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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觀點

【文章】維護公眾利益 落實地產商空置稅

明報 2018-6-11 A24 | 觀點 財政司長陳茂波在最近一次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上,回應筆者和楊岳橋議員追問會否開徵「地產商空置稅」及其實施的時間表,以打擊地產商丟空單位時,司長的說法是: 「針對一手樓空置,正在研究一些措施,運房局的研究已經接近尾聲,會盡快有一個決定。」 這個答案,可圈可點。值得讚賞的,是終於聽到政府表示研究已經接近尾聲;但仍要觀望的,是特區政府最愛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且看特首表示願意修改《防止賄賂條例》,把行政長官納入禁止收受利益的範圍,至今仍然在研究階段。

【文章】一手物業空置稅 不得不行

明報 2018-4-16 A19 | 觀點 房屋問題已成為香港社會的長期病。所謂「久病成醫」,絕大部分市民就算不是房屋問題專家,都曉得房屋短缺乃源於土地不足。 因此新一屆特區政府上場,即組成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研究開發土地的問題,並即將展開公眾大辯論。而按照該小組提出的討論方向,各類土地的供應時間劃分為短中期(10 年內) 、中長期(10 至20 年)及長期(20 年以上)。也就是說,要從源頭解決房屋問題,恐怕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較快捷的方法,唯有透過政策盡量利用現成的房屋資源。比如說房委會將會把等待清拆的屋邨的空置單位,以短期租約形式租予公屋申請人入住。那麼在私人市場方面,又有沒有什麼現成的資源可以物盡其用?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資料, 截至2017 年底整體私人住宅空置率為3.7%,涉及空置單位數目約4.3 萬個,是過去20 年的低位。可是單計已落成但未出售的一手樓,則約有9500 個,是自2008 年以來最多。 為免房屋資源丟空浪費,世界上不少國家——包括英國、意大利、法國、丹麥和德國等——都透過稅務政策減少閒置物業數量,開徵的對象不止是新落成的一手物業,而是包括所有私人單位。由此可見,開徵物業空置稅不但可行,且有先例可援。 可參考公司租出物業的利得稅率 香港私人物業比外國更「物以罕為貴」。若外國都有物業空置稅,實在想不到任何理由香港不應推行這種稅項,況且我們更需要防止地產商囤積居奇。 當然,任何新政策都難以一開始就全面推行,因此筆者建議先向新落成的一手住宅物業開徵空置稅。稅率可參考現時公司租出物業的利得稅稅率, 即16.5%,並設立3 個稅階,稅率在空置第一年為33%,第二年為50%,第三年及後為66%。稅款計算方式如下: 「稅款=市值租金×200%×該課稅年度的空置月份數目×稅率」 市值租金可根據《差餉條例》下的機制釐定。現時差餉物業估價署每年會更新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為彌補當中的滯後因素,建議引入一個「200%」的因子以反映該單位於空置期間的實際市場租值。 此外為免發展商避稅,建議引入反避稅條文。若發展商把住宅單位以低於合理市值租金或賣價出租或售予有聯繫公司,則仍須繳交空置稅。 事實上財政司長陳茂波從最初不會考慮開徵一手物業空置稅,最近已轉為表示特區政府會研究推行,無疑是因時制宜的好改變,亦引起了一些社會討論。反對的意見主要有兩個:第一,現時香港物業的空置率低,針對它們開徵新稅是小題大做;第二,是新稅會增加買賣成本,無疑會令市民更難買樓。 就第一項意見,公共政策不單是要解決社會問題,也是顯示政府對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回顧上述數字,百分率低實在不等於實際數字少。政府引入空置稅,一方面是從原則上表示房屋資源珍貴,不容丟空浪費;另一方面是表達政府在房屋短缺損害民生的情况下,物業單位不應作為商品牟取過高利潤的工具的立場。 至於第二項意見,上述建議的其中一個政策效果,正是促使地產商必須盡快推售單位,不得待價而沽。只要地產商在一年內出售單位,那就既不用繳空置稅,亦減低地產商控制供應抬高樓價的機會。對市民來說,肯定是有益的。

【文章】比派錢更應做的事

明報 2018-2-26 A22 | 觀點 農曆新年過後,香港市民例必關心的政壇大事,是政府發表財政預算案。今年出現了一個特別現象,就是不少市民和政黨都建議政府「派錢」。 《基本法》第107 條訂 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其實不用法律專家分析,一般市民用普通常識都能理解這條文有兩個重點:第一,政府務必維持一個平衡預算;第二,當香港經濟有增長時,政府開支亦需要相應增加。可以說,這是一條在財政上要求特區政府「穩中求進」的法律條文。 然而過去多年,此條卻被特區政府用作在財政上厲行「穩而不進」的藉口。對於市民倡議的社會投資,政府往往以其長遠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對財政造成赤字為由,而拒絕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即是最佳例子。但與此同時,由於經常有盈餘,要是不回饋市民,恐怕會自製「政治炸彈」。故每年財政預算案,都有一籃子的「派糖」措施。 造成「派錢」期望政府難辭其咎 汲取過去多年經驗後,市民大抵上已經習慣了盈餘和「派糖」的指定動作。因此當預期政府再錄得巨額盈餘,市民便期望政府在「派糖」以外有更多回饋,於是有「派錢」的呼聲。 造成市民有這種期望,特區政府其實難辭其咎。原因是當市民看着政府有豐厚儲備和多年盈餘也不做長遠的社會投資,有時甚至動用數以百億元,興建一些效益成疑之餘,大部分市民也未必用得着的大工程時(如高鐵),自然認為與其讓政府花錢惠及部分市民,不如「派錢」惠及所有市民。 可惜從歷史經驗看, 「派錢」對民生和經濟的作用極有限。只要回顧香港政府2011 年「派錢」和澳門政府連續11 年「派錢」即不言而喻。 社會投資長遠「盈多於虧」 相反,同樣從歷史經驗看,把錢用到長遠的社會投資,有時儘管會令政府有赤字,長遠來說對社會和政府仍然是「盈多於虧」。香港歷史上最戮力投放資源做社會投資的,是港督麥理浩。今日香港很多重要的社會資本和政策,例如硬件方面的公共房屋和地下鐵路、軟件方面的9 年免費教育和「生果金」,都是由麥理浩提出的。 無疑,麥理浩治港10 年,有3 年的財政預算的確是錄得赤字,但從來沒有人執著那3 年的赤字。更重要的是,自此之後香港經濟騰飛、市民安居樂業、政府年年有餘。 當年港英政府財政實力不如今日強勁,仍能投放資源做長遠社會投資,締造香港發展奇蹟;今日特區政府財政實力比過去更雄厚,難道就只能「派錢」滿足市民一時的期望?筆者深信,在社會投資與「派錢」之間,市民會選擇前者。特區政府不願意「派錢」,可算是做對了一半;但如果不做長遠的社會投資,則肯定是全錯。  

【文章】一地兩檢 開極危險先例

2017-07-27 | 明報 A23 |觀點 |By 郭榮鏗 傳聞多年的「一地兩檢」終於現身。政府方案是先把高鐵站租予內地,以及將行走中的列車納入內地司法管轄區,然後在內地口岸區和高鐵列車內全面實施內地法律。 這是自回歸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違反《基本法》,同時對一國兩制造成不可挽回的致命破壞。 容許內地法律在港實施必違基本法基本法第18條訂明,內地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實施。而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僅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 另外,基本法第154 條訂明,香港可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實行出入境管制。這即是說,與出入境有關的法律、政策和措施,一律屬於香港自治範圍事務,內地法律不能透過第18條引入香港。法律就是如此顯淺易明。任何「一地兩檢」方案,一旦容許內地法律在香港實施,就必定違反基本法。基於此,特區政府擬先引用基本法第20條,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香港權力實施「一地兩檢」。然而,任何授權均不得違反基本法,亦不應以削弱本身已有的權力為目標或效果。因此,即使中央政府按第20 條向特區政府作任何授權,亦不能違反基本法其他條文,更不應削弱香港既有的司法管轄權。 此外,就算將香港土地租予內地,也不能消除「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的本質。因為把地租出去,不等於可以把原本適用於該地的法律,換成另一套法律。根據基本法,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涵蓋整個香港。即使是駐港解放軍及其人員,不論在軍營內外,也要按照基本法第14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第16(2)、19、20、22、23 及24 條,遵守香港的法律,香港法院亦有權處理其違法行為。此外,按照基本的法律原則,任何契約、合約、協議或立法,不得違反當地憲法及法律,否則會自動失效。基本法第11(2)條更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與基本法相牴觸。因此,假設香港把高鐵站部分地方租給內地政府,甚至利用立法會通過法律,授權內地官員可以在租回來的高鐵站地方和列車執行內地法律,但一如上述,在香港執行內地法律本來就是違反基本法,故不論是容許內地官員執行內地法律的租賃協議,還是立法會通過授權內地官員執行內地法律的法例或決議,都會失效。國家主席習近平說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言猶在耳,肯定會令一國兩制走樣和變形的「一地兩檢」,當然絕對不能讓它實施。 港法律保障消失破壞一國兩制 今天的「一地兩檢」,比10多年前的23條更可怕。第一,為23 條立法,好歹也是基本法第23 條的要求,本質上不違反基本法。然而「一地兩檢」既不是基本法的要求,更如上述是違反基本法。 第二,基本法訂明香港自行為23條立法,也就是說即使立法,也是香港本地法律,不能牴觸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換言之,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賦予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和法律保障,仍然有效。然而「一地兩檢」不單把內地刑事法律全面及直接地引入香港,更把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排除在外,亦即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賦予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和法律保障全部消失。 第三,只要立法得宜,23 條不一定會損害一國兩制;但「一地兩檢」要把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割給內地,在香港實施內地刑事法,則肯定會破壞一國兩制。尤其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須是完整和不可分割的,但為實施「一地兩檢」,人大常委可以任意劃出某部分香港土地不實行香港法律,是開了一個極危險的先例。 反對「一地兩檢」最重要力量是香港市民 政府的「一地兩檢」方案,從來沒有在香港做過任何公眾諮詢。坊間提出的其他建議,如「車上檢」和「兩地兩檢」,政府在2009至2010年間向立法會申請興建高鐵撥款時,曾經承諾會做可行性研究。那些研究有沒有做?做了又放在哪裏呢? 今天的特區政府,對法治的尊重遠遠不及10 多年前。如果說10多年前大家因23條立法而感到擔心和反感,今天特區政府要引入比23 條更惡質的「一地兩檢」,就應該感到更憂慮和更憤怒。 同樣,今天的立法會與10多年前的立法會,基本格局沒有改變,甚至可能更差。所指的,是當年反對23條和今天反對「一地兩檢」的民主派議員,依然是少數(今年還因為宣誓案,連分組點票的否決權也失去了)。不過當年23條被擱置了,全賴有大量市民走出來,明確且強烈地反對23條。所以,或許今天的形勢更不利,但希望猶在,因為反對「一地兩檢」最重要的力量,不是民主派議員,而是香港市民。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一地兩檢』——破壞法治完整和『一國兩制』的最危險先例」)  

【文章】管治「新」風格? 淺論林鄭月娥的恆常溝通機制

明報 2017-4-24 A25 | 觀點 特首選舉塵埃落定。不論對選舉結果有什麼感想,政治畢竟是現實的。大家可以對選舉結果失望,卻不能對當選者沒有要求。尤其是在今屆選舉中,林鄭月娥是以低民望當選,選舉制度與社會民情的矛盾和反差更嚴重削弱其管治認受性和合理性。如何挽回民意支持是她必須和首先面對的政治現實。 修補撕裂、重建和諧,可說是今屆特首選舉中候選人最強調的政治主張,以回應近年絕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團結社會」這4個字就不約而同地在林鄭月娥和曾俊華選舉政綱的前言裏出現。若然這不是為了選舉而擺出來的競選口號或權宜之計,那麼我們就要問:如何實現這個宏大卻帶點空泛的政治理想? 改善行政與立法——特別是特區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應該是修補撕裂與重建和諧的第一步。又從政治現實說起:相比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有至少一半議席是經直接選舉產生的,認受性和問責性比行政長官高之餘,亦是民意和社會狀况的縮影。更重要的是,儘管民主派在立法會中是少數派,但在連續多屆的立法會選舉中,民主派的得票率都超過五成(同樣是一種選舉制度與社會民情的矛盾和反差)。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是好是壞,意味着它是打算跟大部分香港市民「好來好去」,抑或「過唔去」。 行政立法必存緊張關係不等於必須敵對 再從憲制安排的角度看,根據《基本法》規定,立法會對行政長官及其政府有監察和制衡的職責。第73 條列明立法會行使的10 項職責和權力中,便有6項與政府的工作有直接關係,例如第1條規定立法會按照基本法規定的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而眾所周知,幾乎全部的條例草案,都是由政府提出的;第2條規定立法會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案;第3條規定立法會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第5條規定立法會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等等;到第9條更訂明立法會有彈劾行政長官的權力及其程序。這是基本法設計下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則,是以行政與立法必然存在緊張的關係,卻不等於彼此之間必須互相敵對。 過去5年,行政與立法關係陷入谷底,無非是梁振英以好鬥與橫蠻的態度和方法處理立法會事務。而上行下效也好,按照指示辦事也罷,部分政府官員也變得愈來愈「梁振英」。 民主派不妨當試金石 其實並非所有官員亦如是,即使是林鄭月娥,跟梁振英始終有分別。比如說梁振英當年競選行政長官時,政綱裏對行政與立法關係隻字不提,而林鄭月娥則在政綱中承諾「與立法會各黨派建立恆常溝通機制」。當然,溝通不一定能夠達至共識;說白一點,溝通了也不等於民主派會對政府的議案投贊成票。但有溝通總比沒有溝通好,溝通後投反對票也聊勝於沒有溝通便投反對票。 因此,既然新特首林鄭月娥許下諾言,民主派也不妨當試金石。專業議政幾名議員早前已去信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邀請林鄭月娥會面,以檢驗一下她在選舉時力銷的「管治新風格」究竟有多「新」、她承諾要做到的溝通是否真正的溝通,然後由社會公論。作者是立法會(法律界)議員、公民黨執委及專業議政召集人 修補撕裂長期工作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當選後已馬上向公眾表示,她將會盡一切努力修補社會撕裂,亦將會和不同黨派不同政見人士溝通。這是值得大家讚賞和支持的舉措。她亦提到將來會有一個恆常溝通平台。 成果取決於雙方努力 筆者相信無論如何未來應該邀請泛民人士加入恆常溝通平台。然而就修補撕裂而言, 最後的成果如何也要取決於建制及泛民雙方的努力。較早前林鄭已經提出來屆政府希望邀請泛民主派人士加入,然而這邊廂一腔熱情邀請,那邊廂卻馬上碰了一鼻子灰,泛民的政黨包括民主黨急於謝絕好意,並重申不會容許黨員加入政府。 這恰恰展示了現今香港政治的困境:由於社會上兩陣營的支持者都對支持對象有巨大期望及壓力,特別是兩年前非法佔中後,反對派的支持者有相當部分在思想上變得非常牢固,甚至更趨邀進,在這情况下反對派要嘗試認同建制派的部分舉措就變得非常危險。因此,筆者不難想像泛民此刻急不及待跳出來斷然拒絕林鄭,這基本上也是明哲保身的做法。然而,長遠而言,反對派如何嘗試疏導這種壓力,或在輿論上引導支持者接受這建議,是將來能否成事的關鍵。如果反對派用當年對8.31 政改的模式,即從頭至尾綑綁反對(筆者已經忘記了當年反對派進行了幾多次聯署反對,後來甚至有人質疑是否必要不斷重複聯署,實屬多餘),最後令自己轉身也難,這樣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 早前我應邀出席本地某大電視台英文節目就提到,林鄭已踏出第一步,向泛民伸出橄欖枝,希望反對派能嘗試接受邀請加入政府,若能成事將會是修補撕裂重大一步。修補撕裂,並非短期可以做到,是長期努力才見成果,筆者也寄語反對派:千萬不要一如以往,今天提出反對,明天政府作出讓步,後天再突然反口加碼提出新要求,這樣是無法促進雙方信任的。 「先民生後政治」較好 最後,正如我於英文電視節目所言,林鄭上任後應該首先處理較為迫切的民生問題,例如房屋等。林鄭於政綱裏吸納了民建聯的意見,即研究容許居屋業主免補地價下將居屋物業出租,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回應民生訴求的工作。林鄭如果先在民生工作上做出成績,甚至在過程中與泛民溝通合作從而爭取他們的信任,當這些信任累積起來後,他日再推動比較複雜及爭議性大的政改時,將會較為有利於達成共識。因此,未來還是「先民生,後政治」較好。作者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 「解構林鄭月娥治港藍圖——下屆政府施政評析系列」周三再續) (編者按:林鄭月娥當選下屆行政長官,今年7月1日香港將換上新特首、新政府。她在競選政綱中表示會「注入新風」,提出「管治新風格」、「政府新角色」等理念。《明報》觀點版就此邀請社會各界專家、學者、持份者撰文評析下屆政府各施政管治範疇,前瞻未來5年林鄭月娥治港藍圖。林鄭月娥勝選後表示「首要工作就是去修補撕裂和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改善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無疑是當中重要一環。競選政綱中她「承諾與立法會各黨派建立恆常溝通機制」,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和周浩鼎分別撰文評論此項建議。)

【文章】新特首的首要任務是什麼?

明報 2017-1-19 A29 | 觀點 問特首參選人:有能力在未來5年帶領香港應對外圍的不確定環境(如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可能帶來的經濟衰退和財政波動),以及處理香港內部的不穩定和挑戰(如落實普選、中港關係、社會不公平、個人收入增長停滯及房屋問題等)嗎? 隨着財政司長曾俊華和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先後辭職獲中央批准,新一任特首選舉的形勢可說是明朗化和白熱化。不論鹿死誰手,行政長官作為香港這個城市的最高官位,千頭萬緒,他的首要任務應該是什麼? 《基本法》第48條列舉了行政長官有13項職權,當中有3項是與立法會直接有關的,包括第3款「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布法律;簽署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案,將財政預算、決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第10款「批准向立法會提出有關財政收入或支出的動議」,以及第11款「根據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是否向立法會或其屬下的委員會作證和提供證據」。 另外,基本法第64條更訂明行政長官領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 這個說明什麼?就是不論大家願意也好、討厭也罷,在基本法設計的香港憲制框架下,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與立法會互動——姑勿論是監察、制衡還是合作也好。這個當然是「三權分立」此一普世憲政文明的原則,亦是基本法沒有寫明「三權分立」卻有「三權分立」之實的體現。 最首要與民主派恢復正常關係 從憲制安排的角度看,無可否認的是在基本法的設計下,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與立法會的權力失衡——前者權力過大,立法會往往難以做到有效的制衡和監察。從政治制度的角度看,立法會再不民主,也至少有一半議員是循直選產生( 「超級區議會」議席出現後,更超過一半),認受性比非民主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高。而從政治形勢的角度看,儘管民主派在立法會屬少數,但實情是在每次立法會選舉中,民主派的得票都超過投票總數的一半。 因此,香港的政治僵局和施政困難,肇因不是立法會權力太大和立法會內有民主派存在,而是政治制度逆反政治現實。過去4 年多,在梁振英管治下,行政與立法關係——尤其是與民主派的關係——跌至冰點,同時香港社會也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撕裂,證明立法會與社會民意是緊密扣連的。也就是說,任何一個行政長官如果要緩解社會撕裂,最重要和最首要的一步,必定是與民主派恢復正常的關係。 政治離不開「人」——按照政治倫理、制度、法律和現實,做好個人的本份之餘,更要尊重其他人肩負的公職崗位所要求履行的職責。目前各個有意競逐下一任行政長官的人,會怎樣處理其與民主派的關係,將會預示香港究竟是繼續撕裂還是得到修復,拭目以待。 誰有能力帶領香港應對挑戰? 最重要的是,誰有能力在未來5年帶領香港應對外圍的不確定環境(如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可能帶來的經濟衰退和財政波動),以及處理香港內部的不穩定和挑戰(如落實普選、中港關係、社會不公平、個人收入增長停滯及房屋問題等)?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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