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欲蓋彌彰的UGL事件

2018-12-21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延宕多年的UGL事件,近日因為律政司決定不檢控前行政長官梁振英而再度成為社會熱話。公眾對律政司的決定大感詫異,並非因為對人不對事,而是它提出的理據與公眾對事件的理解大相逕庭,以致公眾難以信服。

梁振英涉嫌的罪名是貪污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事件包括:一、他與UGL Limited簽訂協議,以及在他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接受該公司的款項;二、他與周浩鼎涉嫌介入立法會「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

兩點理據值得商榷

律政司提出理據有兩點值得商榷:一、它認為由於沒有利益衝突,因此沒有法律規定梁振英須申報他在成為行政長官之前,與UGL所簽訂協議而會獲得款項的金額。故此,沒有申報並不構成任何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惟翻查行政會議申報利益的指引,當中列出須要申報的利益,包括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董事職位,或受薪工作、職位、行業、專業等。而所謂「受薪」,則指凡獲得薪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的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

行政會議成員擁有或獲得的利益會否構成利益衝突,並不是應否申報的條件;也就是說,即使未必構成利益衝突,只要屬於「受薪」性質,就應該申報。由此可見,律政司以有無利益衝突作為衡量應否申報利益的準則,是有偏差的。

二、它認為周浩鼎向專責委員會提交經梁振英修訂的主要研究範疇,並不會影響委員會的正常運作。故此,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這種不當行為嚴重至足以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這個說法,既罔顧事實,更不合常理。須知道所謂主要研究範疇,即是立法會任何一個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對委員會的工作肯定有直接和重大的影響。而梁振英是委員會最主要的調查對象,他私下透過身為委員的周浩鼎修改主要研究範疇,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干預委員會對他的調查工作,使他被調查時獲得最大的利益。

僥幸的是,委員會在敲定主要研究範疇前揭發事件,才遏止了他們的圖謀,而周浩鼎亦因此退出委員會。要是律政司認為這樣都不算影響委員會的正常運作,顯然是違反常識;要是它認為因為梁振英和周浩鼎事敗,主要研究範疇沒有被竄改,就當作沒有影響委員會的正常運作,這種推論就是荒謬。

有別一貫做法

此外,律政司最未能令公眾信服的是,今次作不檢控決定前,沒有按照一貫做法,對外尋求資深大律師或御用大律師的意見。翻查往例,一旦案件涉及高官如梁錦松、許仕仁和曾蔭權,律政司均有尋求外間法律意見,而結果既有檢控也有不檢控。因此現在公眾批評律政司沒有如是作,不是基於它決定不檢控梁振英,而是認為它違反慣例,有破壞程序公義之嫌。

平心而論,任何一個地方,包括香港的檢控政策,都不是、也不應該以被舉報者必須被檢控為宗旨。因此梁振英是否被檢控,甚至經法庭審訊後是否入罪,不是公眾最關心的焦點。公眾關心的是,律政司有否嚴格遵照法治原則去考慮檢控,即單循現行法律及所得證據,以專業知識和獨立態度分析案件,並向外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然後向公眾詳細解釋是否檢控的決定。這樣,才是看得見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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