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nnis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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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為公

【文章】不行普通法就是違反基本法

信報財經新聞    2016-4-19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久不久內地或建制派便有一些攻擊香港司法制度、法官或法律界同業的言論出現。近日最離譜的例子,莫過於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身兼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所長莫紀宏的言論了。他批評香港很多法律界人士仍抱有回歸前的普通法觀念,指回歸後特區政府依中國憲法成立,原有法律已轉換成中國下的法律,已經不再是回歸前的普通法,香港須樹立新的法治觀,以中國憲法作為香港法律的基礎。 香港回歸後繼續沿用普通法,是《基本法》多條條文訂明的,包括: 第8條: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牴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第18條第一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8條規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第81條第二款: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 除因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而產生變化外,予以保留。 第84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依照本法第18條所規定的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審判案件,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作參考。 而且,為了確保普通法制度在香港能夠繼續實施和發展,《基本法》還規定香港的司法人員可從其他普通法地區聘任,包括: 第82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 第92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應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並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 事實上,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沿用普通法,過百年來運作良好之餘,更是香港作為全世界其中一個先進的法治之區的重要元素。當年提出「一國兩制」的領導人,正是珍惜香港法制這個優良傳統,才會在《基本法》中用那麼多條文三令五申,要香港回歸後繼續沿用普通法。 由此可見,任何人如果建議香港放棄普通法,或認為香港已經不是實行普通法,甚至批評香港的法律界(無論法官或律師),只按照普通法處理案件,而不是按照內地法律的原則,無疑是違反《基本法》、無視「一國兩制」、詆毀香港法治、脫離香港實際情況,以及對香港法律界的惡意批評。 那位莫先生的言論,也反映在內地即使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所長,或許對中國法律有深厚的認識,但對《基本法》可謂一竅不通,對香港的司法制度和法律同業亦極不尊重的。 話說回頭,全國港澳研究會已不止一次對香港的司法制度和法律界同業作出無理和惡意的批評。那些香港會員,尤其是屬於法律界的,若然不能讓研究會諸公正確認識香港的法治制度,便應退出研究會,免得與之同流合污,令自己成為香港法律界的「枯枝」。

【文章】我爸是梁振英

信報財經新聞    2016-4-12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多年前,在河北省保定市河北大學新區一間超級市場前,一輛黑色轎車將兩名女學生撞飛數米,其中一名女生死亡,另一名重傷。涉事司機不單沒有關心受害者,更企圖逃走,雖然隨即被學生和保安攔下,卻態度囂張兼口出狂言,說:「看把我(的)車(給)刮的(即是「竟然把我的車刮花」)!你知道我爸是誰嗎?我爸是李剛(時任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長)!有本事你們告去。」此後,「我爸是李剛」這句話被瘋傳,成為諷刺「官二代」的潮語。 近日有傳媒揭發特首梁振英女兒梁頌昕日前在香港機場乘機前往美國三藩市,進入禁區後發現行李遺留在禁區之外,特首夫人在場「協助」不果,於是梁頌昕致電梁振英,特首與機場人員通話後,機場人員即替梁頌昕把行李從禁區外送到禁區內。 「特權」須基於公眾利益 根據聯合國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發出的檢查乘客及行李指引,有關人手檢查行李的程序,列明機場人員須確定行李屬於某乘客並置於檢查桌上(Check that the luggage belongs to the passenger and place it on the inspection table),這樣仔細和嚴格的要求,原因是要肯定行李內沒有危險物品,保障其他乘客安全;此外,還要確保行李誰屬,以防一旦發生事故亦能追查原因和責任。筆者雖然從未在進入禁區後發現遺失行李在禁區外,但知道要是出了這個狀況,唯一辦法必然是先辦理入境手續,走出禁區,然後取回行李,再辦理離境手續登機。這樣固然不方便,卻沒有也不是理由免卻這些程序,畢竟遵守規矩和飛行安全是同樣重要的。 如今經梁振英本人親口承認的事實是:他有接觸機場人員,並向對方表明他是梁頌昕的爸爸;然後,機場人員便替梁頌昕從禁區外把行李送到禁區內讓她取回。至於有沒有自稱或要求別人稱呼「梁特首」,已經無關痛癢。 這樣看來,梁振英幫女兒繞過機場規定拿行李,性質不但跟「我爸是李剛」事件一樣,而且情況更嚴重。因為在「我爸是李剛」事件中,涉事司機的結局是被內地法院判監6年,向傷者及死者家屬賠償,其父親李剛也親自在傳媒面前向受害者道歉,似乎即使亮出了「我爸是李剛」的名堂,也幫不了多少忙,李剛本人在事後不久更丟了官。可是,在「我爸是梁振英」事件中,儘管不屬嚴重事故,但梁振英的介入確實令其女兒可以免卻所有香港市民都要遵守的規定。 特權,就在這裏出現了。 事實上,「特權」並非絕對不能存在,但必須基於公眾利益,而且不會讓社會認為那會使某些人享有不合理的優待。比如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立法會和議員就擁有一些「特權」,但都是為了讓立法會和議員履行職責而設。梁振英女兒既不是公職人員(「特首女兒」不可能是公職吧?),卻享有連公職人員都不能享有的權利,如此「特權」肯定是人治而非法治。 梁振英當政最令人憤怒的是, 將大陸那套人治引來衝擊香港的法治,此事件是又一例證。

【十年與選老頂】

信報財經新聞    2016-4-5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由於兩套港產片,香港電影再次成為社會熱話,這已是很久不曾發生過的事了。 第一套是《十年》。電影雖已落畫,但隨後不少教會和社區組織都自行舉辦放映團,還邀請電影製作人與觀眾對談;上周更有逾50個團體在34個地點同步舉辦放映會,立法會的公眾示威區也是其中一個放映點,名副其實的遍地開花。 行文之時,《十年》奪得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殊榮。頒獎的爾冬陞導演引述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名言「我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實在語重心長。 《十年》的亮點,在於它毫不忌諱地討論政治。〈浮瓜〉講中共官員自製槍擊案,為《國安法》在港立法製造輿論;〈方言〉預視廣東話將來變成小眾,諷刺香港逐漸大陸化,香港人再無立錐之地;〈自焚者〉更開宗明義地講港獨。 難怪中央政府的喉舌《環球時報》也「抨」論《十年》,斥它是思想病毒。從香港人對電影的迴響,的確反映了大家對它投射出來的香港不當作是虛構,而是擔心將會成為現實。 與《十年》一樣,另一套電影《選老頂》也講政治,不同之處是它以香港電影其中一個「煞食」主題——黑社會作包裝。故事描述江湖社團正興將舉行三年一次話事人選舉,候選人由社團叔父推舉後,再由9個社團前輩投票選出。兩個參選人阿七與豺狼在「提名委員會」階段跑出,惟阿七在選舉當天因不滿小圈子制度,於是要求社團兄弟能夠「一人一票選老頂」。片中有大量政治對白:「正興咁多年嚟咁多兄弟,要選一個話事人,點解得9個人可以投票?」「邊個做(話事人)都好,最重要係愛社團、愛我哋!」這些對白似曾相識,對政治新聞有印象的讀者自能聯想對照。 電影其中一幕,是阿七一家遭人追殺,妻子被殺,兒子也因逃亡時病發失救而死,阿七認定是豺狼所為,於是跟他講數,說:「一人一票?我要公平咩?我同你都係班老嘢欽點咋。我唔係要公平,我要做話事人!」這個分明是「抄襲」人大「八三一決定」的橋段,由提名委員會篩選過的候選人,即使讓市民一人一票選出,也不可能是公平選舉。說穿了,還不是當權者要借市民的手來增強其特權的手段。 一如其他藝術,電影——尤其是寫實的——是電影人以精煉的手法表達其對身處的社會的理解、思考和感情。《十年》榮膺最佳電影,《選老頂》則是今屆香港電影節其中一套精選作品,可見電影人對當前香港的反思和描繪都是深刻的,讓這兩套電影都成為能夠代表香港的作品。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最新一期網誌呼籲市民支持港產片,未知他看過這兩套電影沒有? (《十年》及《選老頂》海報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文章】Dan Ryan與Grappa’s

信報財經新聞    2016-3-29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金鐘是香港的商業核心區,高級酒店和高檔食肆林立,我最喜歡的,也是光顧得最久的是太古廣場兩家較經濟(相對周圍的選擇而言的確便宜)的西餐廳:Dan Ryan與Grappa’s。 太古廣場開業28年,Dan Ryan與Grappa’s分別開店27和26年,說得上是太古廣場的老主顧了;它們更是附近不少上班族,包括律師(太古廣場周遭就有不少大律師樓和律師事務所)約會的老地方。可是這個合作了20多年的組合,很快便要分道揚鑣,因為太古廣場決定不再跟Dan Ryan與Grappa’s續租了。 記得第一次光顧Dan Ryan,是中學年代。那時零用錢不多,所謂吃西餐是到麥當勞啃一個20多元的漢堡包套餐,已經夠樂上半天;還有一個美食廣場,一個餐30元左右,也是學生恩物,但早已「執笠」了。 後來到英國留學,某年暑假回港,同行朋友說要帶我去見見「世面」,於是到Dan Ryan吃午飯。打開餐牌,果然大開眼界,見識到一個正宗的美式漢堡是什麼樣子,以及一個正宗漢堡的價錢,原來是要過百元的。那時我憑「麥當勞經驗」,只帶了100元(還以為足夠有餘),惟有硬着頭皮跟朋友借錢。時至今日,我還不時約官員、同事和朋友到Dan Ryan午飯商談或短聚。 另一個深刻回憶,就是當年我在修讀法學專業證書時(簡單來說就是律師牌),課程繁多又艱深,壓力很大,其中一個減壓方法,就是逢星期五下課後,相約一班同學到Dan Ryan吃芝士蛋糕和薯皮。當年一起在Dan Ryan胡吹瞎扯的老友,如今已是出色的大律師或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寫字樓大概也在金鐘一帶,Dan Ryan依然是大家相聚談天的地方。 十多二十年前過百元一個午餐的餐廳確實是非常高級的,但Dan Ryan似乎加價不多,多年後的今天,午餐時漢堡還是百多元一個,可能反而太便宜了,即使還是其門如市,也會令業主覺得缺乏可觀的盈利增長能力,成為不再續租的理由。 Grappa’s也是一家很多律師光顧的餐廳。它離高等法院只需5分鐘腳程,跟其他同業一樣,如果當天我要到高等法院工作,午飯多半會到Grappa’s解決。每逢贏了官司,更會跟拍檔的資深大律師和事務律師到Grappa’s的小酒吧喝酒慶祝,很多同業也是這樣。 或許因為盛滿一眾律師的美好回憶,所以當Grappa’s不獲續租的消息傳出後,即有兩位法律界朋友Jonathan Midgley與Jackie Ho在面書發起「拯救Grappa’s行動」(https://www.facebook.com/savegrappas/?fref=ts),可見Grappa’s對於法律界來說是別具意義的。 近年大家不時聽到商場業主迫走不少老舖和小店,令大家習以為常的生活情趣成為一去不返的集體回憶。這樣的情況,不止在家門之外發生,連辦公室樓下也如是。所謂社區生態,其實不局限在我們住的地方,還有工作間的周圍,畢竟我們每天都要花很多時間工作。Dan Ryan與Grappa’s結業,何嘗不也是一種社區生態的破壞呢?

【文章】一國兩制的未來

信報財經新聞    2016-3-22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從2014年6月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到政改爭議、人大「8.31」決定,還有行政長官梁振英自上任以來極左的作風,或許令香港人認定中央對香港已貫徹採取強硬路線。然而,政治是現實的。 近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馮巍接受本地報章專訪,話題從旺角騷亂、新界東補選,到香港的政治形勢及中央與香港的關係。重點言之,關於旺角騷亂,馮副主任表示中央關注香港激進派有暴力化的傾向,正在分析其原因和發展趨勢,認為成因是複雜的;綜觀全世界,年輕人對社會和政治持批判態度、反傳統、挑戰權威,甚至有分離意識的情況,其他國家都有,可能是一種世界潮流,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以此估計,今年立法會選舉,有激進的年輕人能夠當選議員,也屬正常,不過,無論如何,分離主義和港獨意識,絕對不是香港社會的主流;至於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他認為,中央為香港做了好多事, 有些中央沒有講,有些講得不夠好,所以要改善,用香港人聽得明白、能夠接受和熟悉語言去表達中央的想法。 從馮副主任的這番說話,可以印證到一個政治定律:只要務實,就會溫和。 相比起梁振英政府和本地建制派把旺角騷亂純粹歸咎於參與者的個人問題,把尋找和反思騷亂的起因的責任推給法庭,遠在北京的馮副主任無疑是更貼近香港民情和更願意了解香港情況,突顯了梁振英班子和本地建制派只曉得「玩政治」,而不是「做政事」。 不過,有人認為中央只是顧及9月的立法會選舉,才會「轉路線」。筆者認同這個推斷,但更希望這是中央改變長遠路線的開端。 任何政治組織,都必定同時存在「強硬」與「溫和」兩條路線,香港民主派如是,中國共產黨亦然。回顧過去幾年,中央採取強硬路線,往往高舉「一國」而沒有同等強調「兩制」,結果──可說是「求仁得仁」──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愈來愈無信心,更催生出「港獨」意識,香港人對中央的態度,也愈來愈反感和激烈。這樣足以證明,強硬路線在香港是行不通的。 筆者深信,絕大部分香港人抗拒「一國一制」,同時斷不認為「港獨」可行,並希望「一國兩制」真正成功。筆者所以從政,也是基於相信「一國兩制」,認為堅持和守護「一國兩制」就是香港最好的選擇。今天,香港的年輕一代已開始預想2047年後的問題,並透過從政來宣揚自己的主張;同樣,中央也開始探討這個問題,但其實方案不多,只有「一國兩制」才能得到香港人認同。 從政治現實來看,香港人對現行的「一國兩制」的確有不完全滿意的地方,例如香港沒有內地單程證的審批權。如何了解香港人的想法,持續與香港人溝通,探討香港的前途,是中央重塑「一國兩制」唯一可行的辦法──這應該是中央管治香港的長遠方針。如果中央希望香港人重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光是溫和的說話和姿態是不夠的,必須有實質的行動,如能妥善解決「李波事件」和放棄高鐵實施「一地兩檢」,相信能夠讓香港人感受到中央真正尊重「一國兩制」。

【文章】截聽條例的法律罅

信報財經新聞    2016-3-15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網上世界的言論和表達自由,無疑比現實世界多很多,如果政府有任何損害網上言論和表達自由的企圖,都會激起強烈反彈。版權條例是最近的例子,可以預見的另一個爭議,則是《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下稱「草案」)。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指出,單是2014年香港執法部門向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截取市民IP地址及登入紀錄等資料超過4000次。此外,警方在拘留涉嫌違法者時,也會搜查其手機內的即時通訊或電郵紀錄等等。然而,由於現行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下稱「條例」)並無規管執法人員這些蒐證方式,因此變相讓他們可以向市民的這類資料,包括WhatsApp、Telegram、Facebook、電郵及瀏覽過的網頁等等予取予攜,市民在這方面的權利,無論言論和表達自由,抑或私隱,執法人員都有可能暗中搜查。 2006年制訂條例時,不少法律界同業和議員已經指條例千瘡百孔,惟當時智能手機尚未普及,沒有顧及這些資料,情有可原;惟今天智能手機已流行多年,市民用即時通訊比傳統方法(如電話、傳真和信件)多得多的年代,尚不把這些資料納入條例的規管範圍,無疑是故意製造法律漏洞,擴大執法人員的權力。 是以,當草案於去年提交立法會時,議員都期望政府會把這些通訊方式納入條例,豈料(也是一如所料)政府沒有這樣做。政府拒絕的理由是什麼?簡單來說,她認為要求電訊服務供應商從其硬件中取出,或以打開市民的通訊器材索取裏面的通訊紀錄,這些行為不是在市民傳送這些訊息時「截取」的,故不屬於條例必須規管的行為。 這個所謂「理據」,分明是走法律罅。試問市民的通訊紀錄,在傳送時與在電訊服務供應商的硬件或自己的通訊器材中儲存,在性質和內容上有什麼分別?絕對沒有。現在政府以她自己的索取方法和時間來界定哪些通訊紀錄須納入條例,是本末倒置,是「用自己的方法」為她的執法行為製造「豁免」;為了堵塞這個漏洞,筆者與其他議員都提出修正案,令執法人員在蒐集市民的通訊紀錄時,與截取市民通電話等執法行為一律受到法律監管。 近年,不少國家在增加執法人員監察市民的通訊紀錄的權力時,都惹起極大爭議,例如最近南韓國會因而發生拉布戰;早前英國政府也嘗試提出相關法例,但在極大反對下被迫收回;美國方面更出現蘋果公司拒絕政府要求開啟某疑犯的智能手機密碼鎖而要對簿公堂,結果蘋果公司勝訴,市民也普遍讚賞它拒絕政府要求的做法。 由此可見,在言論和表達自由度高的地方,市民對政府侵犯其通訊自由的警覺性和反彈是很大的。 筆者相信,一直享有高度言論和表達自由的香港市民,對執法人員無監管地索取其通訊紀錄的做法同樣非常反感,若然政府不接受我們的修正案或自行提出類似的修正案,草案將極有可能掀起另一場更大的爭議。

【文章】解決版權法爭議之機

信報財經新聞    2016-3-8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上周仍然未能通過,按照蘇錦樑局長的劇本,版權條例會調動至立法會議程的最末,變相「作罷」;但香港版權法的問題,不會就此作罷,應該由此探討解決的辦法。 其實,在立法會會議的僵局以外,大家也努力尋找解決方法。最近的一次是筆者與梁繼昌和莫乃光三位議員一同提出「非商業公平使用豁免」的方案。 方案有6項基於「公平處理」的豁免,但這些豁免是有限的;人的創意和表達手法是無限的,以有限的豁免來保護無限的創意,後果必然是有很多二次創作會成為不受保護的侵權行為,例如翻唱歌曲,「公平處理」未必能夠保護了。 筆者與兩位議員提出的方案,不是針對特定的處理手法或活動,而是針對使用文學作品、戲劇作品、藝術作品、音樂作品、視聽材料表演或錄製品的行為。此外,如要援引這項豁免,其二次創作行為必須為非商業或牟利用途。這樣既能堵塞「公平處理」的漏洞,同時又能消弭版權持有人就侵犯版權行為可能損害其商業利益的最大憂慮。 政府身為草擬和執行法律者,理應平衡受影響市民的權利和利益,尤其涉及刑事的法律,如版權條例,政府更應居中主導立法的原則。 誠如資深大律師及版權審裁處前主席李志喜的聲明所言:「一個人是否應該就一項刑事罪行而被檢控,不應該由一眾版權持有人決定。」 可惜蘇局長先批評方案沒有新意,後指版權持有人不會接受,於是拒絕提出。對蘇局長來說,方案當然無新意,因為他曾於去年11月提出,而版權持有人反對後便自行回收。他對版權持有人如此唯命是從,再次顯示特區政府的一大原罪:官商「合作」。 從頭說起,無可否認,版權條例的確比現行條例進步,但這樣是否足以說服受影響的市民(不單是二次創作的網民,還有原創作品的創作人)?這顯然是不足夠的。而且,版權條例的進步,還是追不上世界版權法律的發展。若然因為版權條例已經諮詢多年,現在必須通過的話,那可否說由於普選問題已討論超過30年,我們便須通過人大八三一政改方案?這些說法,明顯是不合邏輯的。 如今版權條例由政府「作罷」,議會暫時無法爭取一個更好的版權法,是有點可惜。不過,這樣或許能夠讓各持份者「以時間換取空間」,在緊張的議會政治之外繼續磋商解決方案。事實上,我們提出的方案既得到其他民主派議員、民間團體(如有很多年輕律師成員的法政匯思)和應,更得到有商界背景的自由黨議員支持。這一點,相信可以成為我們拿捏版權法平衡的立足點。 話說從前,5年前,版權條例同樣由於政府不肯接納議員的修正案而給拉倒,如今重蹈覆轍,政府究竟要多幾個5年才會「學精」?

【文章】港澳研究會欠法治一個道歉

信報財經新聞    2016-3-1 A18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魚蛋騷亂」對司法最直接和即時的影響,是法庭要審理涉嫌違法的騷亂者的案件。法官不會以騷亂者的政治立場和訴求作為審案準則,然而有些人卻會以政治眼光去評論法官的判決。 全國港澳研究會早前在香港舉行座談會討論「魚蛋騷亂」。與會者認為,雨傘運動中數百名涉嫌違法的參與者被捕後,僅有不足兩成人被起訴,而且大多數被判無罪或輕判,反映法官姑息暴力分子,更以此引申「魚蛋騷亂」正是司法機構姑息暴力的後遺症;鑑此,他們建議市民成立「監察法庭組織」,公布那些在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的案件中有明顯政治傾向或動輒輕判的法官,讓社會大眾知悉。 值得留意的是,那個討論「魚蛋騷亂」的座談會有至少兩名大律師參與。 隨後有前執法人員在報章撰文鸚鵡學舌,內容大同小異,建議「民間組織應該盡快成立『法庭監察』,將這些不合理的判決及法官的名字公諸於世,並加以跟進,看看其中有沒有濫用司法程序的證據,令他們要為自己的行為及裁判向全港市民負責」。 市民要討論甚至批評法官對某些案件的裁決,是可以的。惟這些意見若是揣測法官在判案時有不當動機,或認為法官的判決會鼓勵更多違法的罪行發生,則是對法官的法律操守和專業作出攻擊。這等言論,既可能已屬藐視法庭,亦不是言論自由所能容許的。至於因為不滿意法官的裁決而對其採取不友善的行為,則相當於威脅法官或企圖向其施壓,不但可能觸犯多項刑事罪行,更是對司法獨立的嚴重衝擊。 1999年,某本地報章及旗下記者因為不滿淫褻物品審裁處及高等法院在某些案件中的裁決,於是發表一系列猛烈批評,乃至人身攻擊該等法官的文章,並派記者跟蹤和監察該等法官。 後律政司向該報章及涉事編輯控以藐視法庭罪,結果罪名成立,報章罰款500萬元,編輯則判監4個月,是為香港史上藐視法庭罪判刑最重的案件。 既有案例在前,全國港澳研究會(包括與會的大律師)和撰文的前執法人員竟然還無理指摘法官,更「鼓勵」市民成立組織去「監察」法官,若然不是對法律毫無認識,便是有意挑戰法庭,更是陷市民於不義。 如此離譜,大律師公會固然迅速發表聲明嚴厲譴責,更對全國港澳研究會表示憤慨;連一向對建制派言論都「極之包容」的律政司,今次都無法「隻眼開隻眼閉」,發表聲明呼籲社會人士尊重司法獨立和法治(但完全沒有作出批評,可見律政司對他們實在「極之包容」)。 撰文的前執法人員見勢色不對,於是在大律師公會發聲明前已急忙致歉了。然而,最先發聲的全國港澳研究會至今仍然沒有回應,難道以為有靠山,就可以肆無忌憚地輕蔑香港的法治?

【文章】曾司長的功課

信報財經新聞    2016-2-23 A14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下筆之時,立法會剛完成《施政報告》致謝動議辯論,電視新聞便已開始報道有關《財政預算案》的消息了。 自梁振英上台後,把每年《施政報告》的發表日期改於1月,並把《施政報告》和預算案的諮詢一併進行,令社會傾向把預算案視為《施政報告》的財務報表(這也是梁振英要把預算案矮化的本意);若然《施政報告》沒有提出重大的政策——好像今年這樣——那就不用指望預算案會有什麼亮點,於是,近年大家都只關心預算案會不會「派糖」。 港人理性有遠見 市民只關心「派糖」,其實無可厚非,因為既然政府財政穩健,常有盈餘,卻不提出一些能長遠惠及大部分市民的經濟和民生政策,那與其讓政府把錢納入庫房,做一張亮麗的財政收支表而變成紙上財富,倒不如「派糖」,讓市民實實在在分享到一些好處。然而,港人始終是理性和有遠見的,若然政府願意把錢投放在長期措施,他們是樂意放棄那些即時利益的。 或許有人說,政府其實也不是完全不願意花錢做長遠的事,例如興建港珠澳大橋和高鐵等大型基礎建設。姑且不論這些基建的「性價比」夠不夠高、是否涉及憲制等問題,若然細心分析一下,基建撥款其實也是一種一次過的開支,儘管跟政策一樣是一種長遠的項目,但效果卻不一樣——基建是沒有針對性的,帶來的效益是整體的,但財富分配的作用小;政策則有針對性,帶來的經濟效益視乎針對面有多廣,但財富分配的作用大。 當前香港面對的問題,套用前總理溫家寶說的就是「深層次矛盾」,不是缺乏基建,而是政策不善,財富分配的效果太弱。我們已經有世界首屈一指的機場,有比其他國際城市都細密的鐵路網,但同時卻有高得足以媲美第三世界國家的堅尼系數,便足以說明此點。 三項政策最重要 不過,我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還是有點期望的,因為他確實與梁振英不屬同一類人,看過去一年他與梁振英在某些事情上的取態便可知道。梁振英亟欲連任,《施政報告》卻乏善可陳;儘管預算案受制於《施政報告》,未必能提出一些新猷,但社會還是期待曾俊華能夠在現行的政策中作出一些重大的改變,投放資源以更全面和更仔細地照顧市民的需要。 最影響普羅市民生活的政策範疇是教育、醫療和安老:教育,是社會對未來的投資,更是一個家庭對下一代的寄望;醫療,是每個不論貧富的人的切身需要,也是影響個人生活質素的最重要元素;安老,是因為香港正邁向老年社會,而現時長者的生活質素也不高。因此把錢放在這三方面的政策, 不但值得,更是必須的。 此文見報之時,政府已放風會減少「派糖」,那就期待曾司長如何回應香港市民的願景吧。

【文章】騷亂後該做的事

信報財經新聞    2016-2-16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為公 不必求簽問卦,大概也能預計,今年將會是(說「仍然是」也許更為恰當)躁動不安的一年。在原本應該喜氣洋洋的農曆新年,卻突然發生激烈程度比雨傘運動猶有過之的「魚蛋騷亂」。 雖然說是一宗突發事件,但如果說那是毫無緣由,或單是某些人的反社會行為,則明顯是脫離現實的。須知道,一次社會運動或一宗社會事件,往往是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文化等等問題的表徵;所以好像梁振英政府、建制派和中聯辦那樣,只是一味認為那只是肇事者的個人問題,這樣不是太「離地」,就是企圖為存在的問題找掩飾。 然而,有社會因素,甚至有合理理由反政府,也不等於可以訴諸武力或暴力。 雨傘運動之後,一些較激進組織提倡「以武制暴」——以武力制衡制度暴力。今次「魚蛋騷亂」即是由這些組織按照這個理念而發起的一次行動。不能否認的是,當下的香港確實處處充滿制度暴力,尤其現任特首梁振英性喜有權用盡,令很多不合理的決定都因為現行的法例和制度而變得合法化和制度化時,更令人覺得制度暴力的殺傷力是何等巨大。 可是,當有人主張「以武制暴」時,必先反躬自問:我們的目的與方法是相稱嗎?如果做事時只強調目的正當,而不在乎方法正當,那麼即使合情,也不合理和不合法。這樣,跟梁振英只強調方法正當,而不在乎目的正當,只能做到合法,卻不合情和不合理,有什麼分別呢? 如今,事情發生了,除了譴責騷亂者,以及把他們繩之以法之外,是否便無事可做,問題也能夠解決?其他國家發生騷亂的經驗比香港多,她們的處理方法值得我們參考。例如去年美國發生多宗警員槍殺黑人事件,不少美國人發起示威,更演變成騷亂。事件令美國社會關注黑人的處境,美國政府除了對騷亂者採取執法行動外,更指示司法部調查事件,並檢討警隊政策。 類似事件並非新聞,而是歷史。1981年,英國倫敦爆發的「布里克斯頓騷亂」也是由於警方槍殺一名非洲裔男子,觸發當地民眾示威,繼而演變成騷亂。當中有一名警察死亡,數十名警察受傷,是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英國最嚴重的社會事件。事後,時任首相戴卓爾夫人委任法官斯卡曼展開調查,發現警隊內部確實存在種族主義,促使警隊改革應對少數族裔的方式,及後更進一步至大幅招募少數族裔加入警隊。 香港也曾發生涉及人命傷亡的六七暴動。事後港英政府做了檢討,認為須要改變管治策略,於是提出不少社會改革。更重要的是,即使發生暴動,香港社會卻沒有因而撕裂和分化。有人說香港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筆者認為這樣說不盡準確,因為我們不是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是我們由一些拒絕解決問題(甚至製造問題)的人當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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