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支持法援 維護法治

2017-11-29 | 信報財經新聞
A20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立法會正在審議一項附屬法例的修訂,以增加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師費。修訂本身的爭議雖然不大,只是按通脹率相應增加,但見微知著,可以由此觀察目前法援未能做得更好的原因。

刑事法援只適用於區域法院或以上法庭審訊的刑事案(裁判處的案件則有當值律師服務),代表被告出庭的律師,每小時1760元,大律師則是1560元;在愈高級的法庭,每小時費用便會遞增,但修訂後都只增加數十元,分別為1830元和1620元。這相對於法援以外自行聘請律師,無疑相差頗遠。當然願意承接法援案件的律師,知道受助的都是貧困市民,定全力以赴,不會將貨就價。

然而,這制度衍生結構性問題,其一是難以吸引資深律師參與,原因是費用不會因應律師或大律師的資歷而增。其實這不但違反專業行業市場定律,也偏離一般公共服務常規。

比如說,在醫學界,年資愈高的醫生,收費應該比初出茅廬的年輕醫生為高;即使公營醫院,在專科診所服務的,一般而言工資也比普通科門診和急症室的醫生高,而市民看專科的診金也比看門診和急症的貴。

不過給予律師和大律師多少費用,不是法援署說了算,是由政府決定。如今次律師費修訂,是由民政事務局局長提出。因此要改變這制度缺失,政府責無旁貸。法援署和參與法援的律師,套用一句俗語來形容就是「以蔗渣嘅價錢,做出燒鵝嘅味道」。

值得留意的是,刑事與民事案件雖然性質不同,但對普通市民來說,兩者同樣重要,有時刑事案件甚至比民事更重要,蓋刑事案件必然牽涉人身自由。此外,刑事案件的後果,對一個人來說往往是影響深遠的。

近年經常有人——絕大多數情況是建制派——說法援為人濫用。但根據政府每年隨《財政預算案》提交的部門開支預算和報告,法援署收到的民事法援申請,過去3年分別有16288、15165和14733宗,獲批僅7526、7058和6878宗;數字不但逐漸減,且獲批宗數從來不及申請數目半數。

當然這是由於法援有嚴格的制度,先有資產審查,後有案情審核;絕大多數申請法援失敗的原因,都是基於無法通過案情審核。就是法援署評估案情後,認為有合理的爭辯機會,才會批出法援。法援署也不會單靠署內的律師審閱申請,很多時還尋求外間律師的獨立意見。如果這樣的審查後還說有人濫用,那不是對法援制度的無知,便是故意抹黑法援署和申請人。

即使批評,也有正面或負面的意義。民主派議員,尤其是法律界議員,從來都欣賞法援署工作,也指出它可以做得更多和更好的地方,目的旨在使它能夠服務更多市民,維護更大公義。至於建制派議員,因為市民得到法援而挑戰政府,就把法援與市民「連坐」起來。如此政治凌駕法治,對香港有害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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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3條與花崗岩

2017-11-21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23條與花崗岩有什麼共通點?最簡單的答案是,兩樣都是香港有的東西;最時令的答案是,兩個都是京官近期講話的重要詞彙。上周特區政府舉辦《基本法》研討會,請來李飛主任出席發表主題演說,當中最觸動香港人神經的話題,是23條立法。

李主任的講詞最備受關注的一句話是,「香港《基本法》已經實施20年了,迄今為止第23條立法仍未得到全面落實,法律缺位所帶來的不良影響,相信大家已經有目共睹。我這裏想強調,通過制訂法律並嚴格執行法律來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全面準確地落實,這是責無旁貸的。」

這段說話,充分表現出中央對香港尚未完全落實23條的「不耐煩」;但當中只有一半是正確的,另一半卻未必全對。

正確的一半是,香港應當制訂法律並嚴格執行法律,以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因為《基本法》第23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可斟酌的另一半是,「23條未得到全面落實,法律缺位所帶來的不良影響,有目共睹。」所謂「不良影響」是什麼,李主任沒有明言,但已曉得觀言察色的香港人,應領會所指的是港獨思想的出現。然而,客觀分析和平心而論,香港回歸20年尚未全面落實23條,但港獨思想是2014年後才突然萌芽的,把港獨思想歸咎於23條未落實,既是以遠論近,也是以偏概全。

筆者相信那些非常了解和關心香港的中央官員,會深入探究問題的肇因,只是想指出兩點:一、今年6月中文大學做的一個民意調查顯示,支持港獨的年輕人(即15至24歲)比一年前同一個調查大跌兩成半,反對港獨的則增加兩成。一方面顯示港獨只是極少數人的想法,另一方面反映港獨的思想,會隨政治和社會環境而變化。

筆者反對港獨,但擔心如果以港獨作為立23條的主要理由,恐怕會令立法失焦,徒然增加香港市民的恐懼和憂慮。事實上,筆者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並非原則上反對23條立法,只是希望訂立的,是一條能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亦能維持香港既有的各種自由的法律。

要做到這樣,應由具公信力的社會賢達和法律專家組成一個委員會,從專業和法律的角度,透過一個中立和非政治化的程序,審視23條確實的範圍應包括哪些罪行。如此,相信能為23條立法奠下恰當的基礎,也能爭取市民對立法的信心。

堅守承諾如花崗岩

說到花崗岩,小時候讀書知道它是香港其中一種主要地質,因花紋美麗和質地剛硬而得名,亦是香港人最熟悉的岩石。

因此,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說香港有人經常攻擊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不願接受香港已經回歸的現實,形容他們的頭腦是花崗岩;如果正面地想,這個比喻實在夠「貼地」。

事實上,很多香港人還記得,創立「一國兩制」的鄧小平曾經說過:「1997年以後,台灣在香港的機構仍然可以存在,他們可以宣傳『三民主義』,也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還有「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

香港人會堅守那些美好的承諾,就好像花崗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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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對中症下錯藥?

2017-11-13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房屋問題一直是困擾香港的老大難題,尤其近年隨着香港人口不斷膨脹,外圍因素(如利率長期偏低和內地資金湧入)影響,以及政府政策失誤(如2002年宣布無限期停建居屋),導致問題惡化至一個社會危機的地步。

因此,特首林鄭月娥就任後第一份《施政報告》以解決房屋問題為首要急務,可說是對中症狀。惟房屋問題是複雜的,因為人對房屋的心態至少有兩個,一是對於住的基本需要,二是對於擁有資產的期望。

居住需要與置業期望

最理想的狀況,固然是人人都有自己的房屋,那就可以同時滿足需要和期望。這是過去數十年不少香港市民已經達成的理想,也是促成香港成為安居和繁榮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見,這兩種需要和期望並不一定是二元對立的。可是,當房屋資源有限(甚至匱乏),市民的經濟能力又有很大差異時,要先滿足需要還是期望,便成為房屋分配的取捨問題。由於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的基本需要和權利,故優先把房屋資源用來解決住的問題,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亦是香港房屋委員會自1973年成立以來的宗旨。房委會負責制訂和推行本港的公營房屋計劃,為不能負擔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解決住屋需要,從而達致政府的政策目標。房委會負責規劃、興建、管理和維修保養各類公共租住房屋,包括出租公屋、中轉房屋和臨時收容中心;至於「居者有其屋」計劃,則於1976年提出,並於1978年開始實行。由此可見,提供公屋與居屋都是房委會的職責,但以公屋為先,居屋為次。

林鄭月娥《施政報告》最大的「亮點」是,以「綠置居」(即居屋)取代公屋。無疑,這個建議一方面能同時解決居住需要和置業期望,似乎是一石二鳥的良策;另一方面,這個建議以吸引公屋居民購買居屋而騰出公屋單位,數字上看似沒有減少公屋的供應量。

改變政策恐捨本逐末

然而,這是資助房屋政策的改變,也是房委會職能的轉移。房委會雖然是一個龐大的法定機構,但只要因時制宜,能夠秉持宗旨,繼續服務市民,職能可以隨時轉移。但說到政策,一旦要改變,就必須視乎兩個因素:政策本身要處理的問題是否有新的變化?或改變政策能否更有效地處理現有的問題。

或許看看現在面對的問題是怎樣。根據房委會日前公布的數字,截至今年9月底公屋輪候冊達到28萬宗申請,平均輪候時間為4.6年。問題沒有新的變化,只有惡化和仍然嚴峻。《施政報告》提出的「綠置居」方案,雖然沒有減少公屋的數目,但同時整體數字也沒有實質的增加。

這便難怪社會有強烈意見認為「綠置居」不可取,原因是它以一個間接方法取代一個直接方法解決公屋輪候的問題,而且建議本身似乎以幫助較有能力者置業為先,解決較弱勢者的基本居住問題為後。

其實,要滿足市民的置業期望,還有其他社會資源和政策工具可以利用,政府不必改變現時專門用來解決基層市民居住需要的政策和資源去做,否則市民就會覺得政府是捨本逐末,對中了症,卻下錯了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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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揭開香港新一章:是延續還是轉折?

2017-11-3 | 信報財經新聞
A2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不知道事有湊巧還是精心安排,每5年一次的中國共產黨全國黨代表大會和香港特首選舉,每一屆都在同一年舉行;又不曉得是巧合,還是刻意呼應,特首林鄭月娥第一份《施政報告》的前言,是以「新的開始」為題;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的工作報告,以及列入黨章的「習近平思想」,則以「新時代」為重點字眼。

一個故事,凡有新角色加入,或有新形勢出現, 情節就會邁向新一章。如果香港就是一個故事,那麼在習主席高喊的新時代之下,特區政府有新特首林鄭月娥上場後,香港故事應該也邁向新一章。然而,這一章,究竟是新的轉折,還是舊的延續?

香港不單是中國的一個重要城市,而且基於歷史背景、社會狀況和政治制度, 中國與香港也存在一種特殊關係。香港人一方面認同香港是屬於中國的,另一方面也自覺與中國大有不同,故希望雙方維持一種和而不同的關係。

不能否認,近年中港之間存有不少矛盾,追本溯源,其實並非始於意識形態的衝突,而是基於一些很現實的生活問題。比如說,因自由行導致的「雙非嬰」、「搶奶粉」、「搶學位」等等。

經常自詡是中港橋樑的特區政府,若能審時度勢,於問題萌芽時向中央提出檢討和修訂自由行政策,相信雙方關係不會突然急劇惡化,為後來因為各種政治議題而誘發的衝突提供一個易燃的背景。

建制派忙於修改議事規則

當然,矛盾不只在外部,內部都有。在一個有選舉的社會,有兩個(或更多的)政治力量互相較勁,是必然發生和正常不過的現象。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有選舉,民主派和建制派就是在這個定律,以及香港的獨特環境下產生的。兩方有不同的理念,代表不同的利益,主張不同的政策,本是平常,雙方互相辯論, 更可說是健康的。

然而,如果雙方的較勁變成脫離民眾的政治鬥爭,議會便會淪為離地的角力場,對政治生態和市民生活有害無益。

新一屆政府上場,林鄭月娥回歸傳統,在新年度首個立法會會議發表《施政報告》。《施政報告》本來是每個年度立法會首要的重大議題,議員理應專注研究和發表意見,好讓政府未來一年的施政能有益市民。

可惜今年甫開局,建制派卻埋首於修改《議事規則》,迫使民主派回應,分散議會對《施政報告》和其他社會議題的注意力。

建制派聲稱,此舉是為了防止拉布阻礙立法會運作,但要搞清楚,民主派每次拉布的目的(大家可能未必同意),不是要妨礙立法會做事,而是盡量阻止政府強推有問題的政策或法案。

拉布也不是只有破壞而無建設,例如今年重返議會的《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在上屆立法會引起醫學界的強烈反彈,立法會拉布迫使政府收回,經修訂後現在重推,即得到醫學界普遍支持。

中港關係及民主派與建制派的關係,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其實有一個相同的性質,就是只要中央考慮對港政策,建制派審議政府政策時,盡量去政治化,多點從政策本身的優劣作專業的研究和分析,那便一方面政策會盡善盡美,另一方面彼此關係亦會趨向良性互動,往後即使處理更敏感的政治議題,雙方也有更大的空間。

這一刻的香港,如此期望或許是異想天開,但並非沒有可能做到,只要掌權的轉念,故事的戲匭就不會延續混亂,而是轉折至積極的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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