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就UGL事件提出私人刑事檢控的可能

2019-01-08 | 明報
A18 | 觀點

現在提起刑事檢控,所有人都認為須由政府主導。追源溯本,中世紀時,刑事法律是透過私人檢控來執行的。至17世紀,王室介入牽涉君主利益的案件,便開始了委任檢控官處理刑事案的做法。

據普通法  市民有權提刑事檢控

惟市民提出私人刑事檢控的權利,沒有因而被政府取代。根據普通法,每名市民均享有與律政司長同等的權利提出刑事檢控。《裁判官條例》第14(1)條亦訂明,申訴人或告發人可按其意願,毋須事先獲得許可,親自或由其代表律師提出刑事檢控。

私人刑事檢控不單是市民的個人權利,更是監察政府的重要和有力方法。在著名案例Gouriet v Union of Post Office Workers([1978] AC 435, 477)中,時任上議院法官Lord Wilberforce就指出私人刑事檢控是「針對權力機關怠慢或偏袒的一項寶貴的憲法保障」(a valuable constitutional safeguard against inertia or partiality on the part of authority)。

這個理念,正是民間考慮就UGL事件提出私人檢控的最重要原因。

律政司不擬向前特首梁振英及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提出檢控。從其考慮的過程到提出的理據,都顯示它在此案的做法,既違反了一貫政策,也不符合專業水平。

律政司曾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闡述其外聘獨立大律師就刑事檢控提供法律意見的原則,其中一項是「為求審慎起見,認為適宜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或服務,以免可能予人有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涉及UGL案的兩人,一位是前特首兼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一位是政府執政聯盟民建聯的重要黨員周浩鼎。兩人與特區政府的關係既直接且千絲萬縷,絕對符合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意見的政策。如今律政司沒有遵循此政策,正好應驗了它指出的問題,就是給予公眾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

除這個公開原因外,筆者亦聽聞此案件原是由律政司內一名專門處理商業罪案的資深檢控官負責,後來卻無緣無故把案件從他手上及其部門抽走。若然屬實,就更顯示律政司沒有以最專業的態度和水平去考慮這宗複雜和重大的案件。

程序不公義下得結論  難以服眾

此外,刑事檢控專員的委任和確認程序一直欠缺透明度,外界難以知道委任的決定是怎樣和在何時作出的。這個對檢控程序無疑會添加多一層疑雲。事實上,回顧歷任刑事檢控專員處理敏感案件的檢控決定時,絕大多數都盡可能地公開和透明。今次反其道而行,完全改變了以往的準則,連起碼的正當解釋和正式召開記者會回應問題都欠奉。

在程序不公義的情况下得出的結論,無論如何都難以服眾。既然律政司長怠慢和偏袒,由民間自發提出私人刑事檢控,就是維護法治的唯一辦法。筆者將於本月23日的立法會提出傳召議案,鄭若驊必須親自回應。190108 HKEJ.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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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無能得只剩下權鬥的梁振英

明報   2016-12-09
D05 | 副刊時代 | 法政隨筆

如果說梁振英有什麼過人之處,一定是權鬥。

財政司長曾俊華在剛過去的周六出席電台節目時,首次明確表示正考慮參選特首,又說若參選對香港人有利,即使受到惡意攻擊,也會積極考慮參選。但說不定連他都始料不及,自己的感想竟然變成迅速實現的預言。事緣星期一早上他出席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時,指得到律政司的意見和須遵照政務司長早前定下的立場,不會回應四位正被梁振英司法覆核的議員的質詢和意見。

然而四位議員已獲立法會主席確認宣誓有效並已正式就任,即使有人針對他們的議員資格提出訴訟,但在有最終裁決前,他們的議員資格並無任何減損,完全有權力和責任履行《基本法》第73 條賦予立法會和立法會議員的職能;特區政府所有官員亦須按照《基本法》第64 條規定,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

訴訟尚未開始就不當議員是議員,如此差劣的做法和態度不單激起民主派議員的眾怒,連建制派議員也不敢恭維。所以當時筆者先提出休會,隨後就以內會副主席的身分與內會主席李慧琼一同會見政務司長,詎料對方很容易便撥亂反正,指所有官員都會回答所有議員的問題。爭議雖然平息,卻反而揭露更惡劣的情况,就是梁振英為求連任,無所不用其極,而且在權鬥之外,已沒有其他點子。

香港市民不是只能眼巴巴看着梁振英搞宮廷式鬥爭,而是可以有所作為,尤其是有資格在12 月11 日選舉委員會選舉中投票的朋友,你們可以推舉心水的候選人,力圖阻止梁振英連任。即使是小圈子選舉,也要在票數上展現多數人反對梁振英連任的強大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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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前港督談港獨

明報   2016-12-02
D05 | 副刊時代 | 法政隨筆

彭定康再次訪港。印象中在芸芸前港督中,重訪香港次數最多和最備受關注的,就是彭定康。那是因為他總會就當時香港人最關心的議題,主動地表達意見。

今次也一樣,而話題則是「港獨」。彭定康在出席一個午餐會演講時,主動談及港獨議題。他指出《中英聯合聲明》第3(1)條已訂明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况,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如把港獨與民主混為一談,是不誠實、不名譽及鹵莽的。他亦指出港獨不可能發生,更會淡化爭取民主的支持度。

或許有人覺得彭定康已經變得保守和頑固,不如當年他在香港推行政制改革時勇敢和破格。不過大家應該知道,彭定康的老家英國,近兩年在內在外都面對統一與獨立、融入與分離的挑戰:2014 年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結果蘇格蘭人決定「留英」;2016 年英國舉行退出歐盟公投,結果英國人選擇「脫歐」。兩次公投,都是彭定康所屬的保守黨提出舉行,因此不能說他不知獨立與分離為何物,也不能說他不明白主張獨立與分離的民眾的想法和感受。然而,政治除了需要理想和激情之外,更需要務實和理性。

民主,是普世價值,所以能夠得到世界各國——尤其是民主國家的支持;就算是不民主的國家,亦難以苛責。這是為什麼香港在爭取民主的激辯中,永遠比中央理直氣壯,也得到大部分市民支持。

所以,筆者完全同意彭定康的觀點,支持民主,反對港獨,深信這是更適合香港,也是更值得集中力量去實踐的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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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專業議政

明報   2016-11-25
D07 | 副刊時代 | 法政隨筆

立法會選舉結束,當大家看到非建制陣營的光譜拉得更闊,有更多小組織的代表或獨立人士進身議員,認為非建制陣營會更細碎化時,筆者與其他六位民主派功能組別議員:梁繼昌、莫乃光、葉建源、李國麟、邵家臻和姚松炎,組成了「專業議政」,期望集結多個專業界別的力量,監察政府施政和關注涉及公眾利益的社會事務。

事實上,今時今日社會事件非常複雜,不是某一個專業或專長便能提供一個全面和仔細的回應和建議。比如早前私營殘疾院舍「康橋之家」前院長涉嫌與智障女院友非法性交事件,一方面屬刑事檢控等法律問題;另一方面則突顯私營院舍質素和監管的不足。因此筆者便聯同楊岳橋、邵家臻和張超雄幾位議員一同與政府交換意見。基於對民主有相同的理念,然後在不同議題上跨界別合作,是「專業議政」組成的緣起,相信亦是這一屆立法會民主派的合作模式。

眼前便有一件不單跨專業界別,更關乎全香港市民的大事,就是負責選出下一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將於十二月十一日舉行。毫無疑問,不論是立法會功能組別抑或選舉委員會,都是不民主的選舉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專業人士被賦予比一般市民更多的選舉權利。但從過去多屆立法會和選委會選舉的結果可見,這些專業界別的選民沒有利用這個權力為自己爭取更多私利,反而用之於捍衛香港市民都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並戮力爭取廢除這個賦予他們特權的不民主制度。

今次選委會選舉,有超過三百名支持民主的專業人士參選多個界別,人數為歷來最多,目標也更清晰,就是反對梁振英連任。相信這個目標也是絕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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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立法會要做的實事

明報   2016-11-18
D05 | 副刊時代 | 法政隨筆

立法會宣誓案有階段性結果,隨着法庭裁決取消梁頌恆和游蕙禎的議員資格,整件事已由法院全權處理。我們尊重法庭判決和與訟各方的法律權利,而作為立法會議員,既然立法會暫時已毋須處理宣誓風波,便是時候集中力量去跟進一些關乎重大公眾利益,卻被當權者試圖延宕至不了了之的事情。

其中兩件曾經引起社會非常關注的,是特首梁振英的UGL 和廉政公署的李寶蘭離職事件。兩件事既反映了梁振英的個人問題和廉署人事安排的亂象,更突顯了現行的法例有不足之處,一方面無法解決問題,另一方面更可能誘發醜聞的出現。

其實早於2012 年,前特首曾蔭權被揭發收受富豪利益時,由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領導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已指出,現行的《防止賄賂條例》未有涵蓋特首收受利益的行為,因此建議修改條例,規定特首索取或接受利益時,須得到許可;亦規定任何人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向特首提供利益,即屬刑事罪行。惟四年下來,政府仍拒絕落實這個建議。

至於因李寶蘭離職所反映的廉署人事任命問題,社會憂慮若特首是被調查的對象,而根據《廉政公署條例》他同時掌握任命廉政專員和副專員的權力的話,會出現利益衝突的嫌疑。為維護廉署的獨立和威信,須修訂條例,將特首的任命權交予一個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任命及領導的委員會。

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已經在上周及將會在下周的立法會會議中,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UGL 和李寶蘭事件。而筆者亦已草擬好修訂上述兩條條例的私人草案,將會在今個年度的立法會中提出。立法會既要調查事件,亦要完善制度,這是立法會和立法會議員應盡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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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第四次黑衣靜默遊行

明報   2016-11-11
D05 | 副刊時代 | 法政隨筆

人大釋法了,全國港澳研究會在深圳召開會議。研究會主席在會上向香港法律界開火,將反對人大釋法的法律界同業分為兩類人:第一類,是法理知識缺陷和理解有異,批評他們長期接受普通法訓練又缺少鑽研《基本法》,保留着回歸前的思考方法、慣例和解釋方法;第二類,則是純屬政治立場的對立而拿法律當做政治鬥爭的工具,認為他們的意識尚未告別20 年前的舊殖民統治時代。其實不論如何歸類,大家都知道他意指大律師公會和參與法律界靜默遊行的法律界同業。

筆者的回應很簡單:根據基本法第8條,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另按照第81 條第2 款,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除因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而產生變化外,予以保留。

筆者在回歸以前只是一名高中生,在港英年代還未當律師。至於黑衣靜默遊行,則是1997 年後才出現。所以歸咎於港英時代,實在是不必要的上綱上線。事實上,歷來參與遊行的法律界同業,都是抱着維護香港法治、捍衛基本法和堅持「一國兩制」的共同意願而走出來的。筆者相信他們不是「港獨者」,而是珍惜法治、保護「一國兩制」的公民,請不要把他們歸邊。

反對釋法,不代表不認識基本法。敬告內地官員和法律學者,應該見賢思齊,相信很多法律界同業和筆者一樣,樂意跟他們交流切磋的。

(編按:湯家驊參加選委會選舉,專欄暫停,由郭榮鏗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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