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禁止政黨活動與保障結社自由的平衡

2018-7-27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近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正考慮引用《社團條例》第8(1)(a)條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是香港回歸後首例,可見特區政府今次的舉動極為罕見,力度更大得有可能牴觸結社自由。

更重要考慮因素

從基本原則來說,筆者反對港獨,也認為香港民族黨提倡港獨的政治主張,不符合《基本法》或本地法律。然而,提倡一些不符合《基本法》或本地法律的政治主張,與該政治組織應否被取締,並非、也不應是一蹴即至的因果關係,因為中間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必須考慮,就是會否不恰當地侵害了結社自由。

《基本法》第27條賦予「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此外,第39條確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而比照《公約》制定的《香港人權法案》第18(一)及(二)條(即《公約》的第22條)則分別訂明:「人人有自由結社之權利,包括為保障其本身利益而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及「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本條並不禁止對軍警人員行使此種權利,加以合法限制。」

由此可見,香港市民的結社自由全面受國際公約、《基本法》和本地法律保護,同時容許有某種程度的限制。那麼若然要在結社自由中設限,須考慮的原則是什麼?

歐洲是一個政黨發展歷史悠久的地區,累積了大量關於對政黨行為及/或結社自由設限的案例。其中一宗在2005年2月歐洲人權法庭的訴訟Partidul Comunistilor(Nepeceristi)and Ungureanu v. Romania,其判詞便說明一個政治組織若然沒有號召使用暴力、動亂或以其他方式違反民主原則,則不應限制其存在或活動;純粹對國家的憲政和法制提出批評,則應視為符合民主原則。

參考外國案例

相反的案例是,2009年6月由歐洲人權法庭審理的一宗Herri Batasuna and Batasuna v. Spain案件時,法庭認為被西班牙政府申請解散的政治組織Herri Batasuna與武裝的分離恐怖主義組織「巴斯克祖國和自由」有連繫,於是宣判它為非法,必須解散。

換句話說,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原則是,要證明一個政黨有實質行動導致或參與暴力或動亂,或與暴力組織有連繫,才能對結社自由作出限制。

問題是,特區政府今次援引《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活動,是否符合這個原則?即使接受條例中訂明基於「維護國家安全」禁止政黨活動的原因是合理,特區政府亦必須提出強而有力和無可爭辯的證據,證明民族黨有採取過行動去號召使用暴力或動亂,或證明民族黨與任何外國政治組織或暴力組織有連繫。若然單憑它提出違反《基本法》和本地法律的政治主張便禁止其活動,則明顯是越過了保障結社自由的界線。

1999年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曾表示,有關結社自由,委員會關注到特區政府可引用《社團條例》,不當地限制香港市民享有《公約》第22條所保障的權利。香港特區應檢視條例,確保《公約》第22條下的結社自由權利,包括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可以充分受到保障。

往日預言,今日成真,實屬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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