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修改議事規則意欲何為

2017-10-26 | 信報財經新聞
A2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6位民主派議員因宣誓案而失去議員資格。新一個年度立法會開始,一如所料,民主派於失去立法會內分組點票的否決權後,建制派即乘機提出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包括提出呈請書門檻由現時20人增至35人、大會主席有權整合「序列式修訂」、把立法會表決時間直接由5分鐘縮短至1分鐘而毋須提縮短時間動議等。

從歷史軌跡和普世經驗看,議會愈是民主化,發展愈是成熟,權力必然愈來愈大;反之,若然一個議會權力愈來愈小,便意味那個議會愈來愈專制和落後。所以,當香港的立法會有近半議席不是由直選產生、過半數議員是反民主的時候,議會權力愈來愈小,甚至自我削弱既有權力,可說是必然發生的事。

建制派聲稱修改《議事規則》的目的是,要制止拉布。然而,仔細看他們的建議,則明顯是渾水摸魚,因為當中有些修改與拉布完全無關。

比如說,把提出呈請書門檻由現時20人增至35人,就是最明顯地跟拉布風馬牛不相及的。要是讀者有留意,每次提出呈請書,整個過程大約只需5分鐘,又如何拉布?既然如此,建制派建議增加提出呈請書的人數,究竟意欲何為?

或許從呈請書的「往績」便知端倪。透過呈請書而成立的專責委員會,迄今為止有3個,包括「調查湯顯明先生任職廉政專員期間的外訪、酬酢、餽贈及收受禮物事宜專責委員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及「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當中牽涉的,全是極為重要、引起香港社會高度關注的事件。

為政府掩過飾非

而民主派議員之所以透過呈請書成立這些委員會跟進事件,唯一原因,就是建制派議員否決民主派援引《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的動議。若然修改《議事規則》,把提出呈請書的門檻增加至35位議員,則毋疑是要得到建制派議員同意,才能成立委員會,即必定重蹈引用《特權法》遭否決的覆轍。最終的結果是,上述3個專責委員會根本不可能成立,令湯顯明事件、高鐵超支和梁振英UGL事件這些社會關注的醜聞,立法會便可不聞不問。

由此可見,建制派提出修改《議事規則》,意不只是停止拉布,還要削弱立法會權力,令立法會無力監察政府,淪為為政府保駕護航和掩過飾非的附屬機構。

民主派提出修改《議事規則》,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作為手段,是要妨礙立法會通過建制派提出的修改;而其目的,大家如果有留意民主派提出的建議,應該知道是為了讓立法會更有力監察政府和更好地服務市民而提出的。

例如要求加入手語作為法定語言,就是要照顧聽障人士的需要,而這個規定,外國很多先進議會已實行多年;還有是建議增加立法會秘書和法律顧問的人數,目的是要令議員獲得足夠的支援,提升監察和議政的質素。究竟立法會應該削權還是充權,相信市民是懂得分辨的。

20171026_HKEJimg-X26104715-0001

 

 

【文章】施政報告中的法治

2017-10-18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新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新官上任,而且要與前特首梁振英切割,自然處處強調「新」,以突顯自己與前任的不同。

關於香港的法治,近期的討論在於香港是否正由「法治」(rule of law)走向「依法而治」(rule by law)。兩者的最大分別,簡單來說,前者強調以法律來限制政府權力,以及保障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後者則着重依照法律辦事,而不理會法律本身是否合理,以及有否保障人民的權利和自由。

增法庭無助改善法治

因此,究竟一個社會是「法治」還是「依法而治」,往往不是看法庭有沒有依照法律判案,而是看行政機關如何制定和運用法律來評定。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全文中,以《基本法》列明香港奉行司法獨立,亦可從其他普通法地區聘用優秀的法官來港審案,以表示對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充滿信心;然後提出為確保司法機構有效運作,會撥出土地讓各級法院增建法庭。

為法庭提供足夠資源,對司法機構和法律界來說當然是一個好消息。然而,香港的法治會不會因為法庭多了地方審案而有顯著的改善?恐怕未必,因為由「法治」倒退至「依法而治」,主要原因不在於法庭有無地方審案,而是在於行政機關如何行使權力。

未提防止賄賂條例

可惜《施政報告》在這方面毫無着墨。比如早於高官問責制成立時,社會和法律界已認為律政司司長不應負責刑事檢控工作;至近期因「重奪公民廣場案」,律政司司長對3名學生領袖提出刑期覆核,社會對上述的意見更見強烈,惟《施政報告》對此以不回應來否定社會的意見。

如果說維護市民的權利和自由的其中一個指標是,他們會否因為經濟理由而無法行使法律權利,法律援助對建立法治來說就是一個重要元素。《施政報告》建議把法律援助署由隸屬民政事務局撥歸政務司司長辦公室,這是一個撥亂反正的做法。

不過,純粹的架構重組,與法援署能否更好地協助市民行使法律權利,沒有必然關係;最關鍵的是,法援制度是否完善和資源是否充足,這些都要不斷檢討和爭取。

競選特首時,林鄭月娥承諾會盡快修訂《防止賄賂條例》,把第3及第8條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包括行政長官,但《施政報告》依然沒有說明落實。

此外,鑑於廉政公署的人事異動,突顯行政長官擁有任命廉政專員的權力,極有可能影響廉署的獨立運作,故要求改革廉政專員的任命制度。其實,要修訂這兩條法例並不困難,筆者早已草擬好私人條例草案,只視乎政府是否真的想要去做。

20171018_HKEJ

img-X18103413-0001

【文章】考察法國憲法委員會

2017-10-10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上月筆者應法國領事邀請,到巴黎參觀其國會和其他憲制機構,並與當地的議員交流。其中憲法委員會(Conseil Constitutionnel)是法國有別於其他歐美政制的地方,值得深入了解其角色和職能。

憲法委員會是法國最高憲法權力機構,職能是確保憲法的原則和規定有效維持。委員會由法國總統、參議院議長和國民議會議長各自任命3名委員(共9人)、願意加入的前總統組成。

憲法委員會於1958年隨法國第五共和國開始時成立。法國人民當時對它深存不信任和質疑,原因在於只有政府擁有把問題交付委員會考慮是否合憲的權力,其他機構則沒有,這項權力只在政府想證明某些政策或法律合憲時才會行使;反過來說,政府根本不會讓委員會挑戰一些可能違憲的政策或法令。事實上,當時法國政府甚少轉介問題到委員會諮詢,而且大多數委員由政府委任。凡此種種,人民批評委員會只是政府的口舌。

改革於1970至1980年代出現,其中一項是只要有60名參議員或國民議會議員提出聯合呈請,就能要求委員會考慮某項政府法令或政策是否合憲。自此,反對陣營的議員便開始以此方法「運用」委員會;它的委任機制和行事方式亦隨之改變。

現在國民議會和參議院均有權委任委員會委員,其審議程序會公開廣播,政策或法令的倡議者經常在委員會就法律問題提出論點,各方委聘的頂尖律師會在公開法庭訟辯;委員會亦有審視一項法例的立法程序,以判斷它是否有效地通過的權力,包括國民議會議長在立法程序中所作的決定。

最近一次例子是,今年初國會通過一項法案,把經常瀏覽極端主義網站列為刑事罪,但委員會裁定違憲。

此外,一些由市民提出的司法覆核或行政申訴亦會由委員會作最終裁決。

人大釋法 全在黑箱

近期,本港上訴庭在判詞中,說受普通法訓練的律師不諳在一個大陸法地區由一個半政治機構、如憲法委員會的憲法解釋。這不單是一種「活在象牙塔」的說法,亦顯得上訴庭只着眼於形式,而忽略問題的實質。

香港人普遍對人大釋法反感,並非單純因為我們屬於普通法體系,這種想像無疑是對問題失焦。癥結是,釋法的過程能否給予公眾真正的信心,認為法律和憲法得到公平公正的詮釋。如憲法委員會那樣,一個憲政機構的信譽需要時間建立,其程序和成員必須透明和持平,讓所有人都看得見是公正。市民能夠要求委員會解決憲制問題,或反對陣營的議員能夠啟動委員會的程序,都是一個重要因素。

反觀人大釋法,完全是一個秘密進行的過程,香港人往往對人大常委如何達致一個決定一頭霧水,亦不知有否按照《基本法》規定,釋法前須諮詢基本法委員會;即使有諮詢,也只是私下進行,全無透明度。香港市民對基本法委員會的成員無從置喙,又不知道在人大常委裏是由誰作決定。

這就是香港人一直以來對人大釋法抱着極大質疑的關鍵,不是因為我們行的是普通法或大陸法制度,而是信心問題。無論如何,自然公義的原則,應該放諸四海皆適用。

20171010_HKEJ2

img-X10121710-0001

Proudly powered by WordPress | Theme: Baskerville 2 by Anders Noren.

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