。

鑑於六七暴動,港英政府在修訂條例時,賦權執法人員拘捕當時的暴徒以遏止暴亂,因此條例的修訂可說是為了應付非常事件的非常手段。而其中一個非常手段,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應是一個不合理的限制,就是訂定了非法集結罪。

最初非法集結罪的定義非常廣闊,但凡多於3人的集會,即使不會構成任何混亂或危險,都有可能被視為是非法集結。有一實際例子:1979年油麻地避風塘發生沉船事件,無處容身的艇戶組成「各界支持艇戶上岸聯合委員會」,他們在乘搭旅遊巴前往港督府請願途中,被警方攔截並指控車上的艇戶和支持者非法集結,結果部分被捕人士被定罪,事件引起法律界憤慨。

條例在1980年再修訂,收窄「集會」的定義,排除以社交、文化和學術等目的的集會為非法集結,並加入30人以下的集會可豁免申請和加入集會發牌制度等。1995年,港英政府再放寬條例對集會的限制,例如減少申請許可須要提交的資料、把要在7天前申請的集會牌照制度更改為通知制度,只須在集會舉行前7天前以書面形式通知警務處處長,而除非警務處處長在集會48小時前發出禁止集會的通知,否則集會可視為已獲得許可。

惟在1997年,當時的臨時立法會卻把通知制改為現時的「不反對通知書」制,即集會須獲得警務處處長明確許可方能舉行。在《梁國雄及其他人 訴 香港特別行政區》一案中(案件編號:[2005] 3 HKLRD 164),終審法院便裁定這個限制違反《基本法》。

但不論多次的修訂,令條例的限制變寬還是收緊,條例本身的性質,就是規管公眾集會和遊行,削弱市民發起和參與集會和遊行等活動的自由度。

易成為濫用先例

特區政府最近一次引用非法集結罪提出檢控的案件,不是平日常見的公眾集會或遊行,而是兩位前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於去年11月2日嘗試進入立法會會議廳,而造成混亂和衝突的事件。

筆者雖然不同意梁、游的政治立場、其在宣誓時的舉措,以及試圖強行進入會議廳的行動,但對於特區政府以非法集結罪來檢控梁、游,亦不能苟同,原因有二:第一,事發的情景並非條例一般所規管的集會或遊行,而是立法會會議,梁、游的行動旨在進行宣誓,是嘗試履行他們作為合法地被選舉為立法會議員的職責;第二,事發的地點是立法會大樓內,立法會有獨特的憲制地位,本身有議事規則和獨立的秘書處處理各類事務或事件。即使立法會的特權法不豁免議員觸犯的刑事罪行,但不等於特區政府可以引用刑事法去介入立法會事務。

今次特區政府以非法集結罪控告梁、游,此例一開,很容易就會成為濫用的先例。以後若有議員在議會內有任何抗議行為,例如試圖阻止主席強行表決,都可視為犯法。

淺論非法集結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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