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再說物業空置稅與資產增值稅

2018-3-26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如果說上周末特區政府終於決定「派錢」是不少學者和論者批評為強差人意的「轉軚」的話,較早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考慮引入物業空置稅,則可視為是一個值得支持的「轉軚」。

《財政預算案》公布前,司長在電台節目回應市民對預算案的意見時,便認為私人住宅物業空置率很低,只有3%,故表示不擬引入物業空置稅。

不過,有時百分比不能呈現現實的真象。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資料,2016年有14600個私人住宅單位落成,其中1000個單位截至2017年年底仍未售出;現時約9000個空置的新落成住宅單位中,有近4000個單位空置一年以上。

不知道那9000個單位為何空置,可以肯定的是,每多一個空置單位,便會浪費多一份重要的社會資源。故為促使發展商盡快推售樓宇,減少浪費,增加供應,從而可望緩和樓價飆升,公民黨早於預算案諮詢期間,已向政府建議開徵物業空置稅。

近日有見司長表示會考慮此建議,我們亦進一步提出具體方案。方案是新落成住宅單位於發出入伙紙12個月後,若發展商仍未售出或租出一手住宅單位,便須為單位繳交過去12個月及其後接連空置月份的空置稅;反之,若單位於發出入伙紙後12個月內售出,便無須繳付上述稅項。

我們建議稅率可參考現時公司租出物業的利得稅稅率,即16.5%,並設立3個稅階,稅率在空置第一年為33%,第二年為50%,第三年及後為66%。稅款計算方式如下:

稅款 = 市值租金 × 200% × 該課稅年度的空置月份數目 × 稅率

市值租金可根據《差餉條例》下的機制釐定。現時差餉物業估價署每年會更新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為彌補當中的滯後因素,建議引入一個200%的因子以反映該單位於空置期間的實際市場租值。

遏止有人炒樓圖利

此外,為免發展商避稅,我們亦建議引入反避稅條文。若發展商把住宅單位以低於合理市值租金或賣價出租或售予有聯繫公司,則仍須繳交空置稅。

除物業空置稅外,公民黨還提倡政府向非本港居民開徵資產增值稅,目的在於遏止他們及其公司購入本地住宅物業「炒樓」圖利。具體建議是於單位出售時,向其買入或賣出的正差價(即利潤)徵稅。稅率可參考利得稅,個人定為15%,公司則為16.5%。稅款計算方式如下:

個人:稅款 = 資產增值利潤 × 15%

公司:稅款 = 資產增值利潤 × 16.5%

單位買賣的正差價應計及通脹率,並容許申請減免相關的行政費用。此外,若本港公司的董事簽署聲明該公司75%股權實為香港永久居民實益持有,則此類公司可獲豁免繳稅。

上述兩項建議的新稅種,儘管徵收的對象不同,但指向同一目的,就是盡量避免住宅物業成為圖利的商品,使之成為解決市民「住」這個基本需要的社會資源。

沒有政策目標的「派錢」絕不可取,《財政預算案》乃至政府的施政,應以長遠政策為重,才是有益社會和市民的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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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同股不同權」需要的配套

2018-3-16 | 信報財經新聞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香港交易所2月下旬發表一份名為「新興及創新產業公司上市制度」的諮詢文件,其中一個非常重大的改革建議,就是引入「同股不同權」制度。

其實「同股不同權」並非什麼新興概念,它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在西方股票市場出現。這個概念相對於「同股同權」而生,即上市公司股東的每一股都享有相同的投票權,例如某人有10股股份,他便有10票投票權,即使公司的主席及其他大股東,跟其他任何小股東的一股投票權都是同等價值的。

反之「同股不同權」就是上司公司會發行不同級別的股份,每一級別的股份有不同比例的投票權,例如最高級別的一股可以有10票投票權,最低級別的一股則可能只有一票投票權;持有較高投票權比例股份的股東,一般都是公司創辦人、合夥人、主要策略投資者或公司高層。

由此可見,此制度的目的是希望管理層在公司上市後擁有一定投票權,令其投票權不會給其他股東分薄,以維持對公司重大事務決策權。

諮詢文件沒有詳細交代提出改革的背景,但不善忘的讀者應該記得,這個討論源於2014年中國電子商貿巨企「阿里巴巴」因為香港沒有「同股不同權」,而最終選擇到紐約上市。

無疑,作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當紐約和倫敦都有「同股不同權」,唯獨香港沒有時,便顯得落後了,因此港交所現在提出改革,即使不是為了吸引「阿里巴巴」回頭,也是提升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必要舉措。

無獨有偶,美國和英國有「同股不同權」的同時,也有集體訴訟。集體訴訟當然並非為「同股不同權」而設,但在「同股不同權」下,那是對小投資者的最有力保障。

倡設訴訟基金助小股民

香港現時沒有集體訴訟的機制,但法律改革委員會早於2012年已發表「集體訴訟報告書」,建議香港引入集體訴訟機制,理由是除了基於強化司法公正外,法改會認為此舉對上市公司亦有好處,例如在一宗集體訴訟中列為被告人的上市公司,可較容易估計須承受風險的程度,並在其賬目中有根據地撥出準備金;相反,如果它面對的是眾多未可知但可能發生的訴訟,便難以估計需要多少撥備應付了。

即使有了集體訴訟機制,小股民要跟大股東打官司,如果沒有足夠支援,到頭來維護不了權益之餘,還要付出沉重代價,因此為協助小股民行使法律權利,應向「同股不同權」公司收取若干百分比的盈利或營業額成立訴訟基金,由有金融訴訟經驗的法官決定是否批出基金協助小股民興訟。另一方面,司法機構亦要有相應改革,例如賦予法庭更大權力,把基於同一決定而衍生的訴訟集體處理。

法律途徑從來都是解決爭議的最後方法。要保障小股民的權利,還要針對「同股不同權」公司提出更多要求,例如設下「日落條款」,於上市若干年後,可以讓所有股東以一股一票的方式,決定是否維持「同股不同權」的模式;提升獨立非執董在董事局的比例,讓公司較多從小股東的利益考慮,進一步平衡董事局的決策思維;把召開股東大會、提請議程的門檻降低,比如說由10%減至5%,讓小股東能較容易參與公司業務的討論。

作為金融中心,如何吸引企業上市,促進投資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盡量確保市場的機制公平,以平衡各持份者的利益和風險,這樣市場方能長遠健康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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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要着眼短期着數 聚焦長遠社會投資

2018-3-8 | 信報財經新聞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財政預算案》公布一星期以來,劣評如潮。對於有過千億盈餘、財政儲備創新高至過萬億,用500多億元「派糖」的財政司司長以至特區政府來說,肯定是始料不及的。

改善政策作長遠投資

市民對預算案的猛烈抨擊,主要有兩方面:一、一如以往地沒有提出長遠的政策解決已知的結構性問題,或作重大的投資推動社會未來發展,所謂惠及市民,都只是用盈餘作一次性的「派糖」而已;二、即使「派糖」也分配不均,對於中產和綜援受助人非常慷慨,對一群在社會長期存在的「N無」人士卻幾乎毫無幫助。

由於政府不濟,早在預算案公布前便提出的全民派錢要求,現在就叫得更響亮,也似乎更「合理」;連不少之前認為政府應該做長遠政策和投資,不應該全民派錢的市民(當中很多是專家和學者),都基於對政府失望而轉向支持全民派錢。

基於失望而作出情緒化的決定,情有可原,但絕對不能贊同全民派錢。因為追源溯本,大部分人其實都明白全民派錢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若然因為政府不濟,便乾脆提一個差勁方法幫政府「解圍」,那一方面是輕輕放過政府,另一方面是沒有把握巨大的民意,把問題重新聚焦,從而迫使政府做我們本來要求她做的事。

事實上,從實際效果而言,沒有政策背後支持的全民派錢,與有政策背後支持的開支或投資,即使金額相同,效果也必然不一樣。2011年,預算案同樣受狠批,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被迫臨時「加碼」全民派錢6000元,共花約360億元。雖然可以平息一時民怨,卻不見得有顯著的社會效果,甚至可以相信,很多市民已忘記當時如何運用那6000元。

試想像,如果這360億元花在改善現有政策或長遠投資,效果會如何?例如:

免除大學生貸款(包括「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和「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的利息,減輕他們畢業後的負擔;

增加中小學的老師數目,讓老師有更多心力教導學生,也讓不同需要的學生得到老師更適切照顧;

資助患有罕見病、癌症等需要自費購買非常規藥物的患者和家庭,讓他們得到更好治療;

每年增加5000個護理安老院宿位和1100個入住護老院的名額,以及增加院舍照顧人員的數目和培訓,讓等到死都未入到院舍的長者少一點,讓已入院舍的長者得到更好的照顧;

把醫療券計劃推廣至60歲的長者(並按通脹每年增加金額),讓更多長者不會因為經濟問題而不去求醫;

增加長者生活津貼和高齡津貼(即生果金)金額,讓靠這些援助維生的長者不用那麼捉襟見肘。

增加交通津貼,讓低收入家庭減輕返工成本,也可以尋找更多工作機會;

在主要的住宅和工作區域設立具質素的託兒中心,讓在職父母安心工作,也可釋放在家父母的勞動力。

放棄糖 贏間廠

這些措施,或許不如派錢般可以令全民即時「有錢落袋」,但長遠來說,人人都可以受惠,而且所得金額肯定比一次過拿6000元多;更重要的是,達致的社會效果,比全民派錢更有意義。

因此,我反對全民派錢,不是要與民為敵,而是希望大家不要「贏粒糖輸間廠」。況且,當政府愈是堅持不全民派錢,我們就愈有理由要求她做長遠政策和投資。放棄糖、贏間廠,才是真正的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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