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港交所的身份矛盾

2017-09-29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在香港,港交所是決定一間公司能否上市的機構,同時它本身也是一間上市公司,獲批上市公司的數目直接影響它的股價和業績,情況有如球證同時是球員,存在明顯的角色和利益衝突。

儘管證監會早前宣布會主動訊問上市申請,以及在某些個案中,阻止首次公開招股和集資的申請。這是一項良好的改革,但未能解決港交所身份矛盾的問題,對香港金融市場的長遠發展未見很大的改善。

上年度證監會和港交所聯合推出的上市改革框架諮詢,遺憾地持份者未能達成共識,改革無奈擱置。宣布聯合諮詢總結當日,證監會主席唐家成表示:「未來路向將確保政策制訂能更靈活、更協調和更迅速地應對新冒起的風險及市場發展的急切需要,以及上市決策以透明、有效率及具問責性的方式制訂。證監會作為法定監管機構,會繼續採用新的前置式監管方針,直接介入嚴重的上市事宜以保障我們的市場;加上今天公布的改善措施,將對市場質素及市場發展產生正面作用。」證監會為保持香港金融市場穩健作出堅定的承擔,但那邊廂港交所發生的連串事件實在令人無法不擔憂。

今年6月,港交所創業板17家公司股價於短時間內跌超過40%,市值總計蒸發478億元,證監會隨即表示關注。有評論指容許全配售的招股模式是問題的元兇,因此港交所早前發表創業板改革諮詢文件,建議禁止全配售。然而,港交所一邊做點亡羊補牢的小改善,另一邊卻打算做一些令投資風險激增的大改革,令人質疑它在監管與業績之間無法自我平衡。

股市須維持健康平衡

說的是2014年起,港交所已積極推動的「同股不同權」。這個方案當年遭證監會迅速否決,近日港交所打算捲土重來。雖然外國市場有「同股不同權」,但同時亦有其他制度保障投資者,如集體訴訟。在沒有其他制度配套下實行「同股不同權」,只會為投資者帶來極大風險。而香港是沒有集體訴訟的。

此外,港交所又建議設立新板以擴大香港的資本市場,為「新經濟」企業降低上市門檻。這些企業多數為電子商貿、網路軟體服務和金融科技的創業公司。因應這些公司本身結構的特點,港交所倡議新板接受未有盈利的企業和同股不同權公司參與,可見它何等急不及待地擴充上市業務。即使上星期港交所推出增加對投資者保障的措施,建議供股比例不得多於25%,以及廢除包銷商規定,減少上市公司透過供股轉讓股權,減低「向下炒」及借助供股賣殼的現象,都只屬小修小補。

這些動作都顯示港交所不斷試圖打破拓展市場和保障投資者之間的平衡。投資當然涉及風險,但作為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其中一根支柱,股票市場必須在有效規管和市場發展之間,維持一個健康的平衡。尤其是香港有較高比例的零售投資者,即相對銀行、證券行等專業投資者的一般市民。據了解,證監會正就港交所提出的新上市建議與其磋商,期望雙方可進一步探討一個有多方共識,以及可行的上市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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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社會期望的大律師公會

2017-09-21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一地兩檢」可說是香港回歸後,比人大釋法更影響《基本法》和香港法治的重大事件,因此方案甫出台,即引起法律界激烈討論。然而,可能是最有「份量」、往往是社會和傳媒焦點的大律師公會(下稱「公會」),第一份就「一地兩檢」發表的聲明不是它對「一地兩檢」的看法,而是解釋為何尚未就「一地兩檢」發表意見。

公會在9月16日聲明的第二段,指由於知悉法庭於本月底審理有關「一地兩檢」的案件,故認為不適宜對有關法律問題作任何評論;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譚允芝更聲稱公會絕不會用自己的公信力於案件審訊前發表意見,以免造成向某一方面施壓,影響案件審訊的看法。

公會是否絕對不會於案件審訊期間發表意見呢?肯定不是。2012年底,政府就外傭居港權案上訴至終審法院,律政司司長要求終院向人大尋求釋法,公會於12月18日發表「香港大律師公會對日前律政司司長根據《基本法》第158(3)條在外傭居港權案尋求人大釋法之聲明」;2014年10月,有運輸業團體就旺角及金鐘佔領區申請禁制令,公會於10月28日發表「香港大律師公會就集體違抗法庭命令的聲明」;2015年3月3日,學聯前常委梁麗幗就人大「八三一決定」及特區政府的政改諮詢申請司法覆核,公會於3月6日發表「香港大律師公會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第二輪諮詢的意見書」;2016年,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就梁頌恆及游蕙禎的宣誓提出司法覆核,案件正在審訊期間,公會先後於11月2日及7日發表「香港大律師公會就全國人大常委會可能針對立法會議員宣誓事件釋法之聲明」及「香港大律師公會就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香港《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的聲明」。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1月,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正是譚允芝資深大律師。

勿借專業作擋箭牌

由此可見,公會並無一旦有案件在法庭就不會發表意見的傳統慣例和自我限制。從公會的聲明可見,它其實正在就「一地兩檢」草擬意見書。近日有傳公會內部就該意見書的內容有不同意見,這其實正常不過,就如人們常說的「10個律師有10個法律意見」。

因此公會發表意見,最重要的考慮點,不應是對案件會否構成任何壓力,而是事件對香港法治有無構成重大影響。公會一向備受尊重的原因,是它會發表未必迎合當權者但有道理的意見。

就「一地兩檢」這個富爭議的法律問題,公會內部有不同意見,很正常,不妨效法終審法院的判詞,把不同意見公開讓公眾知悉。然而,請勿假借專業,隱藏那些有道理但忤逆當權者的意見。否則,公會的聲譽必然掃地,這是沒有人希望見到的, 除了當權者之外。

20170921_HKEJ社會期望的大律師公會

【文章】盡快補選最公平

2017-09-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香港歷史上首宗因宣誓問題、由政府提出司法覆核而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案件,隨着兩位當事人——梁頌恆和游蕙禎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失敗,司法程序完全結束。林鄭月娥政府必須立即籌備補選,讓補選於最短時間內舉行。

儘管《立法會條例》(香港法例第542章)第36條只規定立法會議席空缺的補選不得於立法會現屆任期結束前的4個月內舉行,但沒有規定議席出缺後補選須於多少期限內舉行。這個時間上的規定固然是要避免補選產生的議員的任期過短,亦同時反映補選工作可於極短時間內完成。假設立法會有議席於現屆任期結束前6個月出缺,按照這條例須舉行補選,理論上補選必須於兩個月內舉行。

政府理由 前所未聞

回歸後,立法會曾經發生過7次補選,當中有因為法庭案件(包括民事和刑事)、議員逝世、遭彈劾或辭職而令議席出缺,亦涉及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的議席(見【表】)。其中最快舉行的一次,離議席出缺只有50多天;離議席出缺最長時間的一次,則約5個月;最大規模的則是2010年5月16日因「五區公投」而發動的全港性補選,該次補選離議席出缺不過是4個多月。

由此可見,不論任何原因,即使牽涉法庭案件,只要司法程序完結,特區政府絕對有能力於數月內舉行補選。然而,它至今尚未能確定因梁、游兩人被取消議員資格而出缺的新界東和九龍西議席,以及已表明不會就其司法覆核案件上訴的羅冠聰和姚松炎原屬的港島區和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的議席舉行補選的日期;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指補選需約6個月時間籌備,則明顯比以往的例子長,尤其是次補選只牽涉兩個議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揚言不會在立法會補選的事情上搞小動作,卻又以一個前所未聞的理由說培訓選舉工作人員需時6個月,並指這是由馮驊法官當主席,聲稱獨立的選舉管理委員會向政府提供的建議。但事實是,過往無論正式選舉還是補選,都從未聽過要用6個月培訓選舉工作人員。特區政府和選管會要是借故耽延,就是濫用行政權力,破壞一直以來行之有效和公平公正的補選制度。

林鄭月娥政府是否真的願意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她本人究竟是不是梁振英2.0?今次補選將會是讓公眾作出判斷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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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補選最公平

 

【文章】盡快補選最公平

2017-09-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香港歷史上首宗因宣誓問題、由政府提出司法覆核而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案件,隨着兩位當事人——梁頌恆和游蕙禎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失敗,司法程序完全結束。林鄭月娥政府必須立即籌備補選,讓補選於最短時間內舉行。

儘管《立法會條例》(香港法例第542章)第36條只規定立法會議席空缺的補選不得於立法會現屆任期結束前的4個月內舉行,但沒有規定議席出缺後補選須於多少期限內舉行。這個時間上的規定固然是要避免補選產生的議員的任期過短,亦同時反映補選工作可於極短時間內完成。假設立法會有議席於現屆任期結束前6個月出缺,按照這條例須舉行補選,理論上補選必須於兩個月內舉行。

政府理由 前所未聞

回歸後,立法會曾經發生過7次補選,當中有因為法庭案件(包括民事和刑事)、議員逝世、遭彈劾或辭職而令議席出缺,亦涉及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的議席(見【表】)。其中最快舉行的一次,離議席出缺只有50多天;離議席出缺最長時間的一次,則約5個月;最大規模的則是2010年5月16日因「五區公投」而發動的全港性補選,該次補選離議席出缺不過是4個多月。

由此可見,不論任何原因,即使牽涉法庭案件,只要司法程序完結,特區政府絕對有能力於數月內舉行補選。然而,它至今尚未能確定因梁、游兩人被取消議員資格而出缺的新界東和九龍西議席,以及已表明不會就其司法覆核案件上訴的羅冠聰和姚松炎原屬的港島區和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的議席舉行補選的日期;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指補選需約6個月時間籌備,則明顯比以往的例子長,尤其是次補選只牽涉兩個議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揚言不會在立法會補選的事情上搞小動作,卻又以一個前所未聞的理由說培訓選舉工作人員需時6個月,並指這是由馮驊法官當主席,聲稱獨立的選舉管理委員會向政府提供的建議。但事實是,過往無論正式選舉還是補選,都從未聽過要用6個月培訓選舉工作人員。特區政府和選管會要是借故耽延,就是濫用行政權力,破壞一直以來行之有效和公平公正的補選制度。

林鄭月娥政府是否真的願意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她本人究竟是不是梁振英2.0?今次補選將會是讓公眾作出判斷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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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補選最公平

 

【文章】檢控權須下放至刑事檢控專員

2017-09-05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在「公民廣場案」中,路透社揭發律政司內刑事檢控科官員建議不就各被告的刑期提出覆核申請,惟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獨排眾議,堅持提出。

袁司長沒有公開否認報道,讓社會質疑律政司司長身為政治任命官員,手握刑事檢控權是否適合;更有意見認為,為免律政司的檢控決定摻入政治因素,或令公眾相信其檢控決定是獨立而不受干預地作出,建議律政司司長把刑事檢控權下放予刑事檢控專員。

董建華推行問責制後

關於香港的刑事檢控權,《基本法》第63條訂明「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必須釐清的是,這條文不是把刑事檢控權只賦予律政司司長一人,而是整個律政司;而在《基本法》起草時,沒有預計特區政府的官員架構會轉為政治問責制,故假設律政司司長一職沒有政治性。

後來董建華推行問責制,律政司司長變為政治任命。一如筆者之前在這裏提過,大律師公會當時就律政司司長一職的性質改變後,仍然手握刑事檢控權持保留態度【註】。當中有三點值得注意:一、公會認為律政司司長不再負責刑事檢控工作是最好的做法;二、公會認為律政司司長不負責刑事檢控工作,並無違反《基本法》第63條的規定;三、按照公會引述,律政司司長曾經表明,律政司在檢控方面獨立運作,不受推行問責制影響,是因為刑事檢控專員仍是公務員。

事實上,很多實行普通法、政府同時屬內閣制的國家,都已經把刑事檢控權盡量與內閣分割。例如英國,檢察總長不是內閣成員,負責監督檢察部,除有關國家安全及少數特別案件外,一般不會參與檢控事務,並只會應傳召出席內閣會議,以及向國會問責;而刑事檢控專員為檢察部首長,實質負責檢控工作。

律政司司長的原罪

另一個普通法國家加拿大最近也通過法例,成立了檢察長辦公室(Public Prosecution Service of Canada, PPSC),把司法部的起訴權分開。PPSC是一個獨立組織,由總檢察長代表政府在刑事案件中擔任檢察官,並向立法機關提交報告。這個新安排,反映加拿大政府把檢察權必須獨立這個原則進一步加強和透明化。

反觀香港,律政司司長一職可能比其他普通法地區更政治化。律政司司長往往是為政府推銷政治敏感度極高的政策的核心成員,例如政改方案和「一地兩檢」,而這些政策幾可肯定會惹起民間的社會運動。同時兼任政策推手和檢控者,本身就會背負政治化和身份衝突的原罪。

為解決這個長期積弊,而且公眾愈來愈意識到律政司司長在處理與政治事件有關的刑事案中,有不一致的標準和做法,筆者與公民黨其他議員就《施政報告》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時,已當面要求她把律政司司長的檢控權下放予刑事檢控專員。至於要不要解決問題,端看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如何回應了。

註:大律師公會的意見書可見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ca/papers/ca1119cb2-441-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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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控權須下放至刑事檢控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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