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nnis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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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雙龍會/星擂台

【文章】不及格的特首是如何煉成的?

星島日報 2013-08-29 A19 | 每日雜誌 | 雙龍會 《不及格的特首是如何煉成的?》 關於下屆特首選舉的討論,近期因為有不少爭議話題而冷卻,但這不表示討論完全停止,反而因為冷靜下來,開始浮現出一些更可觀,也更值得討論的觀點。 有兩篇由建制派元老寫的文章,特別吸引筆者的眼球。一篇題為《別無選擇》,作者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載於八月五日《AM 730》);另一篇題為《二○一七年能讓民主派「入閘」嗎?》,作者是吳康民先生(載於八月八日《明報》)。兩篇鴻文有一個共同而且重要的論點,就是二○一七年特首選舉,不能搞「篩選」,原因是其政治後果非常嚴重。筆者無意做文抄公,讀者如要了解兩位的觀點,可讀他們的文章。

【文章】慶回歸與大遊行

星島日報   2013-06-20 A19 | 每日雜誌 | 雙龍會 《慶回歸與大遊行》 案頭擱了一張特區政府回歸日升旗禮的邀請卡。過去十年的七月一日,遊行是我唯一參與的活動。官方的慶典,對絕大多數的市民,包括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因為今年我當上立法會議員,所以獲得邀請。我略加思索,認為出席升旗禮和參與大遊行並不相悖,便答應了。有人說,香港的回歸日,類似一個國家的國慶日。翻一翻歷史,美國的獨立日,源自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北美洲十三個英屬殖民地的代表共同簽署獨立宣言,切斷與英國的政治聯繫,建立共和立憲制的美利堅合眾國;法國的國慶,源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爆發大革命,推翻君主專制和封建統治,建立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台灣的雙十節,源自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滿清皇朝以至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而中國的國慶,則是源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社會主義作為新中國的發展道路。至於香港的回歸,則是紀念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結束百多年的英國殖民地統治。 兩者並存 展現「一國兩制」 這樣歸納起來,不同國家的國慶,在性質上是一樣的,都是源於政體變革和政權更迭。但這只是表象,更深層和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那是人民自覺要用新的理念去推動政治改造,並為自己的國民身分帶來更新。若如此,香港雖然不是一個國家,但我們的回歸,卻與一國之國慶相似。不同的地方,也可以說是根本的差異,在於香港的回歸並不是出於人民的自覺。一方面,在九七之前,香港人其實不太熱切期待回歸中國;另一方面,從決定回歸到實現回歸,都是由中英兩國「話事」,香港人無法參與,只能被動地接受。或許就是因為這份被動,回歸之後,大部分香港人對那些慶祝回歸的活動都站在一個較疏離的位置,抱着一個較冷淡的心情看待。熱烈慶祝的,只有那些親建制的人士。因此,與國慶相比,香港的回歸,可謂只具表象,但欠缺精神。 ○三年的七一大遊行,將那塊失落了的精神補完。當年,香港人憑藉本身的自覺,用遊行的方式制止了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勢在必行的「二十三條」立法之餘,亦燃起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星火。這其實與回歸前有人提倡「民主回歸」的概念遙相呼應、一脈相承。經此一役,香港的政治局面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人的公民意識大為提高,對自己身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亦愈趨強烈。此後,每年七月一日,上午的慶回歸與下午的大遊行便分庭抗禮,大遊行甚至比慶回歸更惹起社會的關注。 然而,分庭抗禮不等於互相矛盾。在外國的國慶日,當地的人民在慶祝國慶的同時,亦會上街示威向政府發泄不滿或表達訴求。所以,慶回歸和大遊行也不應該是魚與熊掌。兩者並存,回歸的內涵才算得上整全;「一國兩制」的意義,才能得到展現。  

【文章】飲水.思源

星島日報 2013-04-11 A18 | 每日雜誌 | 雙龍會 《飲水.思源》 廣東人有句俗語,叫「水為財」,可見水資源之珍貴。對香港人來說,這句俗語應該感受尤深,因為我們平日所用的東江水,正是用錢買回來的。這也是為甚麼當我們談論到東江水的問題時,總是從「有無倒錢落海」說起。不過,我們或許可以將眼界提高一點,看看內地的水資源的現況,從而預測香港將來可能面對的水源問題。 內地七成水源受污致短缺 事實上,中國現時正面對水資源短缺的難題。隨着飛速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一方面,中國對水資源的需求大增,另一方面,亦對水資源造成廣泛及嚴重的污染,令可使用的水源大幅減少。內地有學者指出,現時內地近七成的水源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染主要來自工業用水、農業用水及生活用水,例如廣東省水利廳指出,○七年省內超過七百萬農村人口正飲用受污染的食水。質素影響數量,一本研究水資源的專著《The World’s Water 2008-2009》指出,因水質極度污染及用水不當等問題,至二○二○年時,廣東省將缺水三十一億立方米,相當於○七年用水需求的一半。可見,水源污染不但會威脅到內地人民的健康,更是導致內地水資源短缺的重要因素。 東江是連結廣東省與香港的水脈,廣東省的水源有問題,香港也無法獨善其身。現時除了香港之外,廣州、深圳、東莞、惠州及河源五個城市都是東江水的主要使用城市。二○一○年,該五個城市的實際用水量都已超出或貼近東江水的分配上限。因此不難預料,未來東江水將會出現供應短缺的問題。雖然香港與廣東省每三年簽訂供水協議,以統包總額方式定額購買東江水,確保在協議期間,香港有穩定和足夠的東江水供應。然而,在簡單的供求定律下,東江水若供不應求,香港要跟其他城市爭奪東江水,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支持發展海水化淡減依賴 正如財政司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點出:「國家的淡水資源有限,廣東省對東江水的需求亦日益增加。面對資源缺乏的挑戰,我們一方面要加強公眾教育,鼓勵市民節約用水,同時亦要探索開發新水源,使香港在氣候變化及人口增長下,可以維持有足夠的用水。」這個,可說是點中了問題,也抓對了方法,惟心態上始終有點「各家自掃門前雪」。其實,除了確保香港有足夠的水源供應之外,我們也應該關心內地同胞對水源的渴求。因此,長遠來說,香港應該發展海水化淡和善用排洪雨水等,以增加水源供應。雖然,這些新增水源的供水量,頂多只及東江水的百分之二十,但「勿以善小而不為」,如此,我們既可以減低對東江水的依賴,更重要的,是可以釋放東江水的水源,照顧內地同胞的需要。 所以,飲水思源,對我們香港人來說,有雙重的意義:我們既要思考有關東江水的事情,同時,也要叨念同樣仰賴東江水生活的內地內胞的需要。

【文章】法治保護環境

星島日報 2013-01-31 A18 | 每日雜誌 | 雙龍會 《法治保護環境》 最近,我應武漢大學法律學院邀請,為一個名為《香港普通法精要》的課程擔任講者,介紹香港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執行程序和司法制度。時值一月中旬,我清晨從深圳乘高鐵往武漢,一邊複習講章,不時眺望風景。赫然發現,窗外的景色從遠至近地逐漸淹沒在一層被大量懸浮粒子熏成灰黑色的煙霞之中。 原來,那個周末內地的空氣污染異常嚴重,北京更錄得有紀錄以來最惡劣的空氣質素。有網民「發明」了一種叫「北京咳」的「病症」,指外國人甚至我們南方人到北方一些高污染的城市,就會出現咳嗽和喉癢等呼吸道徵狀,可見空氣污染已直接破壞人類的健康。 其實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已制定一系列保護和改善環境的法例,如《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和《海洋污染防止法》等。但二十多年來,對環境構成極大威脅的發展項目還是不斷上馬。一個時常將「依法治國」掛在口邊的國家,它的法律卻猶如紙老虎,為甚麼呢? 第一,○八年以前,負責執行上述法例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只是國務院轄下十多個直屬機構之一,地位遠低於其他部門如建設部、商務部、鐵道部等。試問這些搞建設和發展的部門,又怎會把環保局放在眼內?直到○八年「十一大」將該局升格為環境保護部,執法的情況才稍有改善。 第二,當發生破壞環境的事件,負責的部門又選擇不執法甚至執法不公時,受影響的市民雖然可以提出「公益訴訟」,但眾所周知,內地講「三權合作」,法院視「國家利益」高於「公眾利益」,能夠通過法律途徑捍衞個人權益的市民,實是鳳毛麟角。 港人有權提出環評訴訟 演講完畢,有學生送我一份剛剛捱過一場政治風波的《南方周末》,裏面的「法治版」做了一個特輯,迅即抓住我的眼球。 話說二○一一年,雲南一間化工廠將五千餘噸的重毒化工廢料非法傾倒到南盤江。一些民間環保組織提出「環境公益訴訟」,並獲得勝訴,成為首宗民間團體成功以法律途徑逼令污染製造者承擔所有法律和經濟責任的案例。《南方周末》把該案列為二○一二年中國十大影響力案件之一,並作出這樣的點評:「我們期待,本案未來能夠成為最高人民法院認定的指導性案例,成為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的首個指導性案例。」 民間團體或個別市民對有可能破壞自然環境或市民健康的行為或工程提出司法覆核,雖或會引起社會爭議,卻不是無事生非。在武漢機場等候航機返港之際,我回想起在課堂中作為個案研究的港珠澳大橋案。雖然案件以政府勝訴作結,但這並不表示社會可以忽視或批評提出司法覆核的市民,因為每一位市民都有權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提出訴訟,法庭亦會在不受任何壓力的情況下作出公正的判決。市民依法興訟,法庭獨立判案,就是法治的彰顯。 回到香港,看內地的新聞報道,消息說為遏止「北京咳」和相關現象對國民的健康和國家的經濟帶來更大的破壞,中央政府已決定將改善空氣質素列為未來幾年的政策重點。然而,即使有一部完美環境法例,但如果沒有一套健全法治精神和法律制度,市民健康和自然環境也不會得到足夠保障。我希望,中央政府在加強行政措施的同時,亦要完善司法制度。畢竟,兩條腿走路,才能走得穩,走得遠。

【文章】說好的「五十年不變」呢?

星島日報 2012-11-22 A18 | 雙龍會 | 郭榮鏗 《說好的「五十年不變」呢?》 在一個社會裏,要建立一個優良的制度,本來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旦建立了,就應當竭力維護。同樣,法治是香港經過許多歲月和努力才建立起來的優良制度,也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必要元素,更是香港能否真正落實「一國兩制」的一個關鍵指標,更加應該竭力維護。 然而,近期前律政司司長,現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在接受內地官方媒體《環球時報》訪問時,說「有些人認為,『五十年不變』就是香港的一切事物停留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甚麼都不變就是成功。這是錯誤的。『五十年不變』是指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不變,並非香港的所有情況不變。」 漠視原典 破壞法制 真的是這樣嗎?或許我們應該追本溯源,看看「五十年不變」的原典究竟怎麼說。 提出「五十年不變」這個說法的是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他同時是「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他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著名人士鍾士元時發表談話,說:「實行一國兩制的構想,香港幾個不變:社會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自由港地位。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說話是算數的,不搞小動作。不但九七年時不變,我們講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不變,影響不了內地的社會主義。我很有信心,一國兩制是行得過的。」 幸好我們可以稽查當年鄧小平先生怎麼說,否則,大家憑梁女士的身分和背景,以為她的解讀應該是最準確,就被誤導了。事實上,大概沒有人會認為梁女士不知道或不明白鄧小平先生的談話,但既然知道了也明白了,卻仍然發表她的言論,那就是在「搞小動作」,目的是要為破壞我們的法治制度的行動提供理論指導。 時刻警惕 捍衞法治 試想想,一個法治制度良好,但只有七百多萬人的城市,回歸到一個法治觀念薄弱,卻擁有十三億人民的大國,怎麼可能獨善其身?況且中國奉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合作」,對於「三權分立」,就算並非不理解,也絕對難以服膺。因此中央在掌控了特區的行政機關,近年又積極參與香港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令建制派在各級議會取得壓倒性的優勢後,現在便順理成章地企圖染指司法界。所以無怪乎以往甚少言論的梁愛詩女士,在立法會選舉完結後不足一個月,即對法律界,特別是法官展開猛烈的攻擊。 當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以正視聽時,又迅速去信還擊。隨後更接受內地官媒訪問,繼續重複先前的誑語之餘,更進一步揚言香港的法制可以改變的謬論。 捍衞法治,本來就是法律界的天職;香港的法治制度和司法獨立,更是落實「一國兩制」的關鍵,意義非同小可。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包致金說他看見「一些前所未見、兇猛的暴風雨已然出現」,正正提醒我們——包括法律界和廣大市民,必須時刻警惕,一旦察覺到有可能破壞法治或司法獨立的言論或行動,即要作出迅速和有力的反擊,以防微杜漸。我相信我們能夠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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