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法官任命與審案去政治化才是法治 ——與邵善波商榷

明報 201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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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善波先生在上周題為〈終院要面對自己的政治角色——與馬道立首席法官商榷〉(註)一文中,以法官總會遇到具政治爭議的案件,及早前建制派向委任兩名對同志平權態度開放的外籍法官提出的質疑,挑戰馬道立法官提出「法庭只是處理法律問題而已」的講法,認為法官應認識自己有政治角色和責任,任命法官的程序也應保證其政治和社會價值與大多數市民一致。

這種明顯與法治精神和《基本法》相悖的言論,相信絕大多數法律界人士和市民都會覺得反感。

法官審案時遇到含有政治爭議的案件,甚或法官對案件的判決會產生政治影響,是全世界常見的現象,無法避免;要避免的,是使法官乃至整個司法制度變成政治機器。唯一方法是在法官任命的程序中去政治化,以及要求法官純粹根據法治原則和法律條文判案。

香港法制與美國大有不同

邵先生以美國任命法官制度為例,最高法院法官先由總統選定人選,然後由國會參議院轄下司法委員會聽證和表決,最後由參議院全體表決,人選得票過半便能確認任命。

儘管根據基本法第90 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職,還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同意」,程序看來與美國相似,但畢竟香港的制度源自英國和英聯邦,與美國實際上大有不同,因為第88 條同時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

由此可見,香港的制度是法律界以獨立和專業的角度甄選法官為起點,行政長官雖有任命權,但眾所周知不應拒絕委員會的推薦,過去亦不曾發生過這樣的先例。

至於任命也要「徵得立法會同意」,筆者認為除非發現任命程序出現不當,否則立法會不應干預和反對委員會的推薦。過去立法會一直秉持這個原則,惟近期在委任兩名外籍法官時,建制派提出的質疑(也是邵先生的主張),才令公眾認為立法會有「政治化法官任命」的意圖。

法官不是機器,故即使面對同一宗案件、同一條法律,或是案件反映出來的同一個社會狀况,都有不同理解和判斷。而為了盡量減少法官個人價值觀令判案出現過分偏差,香港司法制度有上訴機制確保上級法院可以糾正下級法院裁決,而且愈高等級的法庭有愈多法官聆訊,目的正是盡量保持判決和法律詮釋不會側重某一價值或方向。反過來說,即使同一案件在不同法官審理下有不同結果,也不是如邵先生以為是基於政治取態的角力,而是基於法律考慮。

因此若要按邵先生所說,法官審案時應考慮社會反應,那不如先問香港市民一個最基本問題:究竟大家寧願法官只依照法律判案,還是應該考慮大家對案件的取態?相信絕大多數市民都會選擇前者。當然有時候社會對法官判決有不同意見,甚至失望,但筆者知道市民對法治的信心不是建基於法官判決是否合乎他們「心水」,而是相反——建基於法官只考慮法治和法律,不攙雜其他因素。

司法制度要擇優而改

邵先生在文中不斷指出香港司法制度與美國不同,又與中國大陸不同,也無視香港在回歸中國前後法律制度的變化。這些比較是毫無意義。不同地方有不同司法制度,即使屬同一司法體系,也不會完全相同,不足為奇;司法制度在社會變遷時有所改革,亦理所當然。最重要的是,司法制度可以不同,但是法治精神只有一套。當司法制度在因應社會變遷而改革時,則要擇優而改,亦要擇善固執。

根據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Law Index 2017-2018,在全球113 個司法管轄區的法治排名,香港排16,美國排19,中國大陸則排75。這樣不如反問:拿美國和中國的司法制度跟香港比較,豈不是證明香港司法制度更應該有別於中美兩國?要香港司法制度在回歸後與中國趨同,就等於倒退,那為何要改變?香港市民又願意這樣改變嗎?

註:2018 年6 月20 日《明報》(bit.ly/2MHop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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