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向委員長說什麼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17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文章見報之時,正值全國人大委員長兼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訪港。張德江以出席「一帶一路」論壇為名而來,香港傳媒則以他與民主派的會晤為焦點。畢竟對於香港人來說,香港的內部問題才是最切身的事情。

中央官員與民主派見面,從來都是一個複雜的考慮,但筆者相信中央與民主派有一個共識,就是有交流總比沒有交流好,只是大家對交流的預期有落差。

對於民主派來說,所謂交流應該是雙方會交換意見,所以對於一些冠蓋雲集,但可能無機會對話的盛大場合缺乏興趣,而認為一些能夠對話的非正式場合更有意義。因為我們着重的,是交流的質素,而不是形式。這樣的話,相信市民都會明白為何民主派議員不擬出席晚宴,卻樂意出席飯前酒會。

說到會面的形式,不少評論都認為今次安排張德江與民主派議員在酒會中見面,是破天荒的。這個對於民主派來說的確是別開生面,不過對於經常須與世界各國有外交往來的中央政府來說,卻不是創新的安排。比如說在中國就有所謂「走廊外交」,事緣早幾年前中國與日本因釣魚台事件導致雙方關係陷入谷底,暫停兩國高層人員往來,但兩國領導人都認為要在適當時候緩解彼此的關係,因此趁中日大員在外國同時出席某個會議時,安排雙方在走廊碰面,並就爭議作數十分鐘的交談。

今次酒會會面的安排,其實與走廊外交相似。如此則反映兩個事實:第一,中央與民主派的關係正處於低點(即使不是谷底);第二,雙方都認為現在是修補關係的時候。毋須諱言,中央與民主派因去年政改被否決不歡而散,如果說雙方的關係正常,肯定是自欺欺人。然而,政改爭議是一年前的事,如今應該是雙方擱下爭議,重新發展關係的時機。因此,不論中央還是民主派,都應該好好利用今次酒會會面,為雙方關係重回正軌而努力。

筆者相信,中央與民主派並非事事南轅北轍的,在一些重大議題上都可以尋到共識,比如說民主派議員(包括筆者在內)都是不支持港獨的。此外,民主派跟中央一樣,都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好好管治香港和維持「一國兩制」。

基於此,民主派議員在與張德江見面時,會重點建議中央政府不要考慮讓梁振英連任下屆特首。原因從其過去幾年的管治已顯而易見——不論在建制派內部,還是在整個香港社會,他都在製造分化和撕裂。中央汲取過去幾年經驗後,換走他,然後以能夠修補各方關係為最重要的人選考慮,相信能夠扭轉香港現時的窘況。此外,為了「一國兩制」的長遠健康發展,梁家傑也會代表公民黨向張德江建議成立「港是會議」,作為香港人與中央保持恒常和正式溝通的平台。

當然,如果有機會的話,筆者亦會向張德江嚴肅要求,絕對不能再發生「李波事件」。畢竟這件事對「一國兩制」是嚴重的衝擊,不但令香港內部人心惶惶,更令不少外國政府關注。要是再有同類事件發生,恐怕香港市民以至國際社會都會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對於中央和香港來說,都是雙輸的局面。

向委員長說什麼

【文章】查冊、私隱與新聞自由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10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查冊,無論公司或土地和物業查冊,是資訊自由的體現,不單影響一個城市的經濟是否健康發展,更是社會,尤其是充當第四權的傳媒能否有效發揮監察作用的一個重要元素。傳媒關注和猜疑任何改變查冊做法,甚至是疑似增加查冊條件的要求,是無可厚非的。

近日公司註冊處(下稱「註冊處」)在公司查冊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要求查冊人聲明其查冊的目的。事實上,這個新安排是沿襲《公司條例》第45條「處長須提供公司登記冊讓公眾查閱」第一款的寫法。

而新安排要求查冊人聲明的選項,也正正是條例的列出註冊處須讓公眾查冊的法律權利。讀者只要上網到公司註冊處的查冊專頁和《公司條例》第45條比對一下,便一目了然。

嚴格來說,條例的寫法並非要求查冊人聲明其查冊目的,而是賦予註冊處權力和責任,協助查冊人透過查冊去確定其所需要的資訊。因此,今次註冊處作出新安排,其實一如它所說,是按照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建議推行,要求查冊人在網上查冊前,必須就其從查冊取得的資料所擬作的用途作出聲明,確保查冊所得資料只能作查冊人所聲明的用途,從而防止從查冊所取得的個人資料遭濫用,例如財務公司可能從中「搵客」,繼而向他們收取非法的中介人費用。

由於條例的規定和私隱專員的建議,兩者的出發點不同,市民特別是經常須要查冊的記者有誤解和憂慮,實在難以避免。記者最大的憂慮,在於如果無法在聲明的九個選項中選取一個最切合其目的的選項(舉例說,記者查冊的目的,最主要原因是偵查和報道,而註冊處的聲明卻沒有這個選項),或其目的在作出聲明時與使用查冊所得資料時有所不同,便容易誤墮法網,採訪時會有所顧忌和約束,最終可能損害新聞自由和削弱監察力度。

然而,筆者認為條例本身既以保障公眾的知情權為目的,註冊處亦是以執行《公司條例》的規定為優先,故即使要兼顧私隱專員的建議,也會以不減損公眾的知情權為最重要考慮。事實上,正如筆者理解,以及註冊處在新聞稿中確定,記者在聲明時只要選取查冊的目的是為了確定該公司、其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或其前董事(如有的話)的詳情,或其他前列選項中任何一類所述人士的詳情那一選項(即第b(1)項),即可符合採訪的目的。此外,《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61條已經為新聞搜集、使用和發布資料提供豁免。故此,相信註冊處的新安排不會為傳媒的工作添加任何新的障礙和壓力。

偵查報道不單是傳媒發揮監察作用的重要方法,近期一些引起社會重大關注的偵查報道,更是透過查冊來揭露政治人物可能涉及的利益衝突。有傳媒工作者疑因偵查報道而有「後果」,故此傳媒對註冊處的新安排高度敏感,是值得理解的。

期望註冊處就傳媒的憂慮和疑問,做更多詳細和確定的解說,如有需要的話,更可以改善聲明的寫法,讓公眾能夠準確明白自己的責任和滿足法例的要求。而私隱專員亦應再審視這個聲明有無必要填寫,以及是否足以防止查冊資料遭人濫用。

查冊、私隱與新聞自由

【文章】堅持初衷 即是出路

信報財經新聞    2016-5-3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筆者身為民主運動的其中一分子,對於香港人發起雨傘運動也未能爭取到一個真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政改方案,難免跟其他民主路上的同行者一樣,感到失望和沮喪。

然而,筆者相信「真.雙普選」是絕大部分香港人最大和最終的政治理想,因此即使一時失敗了,也不會轉移目標,並會為下一次的政改而繼續努力;當然,也有人選擇因為失敗而轉移目標,把「真.雙普選」變成次要,而提出新政治主張,並建立新的政治組織。《基本法》確保香港有言論和結社自由,包括保障任何人提出和討論可能或肯定不符合《基本法》的政治理念的權利,這也是我們必須尊重和維護《基本法》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今天香港人享有的所有自由和權利,以及我們最引以為傲的法治的最大和最終保障,都是《基本法》。當然《基本法》本身有不完美的地方,在實踐的時候也有不理想的狀況,但這樣應該不是我們放棄《基本法》、更不是我們做違反《基本法》的事(儘管不違反政治道德和倫理)的理由。因此,儘管筆者理解今天提出新的政治主張或概念的人,他們或許是基於爭取民主的失敗經驗和心情,希望尋找出路;又或許是因為要參與選舉,營造與其他競爭者不同的形象,而提出新的政治主張。無論如何,如果要把主張變成運動,或許就要慎思幾個問題,例如這些新主張,香港人明白嗎?接受嗎?會太「離地」嗎?他們願意承受嗎?

筆者的觀察是,提出新主張的人,有不少連他們爭取的終極目標是什麼也說不清,就好像有人說我們要去買一張機票,卻不說明要飛往哪裏一樣。有些則提出一些大部分香港人都認為不可行的新主張,他們也沒有提出可行方法。因此,大部分香港市民,其實是不太理解或不甚認同這些新政治主張的。主張眾多、目標模糊、方法難行,只會令民眾無所適從,也無異於把我們一向依賴和最大的本錢——群眾的意志和力量打散。這個狀況自雨傘運動後已出現(例如學聯的分崩離析),其惡果也顯而易見。相信沒有人希望這個狀況會在爭取民主的運動上出現。

我們眼前既有不斷爭取失敗、而短期內必須繼續爭取(下年特首選舉後,新一屆政府成立,便又要開始政改的工作)的「真.雙普選」;又有30年後才面臨,但現在已經要開始思考的「2047問題」。「真.雙普選」與「2047問題」都是香港最重大的事,兩者不能偏廢,也互為影響。

無疑,實現「真.雙普選」的難度絕對不低,但相比起其他新的政治主張,肯定更容易。而且筆者深信,只要實現「真.雙普選」,香港人自然會服膺「一國兩制」,以及在2047年後繼續實行「一國兩制」。

堅持初衷 即是出路

【文章】法官的諍言

信報財經新聞    2016-4-26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說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是最願意與社會分享他的想法的法官,應該沒有誰會反對。早陣子筆者便有機會再次聽到他的分享,今次的話題由法治、民主到近日的政治主張都有,發人深省。

從近期冒起的「港獨」和「自決」等政治主張說起,包致金法官認為「港獨」是源於香港人不滿民主發展毫無寸進而轉生的意念,但如果從實際的角度出發,當香港人可以「自決」的話,應該是去延續「一國兩制」,維持我們現有的生活方式。

不過,他亦指出,要落實「一國兩制」,司法界必須準備好面對愈來愈多的挑戰。他強調,全部法官對此都很「清醒」,而法院亦必須保持及被視為不偏不倚,並獨立於政治以外。他相信沒有民主,香港仍然可以保持司法獨立,但未必可以有效維持香港人現有的生活方式。他的觀察是,至今尚未看到司法制度受到侵蝕的跡象,但若然政府不是以民主方式產生,在法官委任和司法機構資源方面,遲早都有問題。

沒有民主,確實也可以有法治,但應該是在非常特殊的條件下才會出現的異數。環顧全球,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發展出一個優良的法治制度;香港,慶幸是一個獨特和罕見的好例子。

然而,回歸之後,我們的法治也無可避免地受到挑戰。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未必是由於我們沒有民主,而是我們的宗主國中國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程度與香港差異極大,以致中央一些官員和學者對我們的法治觀念時有誤解,然後對我們的司法制度作出無理的批評,乃至是錯誤的期望。於是我們久不久就會有人(包括香港的建制派)說香港的法官和律師不曉得《基本法》,又認為香港的法官要成為管治團隊的一部分,說香港已經(或不應該)奉行普通法,甚至有「警察拉人,法官放人」的誣衊。

所以,即使筆者與包致金法官一樣,絕對信任我們的法官可以「頂得住」這些批評或壓力,但不等於可以完全不擔心,因為來自外界的攻擊是明顯而強大的,久守即使不失,也不是長遠之計。何況正如他所言,在法官委任和資源分配方面「做手腳」,就已經可以對司法制度造成極大破壞。從近幾年很多公職人員的任命(如各大學的管理層),便可見到一個手握大權但不是由民主方式產生的行政長官如何透過「委任」來破壞制度。

至於資源分配,幸好立法會對政府的財政撥款還有多少置喙的餘地,因此過去幾年,筆者與其他關心司法機構和法律援助資源的議員努力爭取,今年總算有點實質成果:《財政預算案》撥給司法機構的資源比去年多近1.8億元,升超過一成;法律援助的增幅更大,比去年的預算多1.5億元,升超過兩成。

包致金法官的諍言從來都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我們必須時刻警醒、努力避免發生的提點。

法官的諍言

【文章】不行普通法就是違反基本法

信報財經新聞    2016-4-19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久不久內地或建制派便有一些攻擊香港司法制度、法官或法律界同業的言論出現。近日最離譜的例子,莫過於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身兼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所長莫紀宏的言論了。他批評香港很多法律界人士仍抱有回歸前的普通法觀念,指回歸後特區政府依中國憲法成立,原有法律已轉換成中國下的法律,已經不再是回歸前的普通法,香港須樹立新的法治觀,以中國憲法作為香港法律的基礎。

香港回歸後繼續沿用普通法,是《基本法》多條條文訂明的,包括:

第8條: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牴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第18條第一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8條規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第81條第二款: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 除因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而產生變化外,予以保留。

第84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依照本法第18條所規定的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審判案件,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作參考。

而且,為了確保普通法制度在香港能夠繼續實施和發展,《基本法》還規定香港的司法人員可從其他普通法地區聘任,包括:

第82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

第92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應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並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

事實上,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沿用普通法,過百年來運作良好之餘,更是香港作為全世界其中一個先進的法治之區的重要元素。當年提出「一國兩制」的領導人,正是珍惜香港法制這個優良傳統,才會在《基本法》中用那麼多條文三令五申,要香港回歸後繼續沿用普通法。

由此可見,任何人如果建議香港放棄普通法,或認為香港已經不是實行普通法,甚至批評香港的法律界(無論法官或律師),只按照普通法處理案件,而不是按照內地法律的原則,無疑是違反《基本法》、無視「一國兩制」、詆毀香港法治、脫離香港實際情況,以及對香港法律界的惡意批評。

那位莫先生的言論,也反映在內地即使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所長,或許對中國法律有深厚的認識,但對《基本法》可謂一竅不通,對香港的司法制度和法律同業亦極不尊重的。

話說回頭,全國港澳研究會已不止一次對香港的司法制度和法律界同業作出無理和惡意的批評。那些香港會員,尤其是屬於法律界的,若然不能讓研究會諸公正確認識香港的法治制度,便應退出研究會,免得與之同流合污,令自己成為香港法律界的「枯枝」。

不行普通法就是違反基本法

【文章】我爸是梁振英

信報財經新聞    2016-4-12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多年前,在河北省保定市河北大學新區一間超級市場前,一輛黑色轎車將兩名女學生撞飛數米,其中一名女生死亡,另一名重傷。涉事司機不單沒有關心受害者,更企圖逃走,雖然隨即被學生和保安攔下,卻態度囂張兼口出狂言,說:「看把我(的)車(給)刮的(即是「竟然把我的車刮花」)!你知道我爸是誰嗎?我爸是李剛(時任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長)!有本事你們告去。」此後,「我爸是李剛」這句話被瘋傳,成為諷刺「官二代」的潮語。

近日有傳媒揭發特首梁振英女兒梁頌昕日前在香港機場乘機前往美國三藩市,進入禁區後發現行李遺留在禁區之外,特首夫人在場「協助」不果,於是梁頌昕致電梁振英,特首與機場人員通話後,機場人員即替梁頌昕把行李從禁區外送到禁區內。

「特權」須基於公眾利益

根據聯合國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發出的檢查乘客及行李指引,有關人手檢查行李的程序,列明機場人員須確定行李屬於某乘客並置於檢查桌上(Check that the luggage belongs to the passenger and place it on the inspection table),這樣仔細和嚴格的要求,原因是要肯定行李內沒有危險物品,保障其他乘客安全;此外,還要確保行李誰屬,以防一旦發生事故亦能追查原因和責任。筆者雖然從未在進入禁區後發現遺失行李在禁區外,但知道要是出了這個狀況,唯一辦法必然是先辦理入境手續,走出禁區,然後取回行李,再辦理離境手續登機。這樣固然不方便,卻沒有也不是理由免卻這些程序,畢竟遵守規矩和飛行安全是同樣重要的。

如今經梁振英本人親口承認的事實是:他有接觸機場人員,並向對方表明他是梁頌昕的爸爸;然後,機場人員便替梁頌昕從禁區外把行李送到禁區內讓她取回。至於有沒有自稱或要求別人稱呼「梁特首」,已經無關痛癢。

這樣看來,梁振英幫女兒繞過機場規定拿行李,性質不但跟「我爸是李剛」事件一樣,而且情況更嚴重。因為在「我爸是李剛」事件中,涉事司機的結局是被內地法院判監6年,向傷者及死者家屬賠償,其父親李剛也親自在傳媒面前向受害者道歉,似乎即使亮出了「我爸是李剛」的名堂,也幫不了多少忙,李剛本人在事後不久更丟了官。可是,在「我爸是梁振英」事件中,儘管不屬嚴重事故,但梁振英的介入確實令其女兒可以免卻所有香港市民都要遵守的規定。

特權,就在這裏出現了。

事實上,「特權」並非絕對不能存在,但必須基於公眾利益,而且不會讓社會認為那會使某些人享有不合理的優待。比如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立法會和議員就擁有一些「特權」,但都是為了讓立法會和議員履行職責而設。梁振英女兒既不是公職人員(「特首女兒」不可能是公職吧?),卻享有連公職人員都不能享有的權利,如此「特權」肯定是人治而非法治。

梁振英當政最令人憤怒的是, 將大陸那套人治引來衝擊香港的法治,此事件是又一例證。

我爸是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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