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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為公

【文章】回顧、感謝與再會

信報財經新聞    2016-6-28 A12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正在準備任期報告予選民。在整理這幾年的經歷和回顧自己的工作時,百般滋味,但最後還是以感恩作結。 2012年,我有幸得到法律界同業的信任與支持,成為立法會法律界議員。跟其他香港市民一樣,法律界深信香港的憲制、法治和核心價值是讓這個城市繁榮安定的基石和動力。不論回歸前後,香港立法會的法律界議員都一直是捍衞香港的憲制、法治和核心價值的中堅。因此,在4年前,我以「讓信念承傳」作為參選理念,希望延續由前任法律界議員們所建立的這份傳統,守護香港多年以來辛苦累積的這些資產。 或許有不少人都與我同感:過去幾年,香港經歷了急遽和劇烈的變化,從香港內部和外面而來的,對我們的憲制、法治和核心價值的挑戰既多且大。法律界對這些挑戰是敏感的,所以我們的法官、學者和同業都不斷發聲,提醒香港人要時刻保持警覺。 當挑戰真的到來時,法律界是勇敢的,會以道理和行動去抵擋這些挑戰。任期報告中有一幀相片,每次看到都會令我感動和鼓舞:它攝於2014年7月,超過1800名法律界同業聚集於前終審法院那幢紅磚樓前,以堅決捍衞司法獨立,來回應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白皮書中抹殺司法獨立的意圖。這幀相片彰顯了我們法律界因為堅定,所以團結;因為團結,所以有力;因為有力,所以能夠守護。有幸參與其中,讓我知道每一位同業,不論在哪一個崗位──當法官的、大律師和律師、學者和法學生,以至是當議員的,都不是孤身作戰,而是互相効力,彼此守望。 政治問題法律難解 然而,捍衞司法獨立,不止於意識上的堅持,更需要讓持份者的充權。香港的司法制度建設良好,現行法律大致上足以保障市民的基本權利,可是,若然沒有足夠資源,法官不能好好審案,市民無法提出申訴,再好的制度和法律不單無用,而且會反過來破壞制度和法律。我工作的另一重點,就是要為司法機構和法律援助署爭取資源,而政府亦從善如流,對司法機構和法援署的財政撥款都有大幅增加。 當然,在4年之中,令我感受最多、最深和最複雜的, 莫過於政改。今次政改,「法律」的角色特別吃重:一方面,中央政府以法律來限制政改方案的民主程度;另一方面,雨傘運動以法律途徑解決。無疑,任何政改方案都應該符合《基本法》,但《基本法》不應該是窒礙香港落實真普選的法律;公民抗命雖然有道德感召,但在法理上卻存在極大爭議。這樣說明了政改和雨傘運動,本身都是政治問題,非法律能夠完全處理。所以,因政改而起的爭議沒有隨着雨傘運動的結束和政改方案被否決而止息,反而衍生了「港獨」和「自決」等主張,並與2047年香港的二次前途問題扣連起來。 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法律界在二次前途問題上可說是最先發聲的。早在我就任議員那一年,法律界德高望重的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和港大法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便提出現在是時候開始討論「一國兩制」的去向。我相信,未來這個肯定是一個愈來愈重大的課題,法律界的參與更是必不可少。 4年任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儘管終點在前,我還是心存感恩,畢竟能夠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參與其中,是難能可貴和無法取代的經歷。 最後,必須感謝《信報》邀請我撰寫這個專欄,讓我在立法會之外,有另一個能夠與廣大讀者分享我的想法和心情的地方。 再會,願後會有期。  

【文章】銅鑼灣書店事件考驗一國兩制

信報財經新聞    2016-6-21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遭內地政府扣查多月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回港後,選擇公開自己的遭遇。他說之所以敢如是作,是因為有很多香港人出來遊行聲援銅鑼灣書店的人員,以及相信香港是法治社會。 人生而自由,法治的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保障「自由」這個人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對香港人來說,「自由」更是不容減損、無法妥協和不得取代的權利,因此香港的法律也在保障香港人的自由方面着墨甚重:《基本法》第27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此外,《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也列舉多種享有自由的權利,其中第16條第二款訂明:「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因此,香港與其他高度自由的國家一樣,市民即使發表或出版不利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的言論或書籍,但只要不為法庭裁定有誹謗或其他刑事罪行,便可以自由發表和出版。 銅鑼灣書店事件,則突顯了香港與中國兩地法治制度和程度的差異。誠然,不同國家或地區有各自的法律,在某個地方不屬犯法的行為,在另一個地方可能已經屬於罪行。一旦因為兩地法律差異而觸發司法程序,最正常和常見的做法,就是透過既定的通報機制去聯絡另一地方的政府,當地政府知悉後,則盡可能向涉事人提供協助,包括法律支援。 因此,即使香港人對於內地限制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法律難以苟同,但基於這是別個司法管轄區的事宜,香港人無法置喙。然而,香港人的合理期望,也是內地法律規定的,任何遭扣查人士都有與家人見面和尋求律師協助的權利;根據2001年香港保安局與內地公安部設立的內地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的相互通報機制,列明內地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及國家安全部門人員須在香港居民被內地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後14天內通報香港警方。林榮基的遭遇之所以令港人憤怒和擔憂的是,一方面他遭內地官員要求放棄接觸家人和律師,另一方面內地官員不按機制通知香港警方。一個香港人應有的基本權利,就這樣遭剝奪了。 事實上,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保證絕對不會出錯,但良好的制度就是能夠在出錯時,能及時矯正和補救,「一國兩制」亦如是。如今特區政府知悉林榮基的遭遇了,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會如何捍衞香港人的權利?中央政府又如何回應香港人的質疑?這個將會是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有多大信心的重要影響。

【文章】SEN學童支援資源匱乏

信報財經新聞    2016-6-14 A13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上星期五,張超雄議員跟筆者一起撰寫近3年的《特殊教育需要條例草案》(「草案」),終於獲得法律草擬專員發出的證明書,確認符合《議事規則》及法例要求的格式,可以在立法會提出。這張證書代表着我們的團隊這3年來四出奔走、收集意見及凝聚共識而努力的汗水和心血。 政策不到位 有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 Needs, SEN)的兒童向來是社會上的小眾,一直得不到適切的學習支援。 自1997年至今,香港推行融合教育政策近20年,原意是期望讓SEN學童融入主流學校生活之中,但在資源匱乏、政策不到位的情況下,SEN學童未必適合主流學校的教學模式,他們的學習情況對老師、家長和學生本身都構成很大壓力。 過去3年,我們舉辦了5次大型研討會,進行超過20個聚焦小組,集結超過1000人的意見,很多時候聽到的,不是家長在哭訴孩子無人理會的無奈,就是教師在申訴沒有支援的無力。這些聲音,全都指向一個問題——政府不肯增撥資源,讓有心人做好照顧SEN學童的工作。誠然,欠缺資源並非唯一問題,但有更多資源,便能解決很多問題。 「草案」旨在向教育局賦予法定義務,為每個在主流學校就讀的SEN學童和青年設立獨立的教育計劃(Independent Education Plan, IEP,下稱「計劃」),保障每一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都有相應的學習配套,讓他們也能有所得着,發揮所長。 不少老師擔心一旦「草案」得以通過,會加重老師負擔。其實,立法規管的對象是教育局,期望透過賦予法定責任,敦促政府增加人手和資源,全面支援在特殊教育政策下的各持份者。 環顧英國、美國、加拿大和台灣等特殊教育發展較成熟的地方,均有法律指明政府當局必須制訂適合SEN學童的措施,其中為SEN學童制訂和執行「計劃」是重要一環。 「草案」主要參照英國的法案,並參考其他國家在特殊教育立法的經驗,擬定及早識別、及早介入、學校與特殊教育政策相關資訊和支援等條文,期望透過法律框架,整合香港的特殊教育系統。 先要過特首一關 雖然「草案」已經出爐,但真正的難題現在才開始。受限於《基本法》,議員不能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或政府運作的草案,涉及政府政策的則要先得到行政長官同意,而「草案」必定涉及政府資源和政策,故此議員草案要先過特首這一大關卡,再獲立法會通過,機會近乎零。 事實上,回歸後沒有一條「由無到有」的議員草案是成功立法的。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期望透過「草案」與政府繼續磋商,尤其政府原本已有一些零散的特殊教育支援服務,如社會福利署的「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和關愛基金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試驗計劃」,只要政府樂意採用「草案」,重整政策配套,便能好好為SEN學童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我們已經把「草案」提交主席做裁決,即使未能趕及在本屆立法會提出,但我們不會停下來,在未來日子繼續為爭取立法而努力。

【文章】六四晚上 我到了維園

信報財經新聞    2016-6-7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當一些理所當然的事情受到質疑的時候,通常有兩個原因:社會背景轉變了,或人的思維改變了;所以,當近年有年輕人質疑為什麼還要悼念六四時,或許也是一個讓我們反思悼念六四的機會。 有年輕人說,香港的民主進程和前途問題,與中國大陸無關。一方面他們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二來他們認為他們沒有責任,也沒有能力「建設民主中國」。 認為自己屬於什麼人、自問自己有無責任或能力去做一些事,是很主觀的,難以質疑,也不必勉強;可是,若然認為香港的民主進程和前途問題與中國無關,則是屬於客觀事實的問題,須作探討。 「雙查方案」成主流方案 近日翻看《基本法》草擬的歷史,讀到第45和第68條,即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條文演變時,看到六四對這兩條條文,也就是對香港回歸後民主化進程的影響。 打從起草《基本法》開始,政治制度設計和民主化進程就是熱烈討論的話題。當時不少有心人都提出各自的方案。 至1989年,查良鏞和查濟民提出協調方案(時稱「雙查方案」),建議第二任及第三任行政長官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而立法會則分三屆發展至半數議席由直選產生。 此外,第三任行政長官和第四屆立法會在其任內須舉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第四任行政長官是否以普選產生和第五屆立法會是否全面直選。如全體選民投票決定不更改行政長官或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則每隔10年可再舉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 公投條文無端消失 這個在當時被抨擊為太保守的方案,卻雀屏中選,成為「主流方案」,並納入1989年2月寫成的《基本法》草案的第二稿中。不過,事隔半年,也就是經歷六四事件後,有關公投的條文卻消失了。具體原因要靠當時的草委憶述,文獻只能反映在六四之後,當《基本法》的草擬工作恢復時,草委對香港回歸後的政制改革,大都認為應該「寧穩勿亂」,態度明顯從六四前的開放轉為保守。 若是認識這段歷史,那麼還有誰、特別是爭取民主的人仍然可以說香港的民主化與中國無關係嗎? 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其巨著《史記》的自序中,說明寫歷史的目的,就是「述往事,思來者」。可見如果不認識歷史,是無法思考未來的。今天我們悼念六四,當然是要向27年前因為爭取中國和香港的民主而犧牲的人致哀和致敬,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學習以往的經驗,為香港的民主和前途而努力。 早前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公民黨向他提出成立港是會議,檢討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施的情況,並開始探討2047年香港的二次前途問題。這個,可視為我們這一代香港人在總結經驗和籌劃未來這個政治基本工夫上的重要實踐。

【文章】不願開會的教育局局長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31 A12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本學年至今發生多宗學生自殺事件,令社會各界大為震驚。3月初,多個來自教育界、社福界及專業界別等單位已組成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民間聯席),由民間的角度探討問題,尋求解決方法。民間聯席的報告已於兩周前發布,筆者和其他及關心事件的議員亦有參與,希望能盡一分力,防止悲劇再次發生。 吳克儉不見蹤影 「嘆慢板」的教育局要到3月30日才宣布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委員會),不知道何時才有報告看。民間聯席則在上周約見教育局及委員會代表,期望就問題與民間報告交流意見。但此次會面卻令筆者相當失望,更有點憤怒。事緣教育局僅派副秘書長出席會議,局長吳克儉竟不見蹤影。 其實,3月初筆者與幾名議員就學生自殺事件發表關注聲明後,已立即約見局長,好不容易約到了,但只會面20分鐘,局長便匆匆離去。事後兩個半月,局長就連20分鐘的見面也省掉。最諷刺的是,數天後局長在一個研討會致辭時談及城大天台倒塌事件,竟說「諗住放假好舒服」,豈料城大突然發生意外。在吳局長眼中,難道只有放假和櫻花嗎? 不是說副秘書長沒有代表性,但防止學生自殺涉及政策調整,需要決策者作出判斷;再說,這是關乎人命的問題,局長有必要親身聆聽持份者訴求。局長的態度,多少反映了決策者的心態,政府根本不重視教育的價值,也不理解教育對生命的影響。 從撰寫民間報告,到整理過去3年跟進的教育議題資料,筆者驚覺香港的教育問題,很大程度源於兩個字:「資源」。誠然,良好的教育需要多方面配合,資源只是其中一個完善教育質素的元素。但擁有充足的資源,教育工作者才有條件去創造更優良的教育空間。 自殺的學生一個也嫌多,多個學生接連自殺,無論實際原因為何,也警示我們的教育制度潛藏很多問題。如果可以改善班師比、減省查簿、交報告等行政工作,老師也許就能有多點時間聽學生傾訴;如果老師有足夠的輔導知識,也許就能及早洞悉學生的需要;如果有足夠的社工、教育心理學家等專業同工,也許學生就能及早得到援助。這一切,都是增加資源可以改善的問題。 只顧興建大白象工程 政府不惜投資數千億元於未必用得着的大白象工程,卻吝嗇於花資源在香港真正的未來——年輕人身上。為了大力推動基礎建設,政府不斷游說議員、與市民見面、賣廣告,把這些既昂貴且問題多多的工程包裝得冠冕堂皇,彷彿沒有這些工程,市民就沒有將來;但說到學生自殺和情緒問題,教育局局長連議員也不願接見,民間報告也不願意了解。自殺的孩子根本等不到政府所講的前景,就先了結了自己的未來,實在令人嘆息。 教育是裝備年輕人踏進社會和協助他們實現自我的過程,創造良好的教育制度,讓年輕人建立健康的心理和抗壓能力,是社會對每一個年輕人的責任。年輕人是社會未來棟樑,讓他們看見希望,社會才會有希望。

【文章】張德江離開之後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24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如果要數張德江訪港最實質和最着眼的成果,未必是推銷「一帶一路」,而是與民主派議員面對面交流。 張德江與民主派議員會面後,在晚宴中的致辭,顯示中央對香港問題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看法,可以作為香港與中央政府疏理和解決香港問題的立足點。 第一,張德江承認「一國兩制」的運作有問題。他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還不到19年,『一國兩制』實踐沒有任何先例可循,各方面的制度和體制機制尚需完善。一些深層次矛盾總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會逐漸顯現出來,這有其客觀必然性。今天暴露的許多問題,有些是多年累積而來的,有些是新出現的,解決起來也絕非朝夕之功。」 第二,張德江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但還未說得上是方法)。他說「香港是個多元社會,關於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民生問題,社會有不同聲音,這很正常。在尊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則下,只要為了香港好,我們願意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也可以用各種方式開展交流。只要理性溝通,就可以減少以至消除分歧,增進共識。」 為2047問題未雨綢繆 筆者從這兩段說話,歸納到三個觀察:第一,雖然張德江沒有具體地點出香港問題是什麼,但點出了問題是源於制度,而不是好像以往那樣一味歸咎於提出不同意見的人。這樣,至少讓香港市民感到中央政府是以一個務實的態度去查找和思考「一國兩制」的問題。第二,張德江沒有漠視香港市民對各種問題有不同聲音的現實,而中央政府也願意「面對現實」,聽取不同的意見和建議。第三,尊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是中央政府與香港市民交流的原則,這個也是香港民主派內絕大部分人的態度。 若然這三個觀察正確,那麼,公民黨提出成立「港是會議」,就正好是具體地實踐這三個觀點的好方法。首先,建議「港是會議」由特區政府籌組,由香港人主導,邀請中央官員列席旁聽,正是尊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則;其次,「港是會議」邀請各方意見人士參與,正是體現香港市民有多種意見的現實;其三,「港是會議」的目的是要研究「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實踐時發生的問題,提出改革,並為香港2047年後的前途問題未雨綢繆。 2047問題並非遠在天邊,它的回溯影響已開始近在眼前。早幾年前已有法律界同業指出,現存的土地契約中,有些是跨越2047年的,屆時那些土地業權的狀況又會如何?更大的問題是,儘管「一國兩制」是中央希望長期實施的國策,也是很多香港人認為是2047年後中央與香港繼續維持的關係。 可是過去的實踐確實令不少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深感不滿和疑慮。如何修正實踐「一國兩制」的原則和方法,將是中央政府能否說服香港市民是否繼續支持「一國兩制」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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