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nnis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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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淺論非法集結罪

信報財經新聞    2017-5-5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星期出席了近期一套話題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分享會,不少人認為六七暴動是近代香港史的轉捩點,因為在暴動之後,港英政府檢討了管治香港的方針和策略,然後推出不少重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為之後香港高速的發展奠下了基礎。 可是,在一系列帶來進步的改革之中,有一項卻成為日後妨礙市民行使公民權利,那就是大幅修訂《公安條例》(香港法例第245章)(下稱「條例」)。 鑑於六七暴動,港英政府在修訂條例時,賦權執法人員拘捕當時的暴徒以遏止暴亂,因此條例的修訂可說是為了應付非常事件的非常手段。而其中一個非常手段,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應是一個不合理的限制,就是訂定了非法集結罪。 最初非法集結罪的定義非常廣闊,但凡多於3人的集會,即使不會構成任何混亂或危險,都有可能被視為是非法集結。有一實際例子:1979年油麻地避風塘發生沉船事件,無處容身的艇戶組成「各界支持艇戶上岸聯合委員會」,他們在乘搭旅遊巴前往港督府請願途中,被警方攔截並指控車上的艇戶和支持者非法集結,結果部分被捕人士被定罪,事件引起法律界憤慨。 條例在1980年再修訂,收窄「集會」的定義,排除以社交、文化和學術等目的的集會為非法集結,並加入30人以下的集會可豁免申請和加入集會發牌制度等。1995年,港英政府再放寬條例對集會的限制,例如減少申請許可須要提交的資料、把要在7天前申請的集會牌照制度更改為通知制度,只須在集會舉行前7天前以書面形式通知警務處處長,而除非警務處處長在集會48小時前發出禁止集會的通知,否則集會可視為已獲得許可。 惟在1997年,當時的臨時立法會卻把通知制改為現時的「不反對通知書」制,即集會須獲得警務處處長明確許可方能舉行。在《梁國雄及其他人 訴 香港特別行政區》一案中(案件編號:[2005] 3 HKLRD 164),終審法院便裁定這個限制違反《基本法》。 但不論多次的修訂,令條例的限制變寬還是收緊,條例本身的性質,就是規管公眾集會和遊行,削弱市民發起和參與集會和遊行等活動的自由度。 易成為濫用先例 特區政府最近一次引用非法集結罪提出檢控的案件,不是平日常見的公眾集會或遊行,而是兩位前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於去年11月2日嘗試進入立法會會議廳,而造成混亂和衝突的事件。 筆者雖然不同意梁、游的政治立場、其在宣誓時的舉措,以及試圖強行進入會議廳的行動,但對於特區政府以非法集結罪來檢控梁、游,亦不能苟同,原因有二:第一,事發的情景並非條例一般所規管的集會或遊行,而是立法會會議,梁、游的行動旨在進行宣誓,是嘗試履行他們作為合法地被選舉為立法會議員的職責;第二,事發的地點是立法會大樓內,立法會有獨特的憲制地位,本身有議事規則和獨立的秘書處處理各類事務或事件。即使立法會的特權法不豁免議員觸犯的刑事罪行,但不等於特區政府可以引用刑事法去介入立法會事務。 今次特區政府以非法集結罪控告梁、游,此例一開,很容易就會成為濫用的先例。以後若有議員在議會內有任何抗議行為,例如試圖阻止主席強行表決,都可視為犯法。    

【文章】蘿蔔與大棒的共業

信報財經新聞    2017-4-25 A1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一直關注香港水資源的議題。最近被一本書誌吸引,封面主題是「香港命水」。書中除了簡介東江水供港的前世今生,探討香港的河道與渠務規劃,以及河流生態。 記得讀過一篇研究,指香港若過分依賴東江水,東江水便會成為「阿爺」管教香港的「蘿蔔與大棒」(Carrot-And-Stick Approach)。 要是大家不善忘,應記得好些「愛國愛港」者不時「教訓」香港人,要為內地供應東江水感恩;去年當有人炒作「港獨」議題時,更指斥香港仰賴內地供給食水和食物,沒條件搞港獨,把東江水變成政治籌碼,把香港的水資源問題上綱上線至政治層面。 誠然,東江水的價格須要討論,水資源的開拓必須研究;但與此同時,我們應把眼光拉回自身──究竟香港人節約用水的情況如何? 翻查水務署年報及立法會財委會的答覆,有關評估節約用水措施的成效是以參與人次計算,沒有具體水量;即使政府建築物有較仔細的紀錄,水量也是微不足道。 雖然用水量多寡受到多種因素(如極端天氣)影響,但都是偶發性的。歸根究柢,市民的用水習慣主導了用水量,用水量又影響了購水量。過去幾年,香港市民每年實際用水量變化不大,維持在600至750百萬立方米之間;然而每年水塘的集水量只有約200多百萬立方米,其餘的要由東江水「埋單」。 水資源依賴難逆轉 回顧本港供水歷史,水資源從來都是政治問題。香港天然資源匱乏,政府須絞盡腦汁開拓新供應,以滿足日益膨脹的人口。經歷「樓下閂水喉」年代後,儘管中央政府願意向港澳同胞免費供水,但港英政府堅持要用錢買水,同時不斷興建巨型水利工程,正是因為不想被內地以供水作為政治要挾。五十年代末期,港英政府的水利工程都是劃時代及具前瞻性的,包括於1968年建成、位於海邊湖泊的船灣淡水湖;1978年建成、容量比船灣淡水湖多22%的萬宜水庫;以及曾經是全球規模最大、於1976年啟用的樂安排海水化淡廠等。 可是礙於地少人多及成本高昂,近30年香港已不再興建或擴展新的水利工程,市民只要扭開水喉即有乾淨食水使用。1985年東江水進口量首次超過本地耗水量的一半,並在4年內迅速攀升到超過70%,之後一直維持在70%至80%的水平,香港進入水資源依賴的格局已經難以逆轉 ,也令香港人忘記水從來是得來不易的歷史和現實。 與《基本法》要求財政預算要「量入為出」不同,由於天然資源幾乎是生活必需品,市民不能不用,故應當以「量出為入」──即按市民需要而決定開銷的方案。 可是現時的用水量卻未能反映市民用水習慣,無從得知可透過什麼方法有效地省水。不統計省水量則難以評估節約用水措施的成效,難以制訂有效的水資源管理方案。結果我們只會繼續不斷用水、不停買水來滿足用水需求。陰謀一點說,廣東省政府也許正是看準我們別無他法,開價再高都會就範的弱點。 東江水供水協議將於今年年底屆滿,鑑於通脹等原因,東江水的單位成本將愈來愈高,與海水化淡成本的距離將愈來愈近。失去「東江水較便宜」的誘因,我們將更有空間與廣東省政府商討東江水價格問題;但若我們仍然只懂「水來張口」,則只會斷送討價還價的機會。 筆者很認同書誌中的一句:我們都被東江水寵壞了。把東江水這根「蘿蔔」養得肥肥白白的,正是我們自己。 延伸閱讀: 《Breakzine!第48期-香港命水》,2017年3月,突破出版社。 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週年》。2001年,商務印書館。 劉素:《流動資產IV: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水資源管理》。2013年,思匯政策研究所。

【文章】普通法與成文法中的妨擾罪

信報財經新聞    2017-4-12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律政司以普通法中的妨擾罪和煽動妨擾罪起訴前年雨傘運動的發起人與參與者。鑑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宜討論檢控的優劣或入罪的機會,但可以概論地分享普通法和成文法中妨擾罪的一些知識。 按現行法律制度,刑事罪行大致分為兩大類:成文法規定的罪行及源自普通法的罪行。成文法罪行指有明確法律條文訂明的罪行,例如《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第3條訂明公職人員收受利益,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10萬元及監禁1年。普通法罪行則不是由法律條文訂明,罪行的定義源自數百年來的案例,較常聽到的罪行包括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串謀詐騙和妨擾罪等。除非另有規定,所有普通法罪行的罰則都由《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101I條涵蓋,最高刑罰為監禁7年及罰款。 普通法中的妨擾罪是一項古老罪行,其定罪原則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的文獻及案例,即在成文法尚未成熟前由法官在審案時確立,詳細定義在不同案件中或會略有不同,但大致原則是把騷擾和傷害公眾(相對於針對某些人)的行為刑事化。由此可見妨擾罪的定義其實較空泛,除了阻街,數百年的案例包含五花八門的行為:例如有意識地帶着一頭有危險傳染病的牲畜在街上行走、在市場售賣不可食用的肉類、舉行大型迷幻音樂派對引致交通擠塞、噪音和附近地方遍布垃圾和排泄物等行為,都可構成妨擾罪。 由於普通法罪行較空泛和模糊,惟刑事罪行的重要原則是要清晰和確定,讓市民知清楚明白哪些行為會墮入法網,因此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如英國、澳洲和香港多年都致力以立法形式訂明普通法罪行。而《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228章)則是以成文法訂明公眾地方的妨擾罪,第4A條更清楚訂明若有關行為對在公眾地方的人士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可罰款5000元或監禁3個月,並必須於案件發生後6個月內提出檢控。正因為成文法罪行的定義和罰則較清晰和明確,法庭一般較認同以成文法作起訴基礎。避開起訴時限和罰則規範不是選擇以普通法起訴的好理由,即是說如成文法的罪行較適合案情,律政司不能因為過了起訴時限,或希望被告得到較重的懲罰而選擇引用普通法罪行提出起訴。 律政司過去很少引用普通法妨擾罪起訴,較著名的案例是2008年8月9日一名外籍人士Pearce趁北京奧運開幕日,攀上青馬大橋龍門架示威,警察及消防處決定封閉大橋導致交通擠塞。律政司當時選擇引用普通法妨擾罪起訴Pearce,最後法庭考慮到Pearce造成明顯的公眾傷害,是成文法妨擾罪沒有提及但普通法有提及的要素,認為以普通法妨擾罪起訴Pearce較恰當。但應注意的是,當時律政司是於同年11月,即事發後兩個月內提出起訴,與今次律政司在佔中發生兩年多後才作起訴有分別。 今次律政司引用普通法而非成文法的妨擾罪,相信起訴罪行是否恰當將會是案件其中一個爭論點。

【文章】期望與感謝

信報財經新聞    2017-3-31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今屆特首選舉以一個反高潮結束。一個既在民調中領先,又能得到民主派和建制派支持的曾俊華敗選;反之在民調中顯著落後,只能得到建制派支持的林鄭月娥卻當選,特首選舉制度之荒謬和反常,已不證自明和完全展示。 在有真正民主的地方,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選舉規則而當選的一方,也必須秉持尊重少數的原則,何況是得不到大部分市民支持,只是在小圈子選舉中勝出的香港特首?筆者相信林鄭月娥深明這個道理,更體會自己正是處於這個窘境。 同樣,選舉是短暫的,管治是長遠的,所以當大家為了選舉結果失望甚至沮喪之後,始終不能因為不認同它而當它不存在,於是我們就要面對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未來5年,我們希望新一任特首和新一屆政府做什麼? 修補撕裂,重建和諧,是香港市民近年最大的願望,也是今屆特首選舉中所有候選人都置於首位的政治主張。如果這不是為了競選而作出來的口號和噱頭,那麼就要問:要怎樣做?從何入手? 改善行政與立法、尤其是特區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應該是修補撕裂與重建和諧的切入點。畢竟從政治現實看,立法會有至少一半議席是直接選舉產生的,是民意和社會狀況的縮影。更重要的是,民主派在立法會選舉中的得票率恒常超過五成,也就是說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孰好孰壞,直接顯示政府是要跟大部分香港市民與之為善抑或與之為敵。 雖然根據《基本法》規定,立法會對行政長官及其政府有監察的職責,令彼此必然存在緊張的關係,但這個只是程度多少的問題。過去5年行政與立法關係跌至谷底,肇因無非是梁振英以好鬥、橫蠻的態度和方法處理立法會的事務,以至部分政府官員,包括林鄭月娥也近朱者赤(大家應該還未忘記她在鉛水事件中的表現吧)。 其實,並非所有官員亦如是,比如現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一直以來,都與立法會和民主派議員保持一個和而不同、互相尊重和嘗試合作的關係。所以,如果過往是因為受制於梁振英而迫不得已,那麼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未來應該可以自由發揮,讓大家看看她在選舉中力銷的「管治新風格」是否洗盡梁振英的惡習。如是,相信民主派是樂意與她改善關係,市民也會對她改觀;否則,便會應驗民主派和大部分市民的擔心——林鄭月娥只不過是「梁振英2.0」和「撕裂2.0」。 今次選舉結果令人無話可說,惟筆者身為其中一名選委,對一些參與其中的人,還是覺得感謝。首先是在選委會選舉中支持民主派選委的市民,你們讓民主派在選委會中有史無前例多的議席,使我們能夠比以往做多一點事情;然後是「民主300+」的選委們,你們願意為市民團結、合作和取捨,實現了大部分市民希望見到的特首選舉局面;然後是胡國興,為選舉帶來與別不同的政綱和聲音。 最後是曾俊華,在選舉過程中令不同政治光譜的市民重新連繫,讓大家明白只要有一個合適的政治領袖,修補撕裂是可能的,也讓新任特首和政府知道,未來5年應該用什麼態度和手法管治香港。

【文章】用民意遏止小圈子荒謬

信報財經新聞    2017-3-22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首選舉進入最終階段,經過多場選舉論壇,不同民意調查,以及民間發起的公投,社會的整體意向很清楚,就是希望曾俊華當選下任行政長官。 投票,從來都是一個將繁多和複雜的考慮,簡化成一個政治行為的過程;因此,每次投票,每個人──更遑論要整個社會裏的所有人──都幾乎沒可能作出一個自覺完美的決定。在投票的時候,選民往往要在「兩害相權取其輕」或「兩利相權取其重」之間作考慮,而民主的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尋找彼此的最大公約數:在不同想法之中,歸納一些共同點。 港人務實理性 由此引伸,投票其實也是一個「取」與「捨」的過程,當市民選取了某個候選人及其政治理念,同時也是捨棄另一個候選人及其政治理念。所以,當下大部分香港市民透過各項民意調查和民間公投表示支持曾俊華,而捨棄林鄭月娥,其實表達了一個簡單和強烈的願望,就是經歷了過去5年的社會撕裂和內耗,市民期望有一位較溫和與親和的行政長官,帶頭修補社會裂痕和團結香港市民;而獲得跨民主派和建制派陣營支持的曾俊華,是最有可能實現這些願望的候選人。 當然,從過去多年的民意調查更可見,大部分市民是強烈要求香港立即落實行政長官與立法會普選,反對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以及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抱持極之保留的態度。在這兩個問題上,曾俊華的立場──儘管經微調之後──還是無法令人完全滿意;然而,市民依然傾向支持曾俊華,是因為他們心裏很清楚,事有緩急先後:特首選舉是迫在眉睫的,修補撕裂和消除內耗的選擇近在眼前,重啟政改和23條立法是後至的,故應先把握特首選舉的機會,促成這些願望,爾後才於落實雙普選和爭取最能保障市民權利的23條立法等議題上繼續與之角力。由此可見,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是務實、理性和有智慧的,深諳如何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的策略。 對於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部分民主派選委而言,我們固然十分同意市民這些集體願望和策略,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作為有權投票的民主派選委,我們明知在小圈子選舉制度下,將市民意願化成實質政治力量的方法,就是透過我們按照民意去投票──尤其在今屆選舉,當大部分建制派選委都受制於中聯辦,到今天仍然執意支持不受歡迎的林鄭月娥,民意就成為唯一一股衝擊小圈子選舉制度和中聯辦政治操控的政治力量。 冀選委服膺市民 因此,民主派選委將傾盡全力,在特首選舉中票投曾俊華,這個不單是實踐市民的意願,並以此衝擊建制派選委,要他們服膺市民意願多於西環意志。我們更希望中央政府有智慧和氣度順應香港市民的意願,因為有別以往,這次是20多年來首次有民主派和建制派陣營的選委支持同一位建制派候選人,實在是值得大家──包括中央政府重視的。這樣不是要合理化小圈子選舉,而是要遏止小圈子選舉做出比以往更荒謬的事情。

【文章】民主派只有團結的必要

信報財經新聞    2017-3-13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首選舉正式開始。從3月1日提名期結束,到3月26日的選舉日,整個選舉為時不足一個月。雖然有句政治老生常談,說「政治一日都嫌長」,不少人還以今屆美國奧斯卡金像獎在最後一刻頒錯獎,比喻選舉未到最後一刻,還不能確定選舉結果,認為今屆選舉比以往更波譎雲詭,提出不少選舉分析和策略。 筆者完全同意選舉是充滿變數的,因為能夠影響選舉結果的因素,既繁多又複雜,峰迴路轉和出人意表是常態;即使是小圈子選舉,但只要有真正的競爭,選民與市民也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然而,反過來說,民主派在今次特首選舉中,可予思考的策略其實不多,這並非妄自菲薄,而是眼前的政治現實是,在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裏,任何候選人只要取得601票,便能當選行政長官,以及在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裏,民主派選委只有320多位。 盡量反映民意 作為少數派,民主派選委採取的原則,便只有盡力反映港人的意願,以及令手上的選票發揮最大的作用。 以上兩個是民主派在選委會選舉中取得300多個議席之後,一直秉持的原則。反映香港市民意願,本來就是民主派選委的天職,尤其在佔絕大多數反映「西環意志」的芸芸建制派選委中,更見必要和重要。 此外,民主派選委既屬少數派,自然沒有餘裕去浪費任何選票,所以如果要發揮最大作用,惟有團結一致。 在這兩個原則主導下,民主派選委在特首選舉的不同階段,因應不同選舉規則,審時度勢,因時制宜,提出與實行不同策略。在提名階段,市民一方面希望讓民望最高的參選人「入閘」,另一方面亦樂見有最多的政治理念能夠在選舉中辯論;而由於選舉規則訂明只需150個選委即可提名一位參選人,於是民主派選委便緊密合作和協調,集中票數提名兩位參選人,結果成功令該兩位參選人入閘。 到了正式選舉階段,在得票過半即能勝選的選舉規則下,民主派選委依照上述兩個原則,能夠和應該提出與實行的策略,便是參考民意調查和「民間公投」的結果,然後把選票全投民望最高和得票最多的一位候選人。 因此,現時有政治分析認為,民主派當初提名兩名參選人,製造了「鎅票」的可能和效果;或反過來說,有人、甚至是候選人提出,民主派選委在第一輪投票中,應平均分票予兩位候選人。 筆者認為,無論「鎅票」還是「分票」,都不可能、更不應該發生的,因為既然民主派選委的策略是全票投給民意最高的候選人,則必然只有一位候選人能夠符合這個條件,民主派選委也就不可能把票投予非民意最高的其他候選人,如此又怎麼會被「鎅票」或「分票」呢? 民主派選委只有團結的必要,沒有分票的本錢。這是最符合民意的策略,不應該受任何政治分析或個別候選人的計算而改變。

【文章】香港人反操控選舉的一戰

信報財經新聞    2017-3-2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首選舉提名期結束,民主派選委最能發揮政治作用、最能實踐港人意願,同時最能反制受操控選舉的一着,就是給予足夠提名讓民望最高的參選人成為候選人。進入正式選舉階段,雖然在小圈子選舉中屬於少數的民主派難以發揮決定性作用,但筆者相信,能夠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不是佔大多數的建制派選委,而是香港市民。 毋須在政圈打滾、打聽和「收風」,即使在坊間看新聞報道的香港市民,都知道今次特首選舉,操控之手比過往出現得更早、出招更為用力。從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南下深圳表態支持某位參選人,中聯辦落足「洪荒之力」(甚至可能不擇手段)為某位參選人拉票,又透過本地政治人物(例如已向建制陣營投誠的湯家驊),「放風」暗示傾向支持某人和最不支持某人,甚至連建制陣營內均有選委明言感受到壓力,甚至寧願不提名……大家對這些干預和操控反感之餘,更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今次選舉,操控之手出現得那麼早、出力出得那麼勁? 那是由於今次港人在特首選舉前已表達強烈和清晰的民意——大家不只是厭惡梁振英本人,更要唾棄梁振英路線;梁振英「被放棄」連任,可見中央政府是重視香港民意的。 無疑,內地政治既保守,又隱密和複雜,儘管梁振英被棄掉,但被視為「梁振英2.0」的參選人卻獲得力挺,或許令人難以理解,即使身處建制陣營的政治人物,相信亦未必能摸清當中的虛虛實實。 民主派選委和香港市民堅持的是,在已經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中,還有最基本的政治道德和倫理,以及嚴格遵守所有選舉法例,讓各選委不受干預、壓力或操控下投票。 特區政府負責處理今次特首選舉的每一位官員,都有責任確保整個選舉程序——特別是投票時,每一個選委均按照法例規定,行使他們的投票權。筆者並非杞人憂天,而是回顧過往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傳媒已揭發多種有可能違反選舉法例和規定的行為,更有涉案人士在法庭被判有罪。筆者相信,只要所有人都恪守選舉法例,選委們必定能夠不受干預、壓力或操控,自由地投下自己的一票。 不顧程序公義,影響選舉結果,即使最終獲得勝利,也必然是災難的開始。前車可鑑,梁振英在上屆特首選舉用不光彩的方法贏得特首之位,後果就是被大部分香港市民認定他沒有誠信,繼而無法管治。今天所有香港市民都已經見到中聯辦向選委們做了大量「工作」,如不立即收手,即使他們成功造王,卻肯定會帶來比上屆選舉更壞的政治後果,香港更無法管治,「一國兩制」更岌岌可危。

【文章】民主派兩全其美的選擇

信報財經新聞    2017-2-21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民主派在今次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有超過300個席位,能夠發揮的影響力歷來最大,面對的形勢也比過去任何一屆的特首選舉複雜。 在這個充滿矛盾的形勢下,民主派選委無論作什麼選擇,都難以滿足所有支持民主的朋友的期望和要求,但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是最好的選擇。 不讓CY路線重燃 什麼是最好的選擇?阻止梁振英路線死灰復燃、反制中聯辦操控特首選舉、讓港人的民意影響特首選舉結果,以及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肯定是當下最多香港市民希望做到的;這幾個考慮點,其實是環環緊扣的。 現任特首梁振英不能連任,很明顯是港人強烈反梁的成果。梁振英為何那麼討香港人厭?原因罄竹難書,但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理由概括起來,就是破壞誠信、廉潔、自由、法治等等香港的核心價值。 這還不止,身為港人的特首,梁振英卻往往選擇親內地而遠香港,小至在一場球賽中要支持中國隊還是香港隊,都是巧言令色。既然如此,港人當然不能繼續容忍梁振英,哪又怎會接受沿襲梁振英路線的人當下屆特首? 中聯辦操控香港各級選舉,包括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已是公開的秘密。大家如果不善忘,5年前梁振英當選,第一個跑去拜謝的,就是中聯辦。從此,梁振英與中聯辦便連成唇亡齒寒的命運共同體,共生共榮。 儘管今天梁振英本人失勢,但梁振英集團仍在,中聯辦固然要出洪荒之力撐起這個集團的新代理人,所以在今屆特首選舉,中聯辦早在提名期前已經開始工作,建制中人敢怒不敢言者固然有之,有些甚至已忍無可忍地發牢騷。 香港人無疑是理性和務實的,雖然深明特首選舉絕對不是一個民主選舉,但香港人也不是理性和務實到認為特首選舉事不關己到可以冷漠無視,而是仍有一份熱情和理想,希望透過清楚和強烈地表達自己的意願,在整個選舉中帶來突破。 民主派在選委會選舉中取得超過300多個席位,正是這份熱情和理想的反映,也是突破小圈子的第一步。接下來,也是關鍵的一步,就是把香港人理想的參選人推進特首選舉,要所有選委——包括建制派的選委直接面對香港人的強大民意。 選擇顯而易見 要是這樣看,今屆特首選舉的形勢雖然比以往複雜,但應該做的選擇卻很顯而易見,就是選擇與梁振英截然不同、中聯辦不支持、重視香港核心價值、民意強烈支持的參選人。 當然,民主原則的倡議和實踐——無論落實雙普選,還是試行「公民提名」——都是應該秉持的理念,慶幸民主派今屆有力推舉兩位參選人入閘,即使做不到完美的選擇,也應該可以做到兩全其美。因此,目前民主派選委應該積極考慮提名的,就是胡國興、曾俊華和公民提名推薦的參選人。 要證明小圈子選舉的醜陋,方法不單是用民主理念去比併,還可以透過香港人的民意去挑戰選委的選擇。忤逆民意的選舉結果,才是小圈子選舉最醜陋的一面。

【文章】2017年——關注中國受迫害律師之年

信報財經新聞    2017-2-10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明天是元宵節,也是我們中國人跟家人吃湯圓象徵團圓的日子。然而,在中國內地,很多法律界同業未必能夠享受這種天倫之樂,尤其是那些經歷「709大抓捕」的維權律師。 「709大抓捕」發生於2015年5月,內地上訪者徐純合在黑龍江慶安火車站候車室與民警糾纏,期間遭民警開槍擊斃;隨後有20多名市民和提供法律援助的維權律師前往聲援,亦先後遭公安拘留。 有見及此,內地維權律師發表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聯署聲明,有超過600名律師簽署,詎料這個反而成為方便公安展開抓捕的名單。自當年7月9日,短短兩個多月,便有近300名內地律師、律師事務所人員、人權捍衞者和家屬被約談、傳喚、限制出境、軟禁、監視居住、逮捕和強迫失蹤;被指控的罪名則包括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危害國家安全和尋釁滋事罪等等。被捕者遭遇難以想像的迫害,自不待言,例如最近釋放的維權律師李富春,已確診患上精神分裂症,聞者心酸。禍延家人的例子更是多不勝數,比如女律師王宇在「709大抓捕」期間,與丈夫在北京機場送16歲兒子到澳洲讀書時被拘捕;數月後,兒子試圖從緬甸邊境去美國,但不幸被截獲,然後押他回內蒙古的老家監視居住。家人被迫分隔兩地,斷絕聯絡,吉凶未卜,可說是對受害者最大的精神折磨。 我們香港律師的狀況,慶幸比內地同業好得多。2014年雨傘運動時,筆者與其他熱心的法律界同業組成義務律師團,為被捕學生提供法律意見和服務。這樣固然忤逆當權者的政治立場,但我們沒有人擔心自己安危比擔心被捕者的處境多,因為我們相信香港的法治,不但會公平對待任何被捕者,更會保護那些捍衞其他人的基本人權和法律權利的律師。 農曆新年前,朋友傳來一幀相片,是在荷蘭海牙國際法庭外,有不少外地律師拿着內地維權律師的照片,在法庭門外和會議上抗議,為被迫沉默的中國維護律師發聲——當天是1月24日,是「關注受迫害律師日」。 「關注受迫害律師日」是由荷蘭人權律師漢斯.卡斯比克(Hans Gaasbeek)於2010年發起的,以紀念1977年在西班牙法西斯統治下,在馬德里受難的律師,此後每年會關注一個有律師受迫害的國家;過往曾受關注的國家有洪都拉斯、菲律賓和土耳其等——2017年,受關注的國家正是中國。 在同一國境內,我們對正在受苦的內地維權律師或許愛莫能助,但繼續關注他們,不斷為他們發聲,必定是對他們最大的支持和最好的保護。各位如想了解他們的狀況,歡迎你們到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網頁:http://www.chrlawyers.hk。

【文章】人口販賣之都

信報財經新聞    2017-2-1 A1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香港是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城市,無論來港工作,還是作為中轉站前往其他地方,香港都是世界各地的人尋找發展機會的福地,但同時也可能成為不法之徒從中取利的場所,人口販賣就是香港常見的跨境式非法活動。 人口販賣是指通過脅迫、誘拐、欺詐或欺騙等方式,達到剝削受害人的目的,或透過授受利益協助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受控制或剝削的人。剝削的定義十分廣泛,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強迫勞動、強迫服務或勞役等。現時香港沒有明文和整全的法例把人口販賣和強迫勞動等罪行刑事化。 近年,一些國際組織指人口販賣在香港出現的嚴重情況。美國國務院於2015及2016年發出的《人口販運報告》連續兩年把香港列入第二級監察名單,指香港是賣淫及強迫勞工的目的地、轉運地和來源地,而被販運者主要來自內地和東南亞等地,部分受害人則是外傭。Justice Centre Hong Kong在2016年初的報告中,亦指估計超過六成在港外傭受剝削,諸如遭中介公司剝削、遭僱主言語或身體虐待,也有外傭簽約來港後,卻被轉送內地或中東等地。 這些報告均一致批評香港沒有全面的法律框架保障受害人,特區政府執法部門的調查和檢控亦不足,甚至沒有足夠的傳譯服務,令受害人往往未能得到適當的協助。 可惜,政府對於這些報告只是一味否認,還批評報告對執法部門長久以來打擊人口販賣的努力視若無睹。 去年底,高等法院就審理第一宗有關人口販賣及強迫勞動的司法覆核案「ZN訴律政司司長及其他」(HCAL 15/2015)。此案證實特區政府在打擊人口販賣方面的工作差劣。 案情是這樣的:受害人ZN受巴基斯坦同鄉誘騙到香港工作,4年間僱主從來無向他發工資,直到他察覺情況不妥時,僱主便威脅會殺害其家人,然後騙他回鄉,並單方面取消其工作簽證,使其不能回港追討;受害人幾經辛苦,偷渡回港,並四出向入境處、警務處和勞工處等投訴,卻未能得到任何協助。 特區政府辯稱香港已有不同法律處理受害人的遭遇,例如有勞工法例禁止僱主拖欠工資,亦有刑事法例禁止威嚇和脅迫等;但法官不接納當局的說法,並嚴厲批評香港的人口販賣及強迫勞動的法例完全落後,政府各部門又互相推卸責任,未能及時識別受害人及提供適當援助,還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四條不得使人充當奴隸或奴工的規定。 人口販賣是嚴重和複雜的罪行,需有針對性的法律,不能因為有其他現行法律處理不同的情況,便以為足以處理有關人口販賣的各種情況;正如沒有人會同意因為非禮罪的法律可以包括強姦,所以毋須特別為強姦罪訂立法例。期望特區政府聽從法官的教訓,盡快為人口販賣訂立專項的法律。 Photo credit: CrittentonSoCal (https://goo.gl/hG04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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