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nnis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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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法政隨筆

【文章】天網

明報 2014-10-18 D05 | 副刊時代 | 法政隨筆 10 月15 日早晨,我帶着一副難以置信的心情到黃竹坑警察學校援助被拘捕的阿Ken 曾健超。難以置信,不是因為他被拘捕,而是他在被捕後遭警員行私刑。他向我展示傷勢,從頭到腳,前前後後,大大小小,紅青紫黑的傷痕數十處。幸好他體格健碩,遭警察這樣拳打腳踢,還不至於內傷,但言談之間,卻感受到他內心的傷,比皮肉的傷嚴重得多。 我感同身受,因為警員執行私刑,是法治精神不能容忍的惡行。在一個社會裡,執法人員是唯一一類得到法律授權可合法地對他人行使武力的人。然而權力愈大,規範也愈嚴,所以一方面我們有一套嚴謹的規則,規範執法人員在什麼情况下應該行使何等程度的武力,務求現實情况與武力程度符合相稱性的原則;另一方面更有專門的法律去處理執法人員過分地或不恰當地使用武力的情况。香港法例第427 章《刑事罪行(酷刑)條例》即訂明,香港警務處、海關、懲教署、廉政公署和入境事務處的人員,若在執行公務時蓄意使他人受到不論是肉體上或精神上的劇烈疼痛或痛苦,即干犯施行酷刑罪,最高刑罰可判處終身監禁。 其實電視新聞片段已經提供了充分的「表面證據」提出檢控(prima faciecase),因此警方除了作出暫停涉事警員職務的行政處分外,更應循刑事司法途徑跟進事件,因為這宗案件的性質,不應該是投訴警察課或內部紀律程序處理的。 有人說,今次有電視台把整個毆打過程拍下來,而且能夠公之於世,可算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同意,但回想起來, 「天網」本來是用來捕捉賊匪的,如今卻用來網羅執法者,實在是太諷刺了。

【文章】期望照出對話的燭光

明報 2014-10-04 D05 | 副刊時代 | 法政隨筆 期望照出對話的燭光 此文見報之日, 「佔中」已經持續一個星期。警察與示威者的衝突,從最激烈處回落至相對平靜,然而市民與示威者的矛盾卻日益尖銳,甚至發生市民衝擊示威者的事件。新聞故事一方面跟進佔中的發展,另一方面亦報道被「佔中」影響的市民的各種不便。我看在眼裡,不論是示威者還是被影響的市民,其實都是受害者。 正如當有父母抱怨停課令他們的子女無法上學時,街上也有學生為大家爭取一個公平的制度而暫停學業。在個人需要和公眾利益之間,箇中的是非對錯,實在很難釐清;論斷與批評,更加是對任何一方都不公道。如今最重要的,是尋找出路,而對話則是唯一的出路。 或許有人認為,將矛盾的其中一方消滅,是解決矛盾的方法,但這肯定是一個野蠻的行為。在一個文明社會裡,我們的做法是先透過法律禁止任何人基於矛盾而做出傷害其他人的事,然後提供方法讓人化解矛盾。這就是在法治社會裡,法官和法庭存在的原因。 至於政治矛盾,雖然難以透過法庭和法律來解決,但以對話作為解決方法的原則是一樣的。所以在近代歷史中,當市民對政府有不滿時,即使發起社會運動,甚至有激烈衝突,但在大多數的情况下,還得靠市民與政府對話來化解雙方的分歧,而不是靠政府用武力對付市民,消滅他們的聲音。 執筆之時,政府在前一晚宣布與「佔中」的代表對話。在寫好這篇文章後,我便要出發到高等法院,與一眾法律界同業舉行燭光集會,為的是希望大家在激烈的衝突過後,政府和示威者能夠以平和與理性展開對話,化解困局,尋找出路。

【文章】瀕死的真普選

明報 | 2014-08-29 報章 | D05 |副刊時代 |法政隨筆 走筆之時,深圳的座談會已曲終人散,港區人大走馬到北京,決定真普選的生死。但打從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反覆強調普選沒有「國際標準」,又說提名委員會以「少數服從多數」方式提名特首候選人是符合「民主程序」,真普選其實已經瀕死了,人大決定只是要手續上補上最後一刀。 其實真正的普選,又怎會沒有「國際標準」?世界各地實行普選的地方那麼多,即使模式五花八門,但總有一個標準去驗證它是否合乎民主原則,就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 條,訂明凡屬公民,都不受包括政見方面的無理限制,有權利及機會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這也是為什麼世界各國的選舉模式,儘管各適其適,但不少都被認為是真普選。即使中國不是《公約》的締約國,又豈能否定它的存在呢?何按照《基本法》第39 條,《公約》適用於香港,就算中央可以不理,但香港又怎能不守呢? 至於提委會以「少數服從多數」方式提名特首候選人,這伎倆早就在法律界預料之內,所以大律師公會在今年4 月提交政改意見書時,即表明不同意《基本法》第45 條中指的「民主程序」,是規定提委會須以簡單多數作集體決策,以及在會議中選擇和提名一定數目的候選人,因為這樣會限制選民的選擇自由,亦不符合行政長官選舉必須是真正的、定期的、並無不合理限制的,和以保證選舉人意志的自由表達的各項標準。 此文見報後日,人大行將決定真普選的生死。一句老生常談的說話: 「政治,一天都嫌太長」,或許就是因為天堂與地獄,都在一念之間。

【文章】吾友建峰

明報 | 2014-08-22 D07 |副刊時代 |法政隨筆 上星期法律界的新聞再一次成為全城焦點,自從六月的沉默遊行後,法律界再一次以團結來感動香港人。但這一次,又有點與別不同。 已經不必理會白皮書及其要求法官愛國的內容了,因為上星期在律師會特別會員大會裡發生的事比那些更有意義。投票結果向市民傳遞了一個信息, 就是「希望」——不是所有由北京主宰的,香港人就要毫無保留地接受;當我們團結一致,便有足以改變我們城市的一切的希望。 上星期我們見證了一種獨特的勇氣——大膽而溫和,堅定而謙恭。它體現在那一位要求召開會員大會的律師——吾友任建峰身上。認識建峰超過十年了,那時我們同在一所國際律師行當見習律師。他勤奮而自信,卻不曾讓人覺得他大膽。我們經常分享彼此共同的政治理念,但他總是一副沉默靜思的樣子。那時候,我從沒見過他被情緒蓋過自己,更不用說在七百萬人面前哭起來了。 那是什麼叫這個男人肩負起這個使命? 尤其當他媽媽正面對嚴重的健康問題,背後還有年輕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究竟是什麼推動這個男人在這個時刻走在最前?是勇氣,就是那種只要每一個市民都擁有更多,便能帶來真正的改變與不同的勇氣。這是我們需要,而建峰已勇敢地表現出來,叫香港市民相信的希望。 這個希望,對我們這些要到深圳展開可能是最後一輪政改談判的人尤其重要。我們不必全盤接受北京拋出來的任何方案,就正如在會員大會中投票支持不信任動議的律師們一樣。我相信這就是《環球時報》在其評論中狠批會員大會投票結果的原因,因為他們害怕投票結果帶來的那種希望。

【文章】法政隨筆-小孩懂的,梁振英卻……

明報 | 2014-­08-15副刊時代 | 法政隨筆 前幾天從兒子的書架挑了那本講黑人帕克斯(Rosa Parks)的圖書來講故事哄他睡覺。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仍然有種族隔離的法律,其中一項是在公車上分開白人與黑人的座位。1955 年,帕克斯乘坐公車時,司機要求她把坐着的「黑人座位」讓給一名白人乘客。她拒絕而遭警方拘捕,其後掀起一場非暴力反種族隔離的公民抗命運動。後來,她被美國國會譽為「現代民權運動之母」,亦是世界史上公民抗命運動的其中一位表表者。 帕克斯的事迹能夠成為兒童讀物,不單因為它能彰顯正確的價值,更重要是顯淺得小孩子也能明白。不過,連我那個還在念幼稚園的兒子都懂的道理,有些大人反而懵然無知。這便難怪貴為特首的梁振英,竟然說出「守法和犯法之間沒有中間地帶」這些誑語。公民抗命的道理雖然簡單,但意義是崇高的,非膚淺之人所能理解。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兼英國上議院上訴委員會賀輔明勳爵(Lord Hoffmann)在「R v. Jones [2006] UKHL 16」一案中,便道出了公民抗命的意義: 「發自良心理由的公民抗命,有着長久及光榮的傳統。那些因着信念認為法律及政府行為是不義而違法的人,歷史很多時都證明他們是正確的。能包容這種抗爭或示威,是文明社會的印記。但違法者及執法者雙方都會認同一些相關的慣例,抗爭者的行為必須合乎比例,並不會構成過度的破壞或不便,而且他們會以承擔法律制裁以證明他們信念真誠。警方及檢控官的行為亦會有所節制,裁判官在量刑時也會考慮抗爭者那按良心而行的動機。」 這些金石良言,跟內地官員、香港特首和高官以至建制中人說,大概是對牛彈琴。倒不如跟小孩子講故事、談道理,應該更有意義,也更有希望。

【文章】法政隨筆-疾風知勁草

明報 | 2014-­08-­08副刊時代 | 法政隨筆 還記得兩年前的十月下旬,我剛就任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適逢在司法界地位超然的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榮休,其臨別感言說前所未見及兇猛的暴風雨將要臨到香港。這段說話,在當時對整個社會猶如先知的預言,而對於我這個新丁議員則好像前輩的警語,叫我時刻提防那些企圖傷害香港法治的明刀暗箭,更要準備隨時為捍衛法治挺身而出。 兩年後的今天,回首向來蕭瑟處,的確被他不幸言中:先有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本港法官不明白中央與特區的關係,錯誤理解《基本法》,以致在某些涉及《基本法》的案件中判錯案;剛有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把法官歸類為「治港者」並提出他們必須愛國的政治要求。可見衝擊香港法治的源頭,已由個人言論升級至國家政策,打擊面除整個法律界外,最終目標一直都是香港的法官。這其實不難理解,因為一方面法官是支撐法治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基於其獨特地位,法官難以對政府和坊間的言論作出反駁。於是平日在法庭內協助法官尋找真相和明辨是非的律師們,便更有責任在法庭外聲援法官堅持原則和盡忠職守。 從來沒有想過要發起法律界第三次沉默遊行,因為我深知法律界的遊行是特殊和嚴肅的:不是向當權者爭取未有的東西,而是在衝擊下守護法治的價值。所以沒有律師渴望遊行,但在危急關頭會挺身而出。 令人欣慰的是,在一眾德高望重的前輩之外,當中還有更多是跟我一樣的同儕和後進,讓我知道當大家一同站出來的時候,維護法治的道統已薪火相傳,不知其盡。 這是支持我繼續緊守崗位的鼓勵和盼望。

法政隨筆 – 蛋與牆的抉擇

郭榮鏗   法政隨筆     近日與友飯敘,如常談及政治,自自然然也談到516補選。 席間,大部分人都認為公投多此一舉。有人認為不論結果如何,都不能扭轉政治現實﹕民主的大門,操控在北京手中。有人認為,公投徒然觸動國家神經,日後更難爭取民主。大家都擔心,堅持硬碰,搞不好北京再次釋法,把目前享有的自由與權利也收回。 香港是一個奉行普通法的城市,而普通法的精神,源於基督教的觀念。在這觀念下,我們相信每個人都由上帝所創,有一樣的價值。這是法治的精髓。每個生命,同樣尊貴,同樣享有與生俱來的自由與權利,絕不能被強權褫奪。沒有人可在未得當事人授權下,管治另一個人,這就是民主理念。 大家的悲觀,教我想起作家村上春樹,去年在耶路撒冷接獲以色列政府給他頒發的殊榮時,致謝辭中的一番話﹕「如果我要在堅固的牆與易碎的蛋之間作選擇,我一定站在蛋的一邊。」我不肯定村上是否無神論者,但我完全認同每個人,都是蛋,一顆有血肉、有生命的蛋。在易碎的軀殼中,藏獨一無二的靈魂。你、我、他也不例外。而我們,都某程度上,在衝擊看似屹立不倒的高牆,牆的名字,叫制度。 村上說,驟眼看,以卵擊牆,簡直不自量力。牆的冰冷,令人心怯;牆的孤高,教人卻步。戰勝高牆的唯一方法,是把雞蛋的靈魂繫在一起,當獨一無二的個體連成一線,凝聚出澎湃力量,哪怕「鐵石深牆」,都會融化。 試想想,雞蛋有生命,而高牆沒有。人有靈魂,而制度沒有。為什麼要容讓不公允的制度去剝削咱們的權利?我們不應被制度牽鼻子走,因為人類才是制度的創造者。 朋友,你會站在蛋的一邊還是牆的一邊?

法政隨筆 – 政治廣播

郭榮鏗   法政隨筆     商業電台以60 萬高價賣時段予民建聯,惹來不少爭議。當其他政黨都是捉襟見肘,民建聯錢從何來?在電子傳媒賣政治廣告,又是法律容許的麼? 英國上議院與歐洲人權法院均曾裁定,政治廣播有別于一般商業廣告。推廣一套政治理念,跟推廣一支洗發水,絕不能相提並論。因為社會一般相信,政治廣播應有監管。 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在愛爾蘭,政黨不可購買政治廣告,只由國家法定廣播機構分配時間作免費宣傳。在德國,政治廣告屬合法,但公共廣播機構亦必須提供免費時段予所有政黨。 BBC 的創辦人Sir John Reith 也曾提過,在一個多元社會,政黨有表達自由,選民亦有選擇自由,所以BBC 需要提供免費時段予各政黨闡述理念。英國政府在2002 年的一份報告中亦表示,免費時段是一筆可觀的變相資助,以抵消大黨利用財力壓倒弱黨,使選舉變得更公正。 反觀約束相對較少的美國,選舉過程往往是化妝蓋過內容。克林頓及民主黨在1996 年的選舉中,合共花了逾9 千萬美元廣告費。剛過去的大選,奧巴馬所花的廣告費更是天文數字。其餘沒有財力的候選人,根本沒有任何勝算。 在一個民主社會,傳媒有責任保證不同政團能公平表達意見。香港要麼立法監管政治廣播,否則便應全面開放大氣電波。 然而,目前電台廣播的發牌過程冗長而昂貴,無牌廣播屬刑事罪行。民建聯與功能組別一再反對開放大氣電波。政府亦拒絕研究《政黨法》,令我們將難以監管政黨的行為,尤其對於財政來源,就更無法查證。其實任何政黨,有一天若要執政的話,其財政狀況必須透明和對市民問責。這,不過是民主社會中,大對政治人物的最基本要求。

法政隨筆 – 義務律師

郭榮鏗   法政隨筆     法律系學生經常會接觸到一些拉丁詞語。對於「pro bono publico」, 我們都不會陌生。 「Pro bono publico」是指為公眾服務,在法律的層面可理解為:為了公眾利益,免費替當事人打官司。 法律援助,是政府對人民所提供的基本保障之一。正如當低下階層遇上疾病、年老等問題,政府也有責任提供協助。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國家,都會援助無力負擔的人民聘請律師。因為只有如此,基層才不會被排拒於制度之外。 法援制度當然也帶來了經濟負擔。以英國為例,法援條例自1949 年實施,一直為基層人民提供了不少幫助。諷刺的是,這項曾幾何時是戰後工黨政府最引以自豪的功績,到了後期,新工黨政府卻不得不透過削減援助金額,才能令它可持續地運作。每年英國政府用於法援的開支,達二十億英鎊之多,人均援助額是全球之冠,惠及近三成成年國民。 而在香港,雖然咱們也有法援制度,社會上仍然有很多人,因為不符申請條件,被排拒於法律制度之外。可見法援並不是、亦不應是幫助市民面對法律困難的唯一方法。在這些情況下,義務律師便擔當起重要角色。 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將於九月提早退休。臨別在即的他不諱言,雖然法律界在過去多年,已積極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義務訴訟,但我們能夠做的,斷不止於此。 他認為當局應擴大免費的法律諮詢和當值律師計劃,並成立新的協調機構去統籌這些服務。他亦積極呼籲更多律師挺身而出,提供免費訴訟,惠及更多基層市民。 香港的公民社會於過去十年經歷了很多根本性的轉變,我們看到愈來愈多專業人士參與社會事務。我相信,我們不需要完全依賴政府去填補法援的漏洞。透過義務工作,專業人士也可以為政府所不能。

法政隨筆 – 法治的意義

郭榮鏗   法政隨筆     已退休的英國前首席大法官賓咸勳爵(Lord Bingham),近日出版了新作《法治》。他在序言中解釋了為何以此為題著書:許多經常把法治掛在嘴邊、甚至將之當護身符的人,其實並不明白法治的真正含意。 法治的定義可追溯至亞里士多德的解釋。 法治, 「應當優於一人之治,即使法律的守護者亦要遵守法律」。而近代的法治觀,最常引用牛津大學英國法教授戴雪(AV Dicey)於1885 年所撰的《憲法精義》(An Introduction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首先,人民不能無故受罰,或被法律處分,以致身體或財產受累,除非此人已被普通法院經普通法律程序確定罪成。」 戴雪之言,十分清晰。任何人——包括你和我——絕不可以因觸犯一些由官員癡想出來的惡法而受罰。案件必須經過既定的法律程序,由公正的法官於普通法庭審理,而非在政府欽點、缺乏獨立性的法庭中黑箱作業。 戴雪續說: 「法治的性質在於每一人,不論貴賤富貧,須受命於所有普通法律,並安居於普通法院的管轄之下。」 簡言之,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正如湯瑪士.富勒博士(Dr. Thomas Fuller)於1733年所言: 「即使你已到達巔峰,法律仍在你之上」。 所以,假如大主教虐待倫敦動物園的企鵝,他不會因其尊貴身份而免被起訴;若你幹了賣官爵的勾當,即使身為總理亦要受法律制裁。 或者,法治的定義,沒咱們想像中複雜。 法治,是為了彰顯公義,姑且對比沒有法治的狀況,是怎樣的一番光景。 不尊重法治的政權,大都存在某種特性:夜半敲門、突然失蹤、打壓異見人士、肆無忌憚的檢控、「秘密」審訊處理、酷刑逼供、勞改營、集中營……種種惡行,罄竹難書,見微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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