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nnis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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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談 – 補選不是例行公事

郭榮鏗   自由談 近日,林瑞麟局長說,以後有直選議員因為辭職、死亡或喪失資格而出現的空缺,不用補選,索性以當初選舉剩餘票的排名,找個人來填補便算數。 補選,在按本子辦事的官員心目中只有一個目的,不過是為了找後補。但歷史告訴我們,補選有更深層的意義。 除了選出新的代表,補選其實是個莊嚴的機制,讓選民就候選人的政綱和過往表現、政府的政策表態。透過投票,我們重新肯定表現好的政黨、受歡迎的政策方向,同時也趁機會趕走濫竽充數的政客,檢討走歪了路的社會政策。補選是一個重要的渠道,燃點人民對公共政策的關心和參與,藉此表達意見,也讓當權者探測民意,以作日後制訂政策的參照。 在未來5 年,社會將集中討論《基本法》23 條立法及2016∕17 政改。在現時的政制安排下,行政長官及過半數立法會議員都不是民選產生,我們更需要爭取每一個機會,讓人民發聲。不負責任的政府,抱住打份工的心態,把所有公共事務視作形式、程序。但是,補選絕對不是形式、程序,更不是例行公事。 2003 年50 萬人上街抗議23 條惡法,2010年50 萬人投票支持2012 雙普選。最近有人說《基本法》23 條不是「洪水猛獸」,其實,民意更不會是「洪水猛獸」,只是當權者害怕面對。以方便之名取消補選,政府已背棄人民,將自己趕入絕路。這是21 世紀香港的恥辱。政府千方百計杜絕市民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我們應更努力爭取和把握。政府把表態當成例行公事,我們更要認真和在乎。不論是23 條、政改,抑或22 年來仍未得到平反的六四事件。香港人的心,將和維園的燭光一樣,燃燒得更光更亮。

自由談 – 貧富懸殊,苦的不只是窮人

郭榮鏗   自由談     可見未來香港的最大挑戰是甚麼?相信非日益加劇的貧富懸殊莫屬。 環顧全球,貧富懸殊早已是大趨勢。隨著經濟復甦至金融海嘯前的水平,情況勢必更惡化。 誠然,巨額收入是激勵管理層的最佳辦法。但即使是被譽為史上最成功的銀行界泰斗摩根也曾規定,行政總裁的薪金不可超過最基層員工的20 倍。香港呢?在2009 年,最高收入一成家庭,收入增長達一成,月入中位數為75,000 港元,而最低收入的一成家庭,在過去6 年收入無增長,2009 年月入中位數僅3,000 港元,顯示最富有的一成家庭的收入,是最貧窮一成家庭的25 倍。 沒多少人想過的卻是,貧富懸殊,不但令窮人受苦,同時也為整體社會帶來嚴重經濟損失。因為,當金融業蓬勃得單靠資產轉移就可以賺取暴利,大眾自然培養出「搵快錢」的心態,創新與增值再不受重視,長遠而言將輸得更徹底。 美國前勞工部部長萊奇懂得技能增值的重要性。他的論點十分簡單:全球化下,資金流動快,人力卻不盡然。投資取決於本地人才的技能與特質,而技能的定義,其實很闊。看國家的科學水平,不是以多少個物理學博士來衡量,重點是學術與產品研發的關係;高科技工業的成功,不單取決於少數頂尖科學家,整體教學質素同樣重要。 香港技術層面之弱,已被反覆討論幾十年。就連人際溝通、獨立思考,亦常被其他國家比下去。要扭轉劣根性,出路大概只有普及教育。指的,不只是學位,還應包括質素。我們的政府,有否為更平等的教育質素,負上更多責任?

自由談 – 普世價值

郭榮鏗   自由談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本是中國人的驕傲。但外交部發言人卻指此舉「完全違背該獎宗旨」,言論讓多少中國人蒙羞。 「普世價值」近年成為中國政壇的新興話題。然而,與之相關的自由、民主、人權等理念,在坊間早已被反覆討論近三十年。到底這些價值是否真的不合國情?難道這只是西方社會對中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心懷不軌的說教? 內地報章與網站不時攻擊西方利用普世價值推翻一黨專政。一方面,中國以「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宣揚奧運,另一方面保守派卻擔心提倡普世價值等同擁護西方政制。奧運一閉幕,《人民日報》隨即攻擊,有人企圖將中國變成自由放任的資本社會,摧毀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08 年12 月數百名知識分子發起《08 憲章》,主張「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與溫總最近的CNN訪問何其相似。但是,發起《08 憲章》的劉曉波,被無情判監11 年,可見中國甚至不只以「言」入罪,而是以「人」入罪。 作為律師,我們慣於從法律觀點詮釋「普世價值」。但我總想,有沒有一個更人性化的解釋? 一個在內地坐過3 年冤獄的朋友,曾給我一個最好的演繹:當一個沒有過犯的人,被剝奪所有自由,被迫與至親分離。不論人種、國籍,所感受的,是一樣的傷痛,可想而知,這個傷害,早就超越了文化、歷史及國情,侵略了人類最基本的價值與尊嚴。假如連這也不算「普世」,又有甚麼才是了?

自由談 – 當教育令人更貧窮

郭榮鏗   自由談     去年出版的《The Spirit Level》,於英國政壇引來熾熱討論。 兩位學者比較發達國家的社會問題,如精神病患、暴力、青少年懷孕等,結果發現,平等社會(例如北歐諸國)的表現,遠比分化社會(例如英國)優勝。 貧富懸殊,是大部分社會問題之源。左派一直主張,解決貧富不均,最立竿見影的做法,是收窄入息差距。右派則認為,經濟上的直接幫助,不過是資源再分配而非再生,是「均貧」而非「均富」,徒然鼓勵躲懶。左右之間,究竟有沒有出路? 這些爭拗,跟香港社會近年的討論,何其相似。然而香港的情況,卻可能更複雜。不少人都意識到,脫貧的最佳辦法,是提供平等機會而非平等入息。前者的終極答案,明顯地就是優質教育。 然而,如果教育是脫貧的唯一出路。反過來,懸殊的教育質素,不也正是貧富懸殊的根源? 為什麼國際學校十萬元一年學費,仍然其門若市?為什麼家長儲錢半生,只為把子女送到外國念書?為什麼夫婦不生小孩,是因為不想孩子在香港受教育? 因為本地教育不但在師生比例、資源配套、教學理念方面,都給大大比下去。公私營教育質素大相逕庭,有錢的,有好教育,沿社會階梯,更上一層樓。貧者沒選擇,只能繼續在下游徘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惡性循環,諷刺地,由教育而起。 與其短暫派錢,不如直接花錢在教育上。如果平等機會來自教育,首要的前設,其實是平等的教育質素。

自由談 – 扶助弱聽孩子

郭榮鏗   自由談     過去一星期的悲劇,令全香港人震怒。然而,悲傷背後,也有好些彰顯人性光輝的片段。 為妻子擋槍而送命的丈夫、冒險多救一名小孩的婦人……我們總是忘了,每每在最大的悲劇面前,我們也總有幸看見人性最美好的一面。 教我想起遠在三十年前,有一群人幾乎無法融入主流社會,只能在庇護工場渡過餘生。幸得一班專科醫生和不少熱心人士的努力,他們的生命從此改寫。 沒有多少人聽聞過「宣美語言及聽覺訓練中心」,然而它卻賦予了無數弱聽兒童新生命。在它的協助下,逾九成孩子能回復聽覺,甚至包括嚴重弱聽的人士。 中心的專家說,弱聽孩子雖然不能完全依賴聆聽去接收訊息,但透過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仍能解讀「說話」。只要集中利用兒童的剩餘聽覺,同時發展他們的語言能力及發音技巧,慢慢他們就能用口語說話。而我亦確曾目睹,只有五歲的T,在主流學校學習如魚得水,直與平常小朋友無異。 愈早接受訓練的孩子,愈有機會恢復完整聽力。不過,目前該中心因為經費所限,只可同時照顧五十八名小孩,輪候名單卻愈來愈長。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父母,要辭掉工作陪伴孩子接受治療,吃力非常。 若有你的捐助,孩子的輪候時間就能大大縮短,及早得到治療,痊癒的機會也會大增。現在就行動吧。香港人遇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往往能發揮令人敬佩的關愛精神。你,同意不?

自由談 – 向新加坡取經

郭榮鏗   自由談     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比新加坡更懂得管理水源。 作為一個擁有480 萬人口的島國,新加坡並沒有足夠土地集水和儲水。香港由廣東省供水,新加坡則從馬來西亞進口食水。但兩國關係時有緊張,供水協議快將到期,當地政府只得時刻居安思危。 新加坡在1965 年立國以後,為了擺脫對別國的依賴,可說是「滴水不漏」,無論街上、水池、高樓大廈天台以至天橋都有蓄水設施。為了方便潔淨雨水,豬鴨場被取締,工廠和商業亦相繼被遷移。而為了提高蓄水面積,當地政府正興建兩個新水庫。第一個預計於明年落成,其時蓄水面積將擴大到全國土地面積的三分之二。據估計,再用水與淡化海水在不久將來,將能滿足約30%需求。 另一方面,新加坡人早就裝置了低用量水龍頭與馬桶,水費政策亦鼓勵節約用水,如家庭每月用水量超過40 立方米,水費與耗水稅都被調高。政府對不同衛生設施收費,工業用水遠較家用水昂貴。近年,新加坡每天人均用水量由已2003 年的165 升,下降至目前的155 升。 要做到這一切,有賴政府對危機的認知。新加坡的水務局是個獨立機構,由專業人士管理。他們不聽命於政客,敢於執行決定,因此大至水庫、輸水管,小至薄膜與生物反應器,當局都願意花錢投資。這些措施,不但得到業界大力支持,增加就業,也有效解決了缺水之苦,確保當地有潔淨可靠的水源,絕對值得香港借鏡。

自由談 – 法改會

郭榮鏗   自由談     法治是衡量「一國兩制」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也是量度特區政府施政表現的重要標準。社會輿論普遍認為,全國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事件雖然削弱了終審法院的權威,但對本港法治表現基本上是滿意的,認為現存普通法制度仍維持有效運作,仍維持高度的司法獨立。問題是本港法治水平能否維持,還取決於法律體系能否與時並進,政府能否適時地制定及修訂法律,以應付日益複雜的社會狀。 曾蔭權政府在立法工作上,把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束之高閣。法改會自1980 年成立以來,在法律研究以至向政府提供法律建議方面均舉足輕重,其權威性可以從三方面充分體現: 1.成員具社會地位與代表性:法改會由律政司司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學者、資深大律師及社會上重要持份者。 2.往績卓著:法改會過去大部分法律建議均被政府採納,在殖民地年代最後十年的十份報告的建議均被吸納為法律草案;在董建華年代提交的十五份報告,有十三份的建議轉化為法律草案,只有兩個報告因政府管治失效而未獲處理。 3.建議具前瞻性:在1995、1997 及2002年,法改會分別發表了三份有關樓宇銷售虛假或誤導性資訊問題的研究報告,建議有關規管措施應透過強制性的法例去執行,而非靠發展商自律,可謂先知先覺,切中問題的要害。法改會早在1996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已提出企業拯救程序代替清盤的建議。有關建議被視為先驅,新加坡、泰國、韓國、日本等國制訂相關法律時均視為重要參考。

自由談 – 律師執業權

郭榮鏗   自由談     近日北京司法局打壓兩名律師,令人再次關注內地刑辯律師的未來。 在香港,我們都知道,法律專業不偏不倚,自律,絕不服膺於政治或權貴,鞏固了法治的基石。 然而在內地,律師的執業權,卻完全掌控在國家手裡。 去年六月,數名維權律師未能通過年度考核,其中唐吉田與劉巍,更於月前獲司法局通知,有可能以「擾亂法庭秩序,干擾訴訟活動進行」為由,被吊銷執業資格。 事緣去年四月,二人為某法輪功學員抗辯,嘗試解釋法輪功並非「邪教」。然而,審訊期間,法官多次打斷他們的發言,拒絕聽取其論點。審訊接近尾聲時,兩人唯有提交書面抗辯,並退庭以示抗議。涉案學員最後以「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之罪名被定罪。 事後,司法局就兩名律師的退庭抗議進行公審。至今雖未有定案,但從蛛絲馬跡也不難略知一二。有關部門力勸兩人的律師放棄為他們抗辯,其中一人打退堂鼓,另一人(以及所有外國觀察員及記者)被拒絕到場旁聽。公安驅散庭外的支持者,二人亦未獲任何舉證副本。 吊銷資格,對和平抗議的律師來說,是極嚴重的懲罰。一直以來,只有犯了刑事罪行的律師,如最近重慶涉黑案的李莊,才會被吊銷牌照。 當局事隔一年才採取行動,時間剛好趕上了司法部於四月八日頒布有關法律專業處罰與年檢的新例,實在教人不安。說不定,這將是另一輪打壓維權律師運動的開始?

自由談 – 從豐田看管治

郭榮鏗   自由談 豐田雖然是個別事件,但同時亦暴露了日本企業管治的深層問題。 日本的大機構素來論資排輩,等級制度僵化。越級通報,等於挑戰講求共識的傳統精神。企業流動性甚低,聘請外人會被視為破壞內部和諧。高層跳槽,也會被視為叛徒。 豐田一直由家族經營,老闆神聖不可侵犯。下屬因怕老闆丟臉,往往不敢將壞消息上達。決策者,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和諧大於一切的指導思想,封殺了其他可能性,亦大大限制了果斷決策的能力。 《經濟學人》的研究指出,日本的企業多年來一直以豐田為師,認定就算不委任獨立董事,企業仍能表現卓越。這觀點,再也站不住腳。 誠然,西方的管治模式,並非靈丹妙藥。但無可否認,不會昧於企業文化的新思維,才是危機中的真正出路。 豐田除了給我們上了企業管治的一課,亦提醒我們反思政制。有人投訴香港太多反對聲音,窒礙社會進步。反之北望神州,在黨的集體領導下,社會不正以光速發展? 然而,當我們全力追求「和諧」,義無反顧把反對聲音消弭於無形,豐田事件卻像一記當頭棒喝。這個效率與盈利的象徵,曾經一度是企業的管治典範,到頭來,卻敗給了自己的保守和封閉。 付上如此沉重的代價,何苦?專制統治,正如僵化的管理制度,最終莫不引火自焚?固執而拒變的政府,又是否已處於暴風雨前夕而不自知?

自由談 – 政治信念

郭榮鏗   自由談 兩週前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上,特首被問及如何透過汽車減排改善空氣質素。議員建議,由政府資助更換巴士,以穩定票價。 特首回應說,政府要不停不停地研究。當然,也循例拋出大堆數據,具體行動,卻完全欠奉。 最近英國影子外相黑格在訪問中提到,現任保守黨黨魁甘民樂,是他所遇過最理性的人。這番褒獎,諷刺地突顯了甘之弱點。工黨政府漸見頹勢,但極理性的甘民樂仍叫人懷疑保守黨能否勝出下屆大選。這,啟示了甚麼? 我們都慣性地以為,理性是政治領袖必備的條件。 政治,需要某程度的非理性。尤其危機當前,這特質格外重要。天降大任於斯人,領袖的救國使命感,在大眾眼中,少不免有點瘋狂。 領袖不能只僅聽「務實的忠告」,一定要敢於面對「不可能」。這種信念,讓他們在面對戰爭、金融危機等「不可能之挑戰」時,表現出無比勇氣。 邱吉爾、戴高樂、戴卓爾夫人等傑出領袖,都不算最理性的人。他們逆天而行,卻又往往乘風破浪。 在香港,我們常批評政客激進,挑釁北京權威。我們埋怨泛民漠視現實,打無謂的仗。但我們總忘了,香港身處的危機,正正需一個敢於面對「不可能」,敢於向北京說不的領袖;一個敢於面對「不可能」,勇往直前的領袖;一個願意在貧富懸殊、政制改革、空氣質素等問題上,行使政治信念的領袖。 我們聽夠了諮詢和研究, 所謂「不可能」,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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