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地兩檢 開極危險先例

2017-07-27 | 明報

A23 |觀點 |By 郭榮鏗

傳聞多年的「一地兩檢」終於現身。政府方案是先把高鐵站租予內地,以及將行走中的列車納入內地司法管轄區,然後在內地口岸區和高鐵列車內全面實施內地法律。

這是自回歸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違反《基本法》,同時對一國兩制造成不可挽回的致命破壞。

容許內地法律在港實施必違基本法基本法第18條訂明,內地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實施。而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僅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

另外,基本法第154 條訂明,香港可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實行出入境管制。這即是說,與出入境有關的法律、政策和措施,一律屬於香港自治範圍事務,內地法律不能透過第18條引入香港。法律就是如此顯淺易明。任何「一地兩檢」方案,一旦容許內地法律在香港實施,就必定違反基本法。基於此,特區政府擬先引用基本法第20條,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香港權力實施「一地兩檢」。然而,任何授權均不得違反基本法,亦不應以削弱本身已有的權力為目標或效果。因此,即使中央政府按第20 條向特區政府作任何授權,亦不能違反基本法其他條文,更不應削弱香港既有的司法管轄權。

此外,就算將香港土地租予內地,也不能消除「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的本質。因為把地租出去,不等於可以把原本適用於該地的法律,換成另一套法律。根據基本法,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涵蓋整個香港。即使是駐港解放軍及其人員,不論在軍營內外,也要按照基本法第14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第16(2)、19、20、22、23 及24 條,遵守香港的法律,香港法院亦有權處理其違法行為。此外,按照基本的法律原則,任何契約、合約、協議或立法,不得違反當地憲法及法律,否則會自動失效。基本法第11(2)條更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與基本法相牴觸。因此,假設香港把高鐵站部分地方租給內地政府,甚至利用立法會通過法律,授權內地官員可以在租回來的高鐵站地方和列車執行內地法律,但一如上述,在香港執行內地法律本來就是違反基本法,故不論是容許內地官員執行內地法律的租賃協議,還是立法會通過授權內地官員執行內地法律的法例或決議,都會失效。國家主席習近平說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言猶在耳,肯定會令一國兩制走樣和變形的「一地兩檢」,當然絕對不能讓它實施。

港法律保障消失破壞一國兩制

今天的「一地兩檢」,比10多年前的23條更可怕。第一,為23 條立法,好歹也是基本法第23 條的要求,本質上不違反基本法。然而「一地兩檢」既不是基本法的要求,更如上述是違反基本法。

第二,基本法訂明香港自行為23條立法,也就是說即使立法,也是香港本地法律,不能牴觸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換言之,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賦予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和法律保障,仍然有效。然而「一地兩檢」不單把內地刑事法律全面及直接地引入香港,更把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排除在外,亦即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賦予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和法律保障全部消失。

第三,只要立法得宜,23 條不一定會損害一國兩制;但「一地兩檢」要把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割給內地,在香港實施內地刑事法,則肯定會破壞一國兩制。尤其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須是完整和不可分割的,但為實施「一地兩檢」,人大常委可以任意劃出某部分香港土地不實行香港法律,是開了一個極危險的先例。

反對「一地兩檢」最重要力量是香港市民

政府的「一地兩檢」方案,從來沒有在香港做過任何公眾諮詢。坊間提出的其他建議,如「車上檢」和「兩地兩檢」,政府在2009至2010年間向立法會申請興建高鐵撥款時,曾經承諾會做可行性研究。那些研究有沒有做?做了又放在哪裏呢?

今天的特區政府,對法治的尊重遠遠不及10 多年前。如果說10多年前大家因23條立法而感到擔心和反感,今天特區政府要引入比23 條更惡質的「一地兩檢」,就應該感到更憂慮和更憤怒。

同樣,今天的立法會與10多年前的立法會,基本格局沒有改變,甚至可能更差。所指的,是當年反對23條和今天反對「一地兩檢」的民主派議員,依然是少數(今年還因為宣誓案,連分組點票的否決權也失去了)。不過當年23條被擱置了,全賴有大量市民走出來,明確且強烈地反對23條。所以,或許今天的形勢更不利,但希望猶在,因為反對「一地兩檢」最重要的力量,不是民主派議員,而是香港市民。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一地兩檢』——破壞法治完整和『一國兩制』的最危險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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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地兩檢四核心問題

2017-07-25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執筆之時,坊間盛傳行政會議將於此文見報之日審議高鐵「一地兩檢」方案,並於即日公布。儘管未知確實方案,但憑過去多天的「吹風」,已經可以猜到政府推出的可能方案。

「一地兩檢」雖然茲事體大,但涉及的法律問題其實非常顯淺,只須簡單問答,即可以辨清箇中的法理是非。

問:香港可以執行內地法律嗎?

答:不可以。因為《基本法》第18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僅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此外,根據《基本法》第154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實施入境、逗留和離境的管制,故此出入境事務全屬香港自治範圍的事務,不屬國防和外交,內地法律不可藉《基本法》第18條引入香港執行。

問:如高鐵站及高鐵列車變成內地司法管轄區,有何後果?

答:香港市民受《基本法》及所有香港本地法律賦予的一切保護及/或權利,均會在高鐵站及高鐵列車內消失。香港市民如在高鐵站或高鐵列車內被內地執法人員指控犯法及/或採取法律行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員、香港各級法院及香港的律師一概無權介入及/或提供任何協助。

問:香港特區政府可以以租賃形式,把高鐵站及/或高鐵列車租予內地政府,然後讓內地政府在高鐵站及/或高鐵列車執行內地法律嗎?

答:不可以。因按最基本法律原則,任何契約、合約及/或協議的條款均不得牴觸當地的法律,牴觸當地法律的條款會自動失效。

因此,任何租賃契約、合約及/或協議內,如有條款容許內地官員執行內地法律,則會牴觸《基本法》第18條,該等條款將自動失效,內地官員無權在高鐵站及/或高鐵列車內執行內地法律。

問:有意見認為外國亦有「一地兩檢」的例子,香港的高鐵可參照那些例子實施「一地兩檢」嗎?

答:不可以。因為一方面香港有《基本法》第18條規定不實施中國的法律,這是其他國家沒有的;二來外國的「一地兩檢」只容許兩國官員執行與出入境有關的法律,國民的基本權利不會因「一地兩檢」而有任何改變。但香港的「一地兩檢」容許中國官員執行所有的中國刑事法律,必然會嚴重損害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

以上4組問答,是關於「一地兩檢」的4個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法律問題。即使沒有受過法律訓練的人,應該都能容易明白。特區政府之所以說「一地兩檢」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無非是要把法律清清楚楚地禁止的事,鑽一番空子,然後說成法律容許去做。

法治是香港與內地的最大不同,是香港比內地的最大優勢,更是香港市民的安全和權利的最重要保障。任何經濟效益和交通方便,亦不足以拿來交換我們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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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英雄的教誨

信報財經新聞 2017-7-17
A17|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落筆之時,乍聞劉曉波先生死訊。面對一位因追求民主而被政權打壓至死的英雄,除了悲憤之外,也追思他的言傳身教,接續他的未竟志業。

劉曉波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兩次言傳,是2008年他草擬的《零八憲章》,以及2009年12月受審時向中國法院遞交的陳述文章〈我沒有敵人〉。

六大訴求適用今天香港

《零八憲章》有六大訴求,包括:

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人權: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標和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以人為本」的內在要求。中國的歷次政治災難都與執政當局對人權的無視密切相關。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個個體的人,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別、經濟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須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落實公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權制衡與利益平衡,就是多種利益成分、不同社會集團、多元文化與信仰追求的群體,在平等參與、公平競爭、共同議政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1)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於人民;(2)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3)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產生;(4)尊重多數人的決定,同時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一句話,民主使政府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

憲政: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確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並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並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

以上這些不正是今天的香港應得未得和逐漸崩潰、我們必須奮發追尋和竭力維護的核心價值嗎?

至於劉曉波先生的陳述書〈我沒有敵人〉,最深刻的啟發是:爭取民主的人,是沒有敵人的。因為爭取民主,不是爭權奪利。我們爭取民主,不只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令那些打壓我們、辱罵我們、譏諷我們、反對我們的人消失,而是要這些人都得享民主。

政權愈無理 愈要講道理

劉曉波先生的身教,見諸他一生用最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去實踐自己的志業。從1989年參與民運,在天安門廣場呼籲非暴力抗爭,到六四前夕與政府軍隊談判,爭取時間並說服數以千計學生撤離,減少清場時的傷亡,被譽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即使被政府誣告、入獄、軟禁多年,仍不懈發聲……這些身體力行,都教我們曉得,當政權愈無理,我們愈要講道理;當政權愈兇悍,我們愈要溫厚;當政權愈打壓,我們愈要堅持;當一切看似徒勞無功,我們更要常存盼望。

劉曉波先生的貢獻令中國人民感到驕傲,但他的遭遇使中國政府盡顯無恥。

巨星隕落,迫害未止,唯願劉曉波先生妻子劉霞及其他親友重獲自由,以慰劉曉波先生自由之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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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教誨

【文章】也談相信

信報財經新聞 2017-7-6
A19|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國家主席習近平於香港回歸中國20周年時訪港,發表多次講話。筆者應邀參加歡迎晚宴,當時習近平主席發表一篇姑且可以題為「三個相信」的演說,值得再三思考。

他在演說中提出「三個相信」:第一是相信自己,第二是相信香港,第三是相信國家。這三個相信,習近平列舉的原因,大抵是中國和香港在經濟發展上的優勢和成就。

以「兩個相信」回應

無疑,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國力的進步,是舉世矚目的;香港的強項和成績,不論回歸前後,亦是世所公認的。可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信任,很多時不是建基於經濟環境的好壞,更絕對不是國家與人民互信的唯一原因。

「相信」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向的。既然習近平說香港市民要有「三個相信」,那麼香港市民也可以期望中央政府有「兩個相信」:一是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是理性的;二是相信香港市民是願意支持「一國兩制」的。

香港大部分市民是理性的,因為沒有市民會否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更曉得要維持香港的繁榮和安定,港獨不是一個可取的方法。

冀一國兩制運作良好

與此同時,香港市民都很清楚,中國與香港在文化、意識和制度等各方面有根本和明顯的差別,因此即使在土地和主權回歸中國之後,仍然強烈希望香港能保持固有的獨特之處。當時中國政府的領導人鄧小平亦深明維持香港既有的文化、意識和制度,方能維持這個地方的繁榮、穩定和進步,以及爭取到當時的宗主國英國與國際社會的支持收回香港,所以首先提出「一國兩制」,然後才與英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並把聲明呈交聯合國秘書處登記。

香港市民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願意回歸中國,更希望「一國兩制」運作良好,長遠實施。如習近平所言內地官員了解這段歷史,便應當相信香港市民是願意支持「一國兩制」的。

外交部否認承諾?

然而,是否相信,很視乎作出承諾者是否「守信」。儘管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30多年前的事,日子久遠卻不等於時效已過,因為這份聲明不單是中英兩國之間的事,也是《基本法》有載列的文件。《基本法》第159條第4款訂明「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

所謂中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按《基本法》序言的第二段所載,是「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簡單來說,《基本法》沒有修改,《中英聯合聲明》亦會因而繼續有法律效力。

可是,就在習近平發表「三個相信」演說的同一天,遠在北京的中國外交部卻在例行記者會上聲言《中英聯合聲明》作為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不曉得這個是否企圖以外交詞令否認白紙黑字的承諾?

要別人相信,最基本的要求是履行曾作出的承諾;人與人之間如是,國家對人民更應如是。給予港人真正的高度自治和民主政制,既是中央政府相信香港市民的表現,更肯定是說服香港市民相信中央政府的最好方法,也是向全世界顯示中國願意遵守國際條約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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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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