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從點、線、面團結專業界別民主力量

明報 2016-12-30
A25 | 觀點

在香港政治制度中, 最不民主的一塊,莫過於選特首的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香港的工商名流及專業界別,是組成這一塊的最主要成分。然而,制度的不民主,不但沒有消磨市民爭取民主的意志,反而因不民主制度的種種遺害,使市民愈發明白民主之必要。

今年立法會和選委會選舉,民主派在專業界別都贏得有史以來最多的議席。這樣足以證明,專業界別是爭取民主的一股穩實可靠的力量。

在這個好勢頭下,民主派不能滿足於個別政治人物或專業界別的勝利,而需要更進一步,團結起來,透過協同和合作,壯大爭取民主的力量。

「專業議政」的出現,正是立法會內個別專業界別的民主派議員,將「點」連成「線」的嘗試。過去立法會內的民主派功能組別議員,個別的聯繫不強;唯一的結連,就是大家都屬於泛民陣營。但隨着近年的政治形勢更見複雜,立法會選舉結果顯示不論建制派還是民主派,細碎化的趨勢更明顯。正因如此,重新整合和加強合作就更見必要和迫切。

是以筆者與其他6名專業界別的功能組別議員,組成「專業議政」。「專業議政」的最大特色,不止是跨界別,更是跨背景,我們的成員既有政黨黨員、專業團體成員,亦有不屬於任何組織聯繫的獨立人士。但單是這樣,仍不足夠。因為民主派要搶佔的戰場,不止於立法會,還有選委會。「專業議政」組成後的第一項大工程,就是聯絡各專業界別的「傘後」組織,鼓勵當中的有志者參與選委會選舉,並提出共同政綱,就是:反對梁振英連任、反對人大8.31決定並要求盡快重啟政改以落實「雙普選」,以及守護香港核心價值。「專業議政」透過與不同界別合作,織成一個更大的「面」,以「民主300+」為旗幟,全力在選委會選舉中搶攻。

選舉過程和結果再次證明「團結就是力量」。選委會選舉投票日前兩天,梁振英宣布放棄競選連任。但這個變化,對於認清目標——既要換人,更要換制度——的選民不奏效。民主派選委取得有史以來最多的超過300個席位,說明專業界別的民主力量只要夠團結和強大,是能夠帶來階段性成功的。

須超越策略計算探究港人想要什麼如今所有人都問, 「民主300+」接下來會怎樣運用我們的提名權、會支持或投票給哪名候選人,以及民主派應否派人參選等等。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但大家別忘記,香港人最關心的是香港未來5至10年會怎麼樣:我們將會有一個怎樣的政府?我們想要的是一個怎樣的香港?在所有策略和政治計算之中,我們絕不能漠視這些存在於香港人心裏的核心問題。普遍香港人對這些政治論述和計算沒有興趣,所以我們必須超越所有策略計算,探究香港人想要的是什麼。

當我們說想要捍衛香港人核心價值,那現在是不是適當時候將之具體地提出來?

法治和程序公義無疑是核心價值的一部分。我們是否接受官員推行政策或計劃時,沒有理會恒常和正當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也沒有做諮詢,卻只是基於官員——而他們不是民選的——相信自己是做正確的事便去做?我們是否希望由輕蔑立法會和代議士的官員領導香港?當然,也沒有人會接受中聯辦治港。

要消滅社會上林林總總的不公平,香港人希望有什麼政策?我們要怎樣運用高達7000 億元的盈餘,一方面讓香港人受益,另一方面為21世紀香港的未來打下基礎?不同的參選人有否勾勒出他們對香港的願景?我們要如何運用公共資源去解決目前我們見到在社會存在的不公平?這些問題我們至今還沒聽到他們的回應。

必須聚焦公眾利益

我們需要聆聽香港人對上述問題的想法。作為選委,我們很容易會認為自己只是在一個小圈子裏操作,思考關於策略的問題。但我們不能落入這種迷思。正如英國首相文翠珊說「politics is not a game」。

在「特首跑馬仔」的氛圍下,身處局中的我們很容易會掉入這個遊戲心態;但身為選委,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時刻聚焦於公眾利益。

香港人對我們有更大的期望,我們必須聆聽他們的聲音。這是「民主300+」的責任和目標。而最重要的,是「民主300+」必須團結一致,讓這300多票發揮最大的效用。

作者是公民黨執委、「專業議政」召集人及立法會(法律界)議員

20161230_mi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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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7年前的六四事件與2047年的香港

明報 2016-6-3
A30 | 觀點

每一件歷史大事件,它的影響力不會止於當代,而是會延及往後數十年的發展軌迹。

今年六四,爭論和是非好像特別多。口舌之爭源於一眾專上學府的學生會決定不參與由支聯會在維園舉辦的燭光集會。如果撇開他們那些令人感到冒犯的言論,當中其實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六四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六四確確實實影響香港民主發展

或許有不少朋友已經可以講出幾個關係,比如說六四孕育了香港幾代人的民主意識,也有人曾經因此對香港的前途感到悲觀而選擇移民。這些,對不少人的人生來說是很重要,甚至是最深遠的影響。但對今天的年輕人,也就是在六四之後才出生的一代,他們可能覺得事不關己;至少,他們的政治理念和意識,應該不是因六四萌生的。

然而,六四卻確確實實地影響着今日香港民主發展的軌迹。

六四發生的時候,也是《基本法》草擬期——其實反過來說才更準確:在基本法草擬期間,發生了六四事件。兩件歷史大事同時發生,雖然未必有互動作用,卻肯定有單向的影響。根據當時的紀錄,六四事件令基本法的草擬工作暫停了,有些民主派人士退出了起草委員會。而更重要的,是在草擬基本法時有根本的修改,最明顯和重要的例子,正是關於香港回歸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民主化進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可說是草擬基本法時引起香港社會最多和最激烈討論的議題。左、中、右各路人馬都提出自己的方案,後來查良鏞和查濟民提出協調方案(時稱「雙查方案」)。方案建議第二任及第三任行政長官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而立法會則分3屆發展至半數議席由直選產生。此外,第三任行政長官在其任內須舉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第四任行政長官是否以普選產生和第五屆立法會是否全面直選。

「雙查方案」在當時被抨擊為太保守,卻得到中央的青睞,於是成為了「主流方案」,並寫入1989 年2月寫成的基本法草案的第二稿中。其中關於全體選民投票決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規定,分別載於附件一第7條和附件二第3條,茲分列如下。

附件一第7條: 「在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立法會擬定具體辦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是否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投票結果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附件二第3條: 「在第四屆立法會任內,立法會擬定具體辦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立法會的議員是否全部由普選產生。投票結果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此外,附件一第8條和附件二第4條更訂明,如投票決定不變,每隔10年可再舉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當時這個太保守的方案,特別是有公投部分,對今日的香港人來說,說不定是求之不得。然而為何最終有關公投的部分會在基本法中「被消失」了?箇中原因或許要靠當時的草委憶述,文獻只記述了六四事件發生後半年,基本法草擬工作重回正軌後,大家認為香港政制發展「寧穩勿亂」。自此,基本法便只保留了「雙查方案」中最保守的部分,成為回歸至今香港政制發展的藍圖,更是限制。

漠視歷史無法正確思考未來

筆者之所以詳細列舉這段歷史,是想帶出如果要說六四對今日香港每一個市民——不論是「80前」還是「80後」——有什麼影響,以上就是最實在和最貼身的例子。所以,除非某人是抗拒民主或放棄民主,否則又怎可以認為六四是事不關己呢?

既然27年前的六四事件對今日的香港有如此深遠和實在的影響,那麼今日香港人繼續紀念六四,除了「懷緬過去」之外,對我們的未來有什麼作用呢?這個應該是當前着緊2047年時香港會變成怎樣、在2047年時是香港社會的中堅——今日的年輕世代所關心或疑慮的問題。

筆者也屬於這個世代,今年六四會一如以往地去燭光集會,我的想法和心情是: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的歷史、現在和未來,無法切割。六四發生在27年前,卻依然影響香港的現在和未來。忘記或漠視這段歷史,就是不認識現在的香港,也無法正確思考香港的未來。我支持民主,認為這是香港早就應該落實,而且在2047年後也必須繼續實行的政治制度。27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爭取民主的人們,不單是為中國爭取民主,也是為香港爭取民主。他們因此而犧牲,是值得我們紀念和致敬。而每一次燭光集會,都是一次爭取民主的運動,是向對抗拒民主的人——不論是否當權者——發出沉默的吼聲,更是他日香港實現民主的其中一塊磚石。

27年前的六四事件與2047年的香港

【文章】饒戈平證實一地兩檢不可行?

明報 2016-3-18
A36 | 觀點

高鐵,從一開始就不單是一個工程項目,而是一個制度衝擊。所以,當工程的問題解決了,即政府終於在建制派的護航下取得超支撥款後,建制派便開始討論「正題」—— 「一地兩檢」要如何落實。

偷換概念繞過基本法

當律政司長袁國強和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每逢對「一地兩檢」的問題還是支吾以對、「尚在研究,未有定案」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在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提出了一個建議:他認為,在西九總站實施「一地兩檢」,只是實施內地出入境和海關法例,並不是全面實施內地法律,因此毋須將有關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只要特區政府與內地部門商討一份協議,再交由人大常委會決定便可。

饒戈平上述的意見,完全是以偷換概念來繞過基本法。只要曉得閱讀中文,已經可以看得出當中的謬誤。

他的建議的前設,是「一地兩檢」只是實施內地出入境和海關法例,並不是全面實施內地法律。這個前設,明顯是要規避基本法第18條第二款的規定: 「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他的前設,其實有兩個謬誤:第一,不是全面實施內地法律,所以毋須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其實不論是要在香港實施整條內地法律,抑或實施某條內地法律的部分條文,都必須依循基本法第18條第二款的機制,沒有他途。第二,內地的出入境和海關法例,是全國性法律。筆者翻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等內地出入境及海關法律,都指明是全國劃一執行的(其實以中國那種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又怎麼可能出現各省市好像美國的州份那樣,能夠有自己的法律)。因此如果認為內地的出入境和海關法律不屬於「全國性法律」,那是對內地法律毫無認識;而以曲解「全國性法律」作為規避基本法第18 條第二款的理據,則是對基本法的不尊重。

前設錯亂,方案就不可能正確。

饒戈平的方案,是只要特區政府和內地部門達成一份協議,再交由人大常委會決定便可。這個,分明是不符合上引基本法第18條第二款的規定,而且不論是按普通法還是大陸法原則理解,法律既然已經規定了制訂法律的方法和程序,若然不按既定的方法和程序立法,不是17條和第18條列明香港擁有自行立法的權力即蕩然無存。

個別內地學者的法律分析和建議不符法治原則,香港人是見慣不怪的。只要不認真看待,一笑置之,便不會有損香港的優良法治制度。但令人驚訝的是,饒戈平建議一出,律政司則表示其建議是研究方向之一。如此違反基本法的建議,律政司竟然費心力和花資源去研究,如此荒唐,難怪市民會質疑律政司究竟是不是在破壞香港的法治。

應轉移研究車上檢兩地兩檢

除饒戈平外,另有建議認為香港立法會透過本地立法來實施「一地兩檢」。惟基本法第11條第二款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牴觸。」要是訂立的法律條文內容,或立法的過程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則要冒很大的司法覆核風險。這個比起高鐵「爛尾」,對特區政府、高鐵和納稅人貢獻的公帑,損害更大。

如果說饒戈平還有一丁點「貢獻」就是他證明了「一地兩檢」是無法符合基本法的(否則就不用提一個他認為毋須觸動基本法的建議了)。既然如此,特區政府應立即放棄研究「一地兩檢」,轉移研究「車上檢」或「兩地兩檢」等方案吧。繼續研究「一地兩檢」,唯一的作用只是為特區政府和香港法治帶來無可彌補的破壞。

饒戈平證實「一地兩檢」不可行?

【文章】「車上檢」:一個比「一地兩檢」更好的方法

明報 2015-12-4
A35 | 觀點

廣深港高鐵是回歸以來一大夢魘式的基建工程。打從一開始在極度爭議聲中通過工程撥款,然後不斷超支和延遲通車日期,還有更要命的是政府死心不息地研究一個在《基本法》規定下絕對不可行的「一地兩檢」。最近律政司長袁國強在北京與內地官員會面後,更明言希望高鐵通車時可落實「一地兩檢」,但若要做到,就必須讓內地官員在香港執法,並會朝着這個方向繼續研究。

研究「一地兩檢」只有兩個結果

做工程,只要肯花多些錢,請多些人,日以繼夜地開工,最終總會完工(是否物有所值則另作別論)。然而法律問題不是工程項目,不是肯多請幾個律師,長年累月地研究,便能夠找到辦法,甚至令違法變成合法。其實早在立法會討論高鐵撥款時,不少議員和民間社會已質疑「一地兩檢」在基本法規定下是不可行,過去多年亦有很多法律界同業指出它是違反基本法,卻沒有法律意見說明它怎麼能夠不違反。然後經過那麼多年的討論和研究,連律政司到現在還不敢確定「一地兩檢」在法律上可行。這樣已足以證明「一地兩檢」是切實不可行的,再花時間去研究,結果只有兩個,不是徒勞無功,就是走火入魔——袁司長說必須讓內地官員在香港執法,正是走火入魔的表徵。

筆者在今年5月26日一篇題為〈高鐵引申法律四問〉的文章中(刊《信報》),已簡明和全面地闡釋了「一地兩檢」為何在基本法的規定下不可行的法律理據,於此不贅。這裏要補充一些較旁支但更混亂的法律問題:若然實施「一地兩檢」,除了在西九龍總站劃出一個地方作為內地司法管轄區外,整條鐵路——包括列車以及行經路段——那一大片香港土地是否都要劃作內地的司法管轄區?若然有人在列車上犯法(例如打架),或是列車在行駛時惹起法律爭議,例如發生意外導致人命或財產的損失,究竟是根據香港還是內地法律處理?該路段的維修保養和安全措施,該由香港還是內地負責?又或者因高鐵而衍生的環境問題,究竟香港的環境影響評估是否適用?

誠如近年一句流行語所言:辦法總比困難多。筆者之所以孜孜不息地舉出「一地兩檢」有那麼多法律難題,除了論證「一地兩檢」不可行外,更重要的是想帶出「一地兩檢」不是唯一的方法,實在還有其他方法能夠發揮與「一地兩檢」相同的效果,卻無「一地兩檢」所衍生的問題。那個方法,可以叫做「車上檢」。

「車上檢」有兩個步驟:第一步是預先登記。其實曾經在內地乘搭高鐵的朋友早有此經驗,就是需要憑回鄉證購票(內地人則憑身分證)。所謂預先登記,就是乘客在香港憑證件購票時,香港的入境處官員記錄其證件,然後將證件資料交予內地執法人員。接着第二步便是「車上檢」,讓內地執法人員駐在列車上,當列車進入內地司法管轄區後,即以內地官員身分執行內地法律。然而,由於從香港到福田站一段車程只有14 分鐘,因此為免延誤高鐵的行車時間,可考慮以福田站為目的地的乘客下車後在車站內做檢查。至於以廣州南站為目的地的乘客,則由駐在車上的內地官員檢查。時間方面,從進入內地境內至廣州南站,車程約有30 分鐘,相信足夠為那些乘客做檢查。若遇有可疑人物,甚至已經發現有違反內地法規的事件,則可在下一個內地車站請該乘客下車處理。

有相同效果沒「一地兩檢」缺點

「車上檢」的最大優點,是完全不會增加高鐵的行車時間,這個與「一地兩檢」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雖然,以福田站為目的地乘客無法做到「車上檢」而需要在福田站做檢查,可能會多花少許時間,但這個方法可以完全消弭違反基本法和破壞「一國兩制」的風險,相信香港市民會認為是值得的。

高鐵的精髓在於「快」,相信沒有人會否定,因此無論在硬件和軟件上,都以快速和方便為目標, 「車上檢」是一個與「一地兩檢」有相同效果,但完全沒有「一地兩檢」的缺點——即違反基本法——的方法。况且「車上檢」在其他地區或國家的跨境列車早已證實行之有效,不時到外國公幹和旅遊的政府高官們,理應知道有這個方法存在。不去探討容易的方法,反而研究極複雜甚至是不可行的方案,似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政府堅持要做「一地兩檢」,解決高鐵通關問題說不定只是幌子,實際上是要弄一套機制,為日後讓內地官員來港執法大開方便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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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在去上海之前

明報 2014-04-10
A31 | 觀點

《寫在去上海之前》

儘管涉足政壇日子尚淺,但全體立法會議員到內地訪問這情景,卻是似曾相識:2005 年,正值2007 年行政長官和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政改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時任特首曾蔭權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包括泛民主派議員——到珠三角訪問。當下,香港正就2017 年行政長官和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政改方案展開諮詢,現任特首梁振英則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這樣看來,邀請議員上大陸,是中央政府與泛民主派在政改博弈時的其中一個策略。

修函王光亞表達法律界原則

與內地官員直接溝通,是應該把握機會。所以2005 年時,即使行程沒有安排主責處理政改的官員與議員見面,但因為那是泛民主派議員破天荒首次官式訪問內地,故欣然應邀,希望藉此打開繼續溝通的大門,從而讓雙方在政改問題上達至共識。最終雖然事與願違,但那次失敗的經驗反而令大家意識到,若要處理重大而且複雜的問題,第一步要做的不再是遊山玩水式的政治秀,而是愈早展開直接的溝通和愈快聚焦關心的議題愈好。因此今次上海之行,泛民主派議員要求行程中必須有足夠的時間討論政改,以及出席的中央官員必須在政改方面有重要角色,並不是擺姿態式的叫價,而是真心誠意希望解決問題。

由於此行目標明確,責任重大,而中央和特區政府在今次政改中,以《基本法》為最大前提,因此我聯同全體29 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法律界委員,修函致擬到上海與議員面談政改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先生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先生,表達香港法律界對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政制發展的一些原則。茲將信件的內容抄錄如下:

我們是由香港法律界選出的代表,致函閣下乃為香港的法律界表達就2017 年行政長官以普選產生的政制改革方案的意見。

《基本法》第45 條訂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况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在此政制框架下,我們認為201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須符合以下基本原則:

(一)2017 年行政長官應以普選方式選舉產生,該普選必須為能夠反映香港市民意願的真正民主選舉;

(二)提名委員會應具廣泛代表性,即必須能夠反映香港市民的意願;

(三)提名方法應符合民主程序,其唯一目標必須是讓香港市民有真正的選擇及反映香港的實際情况及香港市民的意願,以達至一個真正民主的選舉;

(四)《基本法》第26 條,以及第39 條指明須於香港實施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均規定,任何人的被選舉權不得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及

(五)按照循序漸進原則,參選行政長官的提名門檻及∕或取得提名的難度,均不得高於2012 年行政長官選舉時採用的提名機制。

我們期望201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任何方案都必須嚴格按照上述5 點原則來制定,並相信這樣方能符合《基本法》相關條文的要求及香港市民的民主訴求。

我們相信,這5 點原則既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亦符合香港的民意,更符合民主的真正理念。當然,我們不會奢望一封短信、一次見面就能締造共識,但期望這是讓2017 年政改方案的討論重回正軌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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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民主程序」的原意和意義

明報 2013-12-12
A38 | 觀點

《「民主程序」的原意和意義 》

負責領導政改諮詢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上月邀請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來港,目的是希望李主任就《基本法》中有關本港政制發展的條文,特別是第45 條作一些法律理解的分享。可是訪港3 天,李主任沒留下很多精闢的法理分析,倒是拋下了不少《基本法》裏沒有的政治名詞,令大家對《基本法》第45 條的解讀更見分歧,甚至有違其本身的意思。

《基本法》第45 條訂明: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况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當中較具爭議,亦對2017 年特首選舉是否屬於真正民主的普選有決定性影響的字眼,是「民主程序」。所謂「民主程序」,究竟是什麼呢?我們不妨從當年《基本法》起草的歷史入手,嘗試理出「民主程序」的立法原意,從而了解其真正的意義。 Continue reading “【文章】「民主程序」的原意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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