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立會獨立與警方執法

星島日報 2014-06-12
A18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立會獨立與警方執法》

上星期五,當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繼續審議有關新界東北發展的前期工程撥款時,一批受影響居民和社運人士進入立法會示威。立法會秘書處評估後,認為立法會保安未必應付到現場情況,故報警求助。事件最終雖然平息,卻帶出一個比市民闖入立法會示威更嚴重的問題:警方是否有權在立法會執行職務?

秘書處不可自行報警

香港奉行三權分立,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權獨立,立法會其中一項體現其獨立性的重要象徵,是它擁有自己的地方及全權擁有管理自身事務,包括保安事宜的權力,不受行政機關干預。當然,這並非指要完全禁止警方到立法會執行任務,因為按《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下簡稱「條例」)第二條,「立法會人員」是指「秘書或根據主席的命令在會議廳範圍內行事的任何其他人員或人士,包括在會議廳範圍內當值的任何警務人員」,故條例可說是賦予了警方進入立法會執行任務的權力,但前提是必須先得到立法會主席的命令,因為條例訂明只有根據主席命令在會議廳範圍內行事的警務人員方可視為「立法會人員」;反之,在沒有主席命令的情況下,警員不屬「立法會人員」,即不得進入立法會執行任何任務。

進一步的問題是:立法會秘書處可否自行報警求助?答案是不可以的。除上述第二條外,條例第八(三)條訂明:「為維持會議廳範圍的保安、確保在其內的人舉止行為恰當、以及為其他行政上的目的,主席可不時發出他認為必要或適宜的行政指令,以規限非議員或非立法會人員的人進入會議廳及會議廳範圍內,並規限上述的人在其內的行為。」在今次事件中,據說秘書處在報警前曾諮詢立法會主席,得到批准後才要求警方到立法會協助。若是這樣,則符合條例的規定;否則,不論是秘書處還是警方,都有越權之嫌。所以,立法會主席和秘書處,現在都應該將事情的始末及依據的法理基礎詳細向立法會交代,讓議員和公眾知悉他們是嚴格按照條例行事,絲毫無損立法會的獨立性。

激進行為侵擾他人權利

話說回頭,起初受影響的居民進入立法會時,只是平和地表達意見,故立法會保安人員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這正顯示在不妨礙議員和立法會人員履行職責,以及並無對立法會內任何人士構成危險的情況下,立法會是容許市民用各種方式表達意見的,體現了立法會反映民意的重要職能。然而後來有少數激進社運人士衝擊立法會大樓,保安人員才報警及採取阻止行動,導致保安人員受傷。這些行為,既違反條例和《議事規則》,亦侵擾了其他人表達意見的權利,應予嚴厲譴責。最後,我謹為受傷的保安人員的盡忠職守表示尊敬,並祝願他們盡快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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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異化的法援

星島日報   2014-04-03
A18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異化的法援》

大概很難想像,以法治精神聞名的香港會發生這樣的事:某個涉嫌觸犯刑事罪行的人在初審時被判有罪,他決定上訴,並到法律援助署求助。法援署評估案情後,認為勝算不足,拒絕他的申請。那人沒奈何,唯有靠自己,結果竟然勝訴。儘管故事的結局令人欣慰,但過程卻教人氣結。

最讓人失望的是,這些事例並非罕見的個別例子,反而是為數不少的普遍現象。
根據司法機構提供的數字,過去三年,由裁判法院上訴至高等法院原訟庭,以及由高院原訟庭上訴至上訴庭的案件中,分別有六成和五成的上訴人沒有律師代表。沒有律師代表,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個不能忽視的,說不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法援拒絕受理的個案不少。港大法律學院教授楊艾文就曾在報章撰文,指出平均超過七成的刑事上訴法援申請遭法援署拒絕。

署方偷換審批概念

當然,拒絕受理的個案比例高,可能是因為那些案件都是「死症」。眾所周知,法援署在考慮是否批出法援時,有兩把尺,一是資產審查(但限額極低,令很多中產都無資格申請),二是案情審查,這是最常用的那把尺。就案情審查而言,若果是「死症」,法援拒絕受理亦合情合理。但問題是,法援署現在用的尺,是否法援制度原先定下的那把尺呢?

法援制度原先定下的尺是這樣的:《法律援助條例》第10(3)條列明「任何人均須顯示他有合理理由進行法律程序、在法律程序中抗辯、反對或繼續法律程序或作為其中一方,否則不可獲發給法律援助證書,進行該等法律程序」簡言之,就是法援申請人只要證明其案件有合理的基礎,法援署便應該給他援助。然而,法援署卻偷換了這把尺,變成申請人要證明其案件勝訴機會高於一半才會批出法援。用俗語說明的話,前者只需證明「有得拗」,後者卻要證明「拗得贏」。後者的門檻,無疑比前者高得多,也就難怪有那麼多人被拒諸門外了。

猶如諷刺法律精神

高等法院曾經在〈鍾玉英上訴高等法院常務官〉(HCAL 127 / 2013)一案中,批評法援署採用的準則是錯誤的,大律師公會在今年二月提交意見書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但法援署不論在傳媒回應批評,或在立法會反駁議員質詢時,依然堅持它用的準則正確。

一個人被判有罪,可會為他帶來毀滅性影響的。刑事上訴人有無機會平反,不但攸關公義,更可能扭轉人生。正因如此,法援署審批每一個刑事上訴的法援申請,都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的決定。法援的原意是要向那些值得幫助的人施以援手,法援署卻反而對大部分值得幫助的人袖手旁觀,豈不是令法援制度異化,是對法治精神的諷刺嗎?撥亂反正,是法援署刻不容緩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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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水」的政治

星島日報 2014-01-23
A16 | 每日雜誌 | 星擂台

如果說屬「眾人之事」的便是政治,那麼每人每日都要喝要用的「水」,肯定是一個政治問題。

眾所周知,現時香港八成的用水,是從廣東買來的東江水。飲水思源,東江水當初是如何引入香港的呢?話說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人口不多,光靠本地水塘儲水已能自給自足。戰後人口遽增,水塘儲水不敷應用,於是在一九六○年,港英政府向廣東每年購買二千萬立方米東江水,與此同時並動工興建當時全港最大的水塘——船灣淡水湖。至一九六三年,香港制水,港英政府於一九六四年大幅增購東江水至每年約七千萬立方米。而在制水之後,港英政府於一九六九年決定興建比船灣淡水湖更大的萬宜水庫。

粵港兩地潛伏矛盾

為甚麼港英政府一方面向廣東引入和增購東江水的同時,另一方面卻又興建更多和更大的水塘?對於今日事事悉仰於中央政府,施政側重所謂「成本效益」(說穿了其實只是但求方便和便宜)的特區政府來說,當然不會明白。陳茂波局長曾在網誌說,擴建水塘和水塘聯網的成本,遠高於現時收集雨水及買東江水,並認為現時以統包方式,按需要買入東江水是更具彈性和節省成本。不過,問題其實不止於「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還可能有隱含的政治議題。例如不時有人說,如果香港不「聽話」,就連水都沒得喝;又有研究指出,若然香港過分依賴東江水,東江水便會成為「阿爺」管教香港的「蘿蔔與大棒」(Carrot-And-Stick Approach)。

即使撇開這些政治陰謀論,東江水依然是粵港兩地潛伏着的一個政治矛盾。有學者預料,未來十年華南有可能爆發大規模旱災。事實上,廣東去年初便曾經出現輕度乾旱。深圳發改委副處長李鐳坦言,東江供水已到極限,並估計至二○二○年,深圳的需水量與東江的供水量將相差五點一億立方米,可見廣東本身亦面臨東江缺水的危機。

擴大資源減少依賴

有人可能會認為,廣東跟香港簽了買水協議,當然有責任向香港輸送足夠的東江水。可是,當飲用的水比荷包的「水」更矜貴,而且一如特區政府認為東江水很便宜肺反過來說就是不守協議的代價也不高之時,廣東絕對有誘因「閂水喉」,優先滿足本身的需求。這其實並非沒有先例,當年香港制水的同時,華南也出現旱災,廣東即無法履行供水協議,只能向香港供水約六十萬立方米。

為免粵港兩地因缺水而觸發政治矛盾,香港實在有必要擴大自身的水資源,減低對東江水的依賴。

有可能做到嗎?與香港一樣,極之依賴別國供水的新加坡,從二○一○年開始已能自給自足(可參看思匯政策研究所的《「水之雙城記:香港與新加坡的水資源依賴與應對策略》)。這樣證明,方法是有的,欠缺的,只是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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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判案的禁忌

星島日報  2013-11-07
A19 | 每日雜誌 | 雙龍會

《判案的禁忌》

先說一個故事。

從前有一位既良善又有智慧的先生,到處宣揚自己的道理,又幫助不少有需要的人,所以吸引了不少人跟從他。但當時的社會領袖認為,他的道理衝擊了既有律法和規範,於是想方設法控告他,卻苦無罪證。隨後他們把他送到管轄當地的總督那裏,但還是查不着他犯了甚麼罪,於是對群眾說,按照傳統,每年這個時候你們都會特赦一個死囚,那麼,你想我放了那個強盜,還是這位先生?群眾都異口同聲說釋放強盜。結果,這位先生被判死刑了。

法庭不受輿論左右

我想起這個故事的時候,立法會正辯論一項關於跨性別婚姻的議案,議案本身已甚具爭議性,不料葉國謙議員的發言更惹火,他說:「好可惜,終審法院在作出這個最終判決(指《W 訴 婚姻登記官》案)前沒有諮詢公眾,了解本港社會對婚姻的看法。我好相信,即使進行諮詢,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仍然都是我們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支持和認同。」  法官判案前要諮詢公眾?這個說法,不但違反一般常識,更會對法治帶來毀滅性的破壞,因為此舉等於把司法獨立徹底粉碎。《基本法》第八十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前任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在適用於全港法官的《法官行為指引》中,對司法獨立與公眾輿論的關係有更清晰仔細和斬釘截鐵的闡釋:「公眾會對某些案件議論紛紛,傳媒亦會廣泛報道。有時輿論會明顯傾向支持某個結果。不過,法官在履行其司法職能時,必須不受該等輿論影響。司法獨立包括獨立於所有外界的影響。法官行事須無畏無懼,對輿論的毀譽必須置之度外。」現任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馬道立在今年的法律年度開幕禮的致辭中,便重申「法庭當然會考慮公眾利益,但這並不表示法庭在判案時,會受社會某些界別,或大多數人士,甚至政府所樂於得見的判決結果所影響。」隨後更特別說明:「法庭和法官是不會受近日眾多不同意見所左右。」 Continue reading “【文章】判案的禁忌”

【文章】不及格的特首是如何煉成的?

星島日報 2013-08-29
A19 | 每日雜誌 | 雙龍會

《不及格的特首是如何煉成的?》

關於下屆特首選舉的討論,近期因為有不少爭議話題而冷卻,但這不表示討論完全停止,反而因為冷靜下來,開始浮現出一些更可觀,也更值得討論的觀點。

有兩篇由建制派元老寫的文章,特別吸引筆者的眼球。一篇題為《別無選擇》,作者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載於八月五日《AM 730》);另一篇題為《二○一七年能讓民主派「入閘」嗎?》,作者是吳康民先生(載於八月八日《明報》)。兩篇鴻文有一個共同而且重要的論點,就是二○一七年特首選舉,不能搞「篩選」,原因是其政治後果非常嚴重。筆者無意做文抄公,讀者如要了解兩位的觀點,可讀他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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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慶回歸與大遊行

星島日報   2013-06-20
A19 | 每日雜誌 | 雙龍會
《慶回歸與大遊行》
案頭擱了一張特區政府回歸日升旗禮的邀請卡。過去十年的七月一日,遊行是我唯一參與的活動。官方的慶典,對絕大多數的市民,包括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因為今年我當上立法會議員,所以獲得邀請。我略加思索,認為出席升旗禮和參與大遊行並不相悖,便答應了。有人說,香港的回歸日,類似一個國家的國慶日。翻一翻歷史,美國的獨立日,源自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北美洲十三個英屬殖民地的代表共同簽署獨立宣言,切斷與英國的政治聯繫,建立共和立憲制的美利堅合眾國;法國的國慶,源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爆發大革命,推翻君主專制和封建統治,建立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台灣的雙十節,源自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滿清皇朝以至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而中國的國慶,則是源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社會主義作為新中國的發展道路。至於香港的回歸,則是紀念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結束百多年的英國殖民地統治。

兩者並存 展現「一國兩制」

這樣歸納起來,不同國家的國慶,在性質上是一樣的,都是源於政體變革和政權更迭。但這只是表象,更深層和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那是人民自覺要用新的理念去推動政治改造,並為自己的國民身分帶來更新。若如此,香港雖然不是一個國家,但我們的回歸,卻與一國之國慶相似。不同的地方,也可以說是根本的差異,在於香港的回歸並不是出於人民的自覺。一方面,在九七之前,香港人其實不太熱切期待回歸中國;另一方面,從決定回歸到實現回歸,都是由中英兩國「話事」,香港人無法參與,只能被動地接受。或許就是因為這份被動,回歸之後,大部分香港人對那些慶祝回歸的活動都站在一個較疏離的位置,抱着一個較冷淡的心情看待。熱烈慶祝的,只有那些親建制的人士。因此,與國慶相比,香港的回歸,可謂只具表象,但欠缺精神。

○三年的七一大遊行,將那塊失落了的精神補完。當年,香港人憑藉本身的自覺,用遊行的方式制止了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勢在必行的「二十三條」立法之餘,亦燃起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星火。這其實與回歸前有人提倡「民主回歸」的概念遙相呼應、一脈相承。經此一役,香港的政治局面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人的公民意識大為提高,對自己身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亦愈趨強烈。此後,每年七月一日,上午的慶回歸與下午的大遊行便分庭抗禮,大遊行甚至比慶回歸更惹起社會的關注。

然而,分庭抗禮不等於互相矛盾。在外國的國慶日,當地的人民在慶祝國慶的同時,亦會上街示威向政府發泄不滿或表達訴求。所以,慶回歸和大遊行也不應該是魚與熊掌。兩者並存,回歸的內涵才算得上整全;「一國兩制」的意義,才能得到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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