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談 – 法改會

郭榮鏗   自由談
 
 

法治是衡量「一國兩制」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也是量度特區政府施政表現的重要標準。社會輿論普遍認為,全國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事件雖然削弱了終審法院的權威,但對本港法治表現基本上是滿意的,認為現存普通法制度仍維持有效運作,仍維持高度的司法獨立。問題是本港法治水平能否維持,還取決於法律體系能否與時並進,政府能否適時地制定及修訂法律,以應付日益複雜的社會狀。

曾蔭權政府在立法工作上,把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束之高閣。法改會自1980 年成立以來,在法律研究以至向政府提供法律建議方面均舉足輕重,其權威性可以從三方面充分體現:

1.成員具社會地位與代表性:法改會由律政司司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學者、資深大律師及社會上重要持份者。

2.往績卓著:法改會過去大部分法律建議均被政府採納,在殖民地年代最後十年的十份報告的建議均被吸納為法律草案;在董建華年代提交的十五份報告,有十三份的建議轉化為法律草案,只有兩個報告因政府管治失效而未獲處理。

3.建議具前瞻性:在1995、1997 及2002年,法改會分別發表了三份有關樓宇銷售虛假或誤導性資訊問題的研究報告,建議有關規管措施應透過強制性的法例去執行,而非靠發展商自律,可謂先知先覺,切中問題的要害。法改會早在1996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已提出企業拯救程序代替清盤的建議。有關建議被視為先驅,新加坡、泰國、韓國、日本等國制訂相關法律時均視為重要參考。

自由談 – 律師執業權

郭榮鏗   自由談
 
 

近日北京司法局打壓兩名律師,令人再次關注內地刑辯律師的未來。

在香港,我們都知道,法律專業不偏不倚,自律,絕不服膺於政治或權貴,鞏固了法治的基石。

然而在內地,律師的執業權,卻完全掌控在國家手裡。

去年六月,數名維權律師未能通過年度考核,其中唐吉田與劉巍,更於月前獲司法局通知,有可能以「擾亂法庭秩序,干擾訴訟活動進行」為由,被吊銷執業資格。

事緣去年四月,二人為某法輪功學員抗辯,嘗試解釋法輪功並非「邪教」。然而,審訊期間,法官多次打斷他們的發言,拒絕聽取其論點。審訊接近尾聲時,兩人唯有提交書面抗辯,並退庭以示抗議。涉案學員最後以「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之罪名被定罪。

事後,司法局就兩名律師的退庭抗議進行公審。至今雖未有定案,但從蛛絲馬跡也不難略知一二。有關部門力勸兩人的律師放棄為他們抗辯,其中一人打退堂鼓,另一人(以及所有外國觀察員及記者)被拒絕到場旁聽。公安驅散庭外的支持者,二人亦未獲任何舉證副本。

吊銷資格,對和平抗議的律師來說,是極嚴重的懲罰。一直以來,只有犯了刑事罪行的律師,如最近重慶涉黑案的李莊,才會被吊銷牌照。

當局事隔一年才採取行動,時間剛好趕上了司法部於四月八日頒布有關法律專業處罰與年檢的新例,實在教人不安。說不定,這將是另一輪打壓維權律師運動的開始?

自由談 – 從豐田看管治

郭榮鏗   自由談

豐田雖然是個別事件,但同時亦暴露了日本企業管治的深層問題。

日本的大機構素來論資排輩,等級制度僵化。越級通報,等於挑戰講求共識的傳統精神。企業流動性甚低,聘請外人會被視為破壞內部和諧。高層跳槽,也會被視為叛徒。

豐田一直由家族經營,老闆神聖不可侵犯。下屬因怕老闆丟臉,往往不敢將壞消息上達。決策者,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和諧大於一切的指導思想,封殺了其他可能性,亦大大限制了果斷決策的能力。

《經濟學人》的研究指出,日本的企業多年來一直以豐田為師,認定就算不委任獨立董事,企業仍能表現卓越。這觀點,再也站不住腳。

誠然,西方的管治模式,並非靈丹妙藥。但無可否認,不會昧於企業文化的新思維,才是危機中的真正出路。

豐田除了給我們上了企業管治的一課,亦提醒我們反思政制。有人投訴香港太多反對聲音,窒礙社會進步。反之北望神州,在黨的集體領導下,社會不正以光速發展?

然而,當我們全力追求「和諧」,義無反顧把反對聲音消弭於無形,豐田事件卻像一記當頭棒喝。這個效率與盈利的象徵,曾經一度是企業的管治典範,到頭來,卻敗給了自己的保守和封閉。

付上如此沉重的代價,何苦?專制統治,正如僵化的管理制度,最終莫不引火自焚?固執而拒變的政府,又是否已處於暴風雨前夕而不自知?

自由談 – 政治信念

郭榮鏗   自由談

兩週前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上,特首被問及如何透過汽車減排改善空氣質素。議員建議,由政府資助更換巴士,以穩定票價。

特首回應說,政府要不停不停地研究。當然,也循例拋出大堆數據,具體行動,卻完全欠奉。

最近英國影子外相黑格在訪問中提到,現任保守黨黨魁甘民樂,是他所遇過最理性的人。這番褒獎,諷刺地突顯了甘之弱點。工黨政府漸見頹勢,但極理性的甘民樂仍叫人懷疑保守黨能否勝出下屆大選。這,啟示了甚麼?

我們都慣性地以為,理性是政治領袖必備的條件。

政治,需要某程度的非理性。尤其危機當前,這特質格外重要。天降大任於斯人,領袖的救國使命感,在大眾眼中,少不免有點瘋狂。

領袖不能只僅聽「務實的忠告」,一定要敢於面對「不可能」。這種信念,讓他們在面對戰爭、金融危機等「不可能之挑戰」時,表現出無比勇氣。

邱吉爾、戴高樂、戴卓爾夫人等傑出領袖,都不算最理性的人。他們逆天而行,卻又往往乘風破浪。

在香港,我們常批評政客激進,挑釁北京權威。我們埋怨泛民漠視現實,打無謂的仗。但我們總忘了,香港身處的危機,正正需一個敢於面對「不可能」,敢於向北京說不的領袖;一個敢於面對「不可能」,勇往直前的領袖;一個願意在貧富懸殊、政制改革、空氣質素等問題上,行使政治信念的領袖。

我們聽夠了諮詢和研究, 所謂「不可能」,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自由談 – 公投的意義

郭榮鏗   自由談

泛民的成員,不時被批評在民主議題上死不妥協。有人認為,只要能向前走,那怕是一小步也應接受,才有達至理想的一天。但今天我們在走的方向,又是否真的在邁向普選呢?香港討論民主好歹廿餘年,到今天仍有人強將功能組別說成與普選意念相符。更可怕的是,這個誤解早在社會植根,而既得利益者手握香港未來發展的命脈,要說服他們放棄大握,談何容易。

究竟普選和功能組別,有沒有矛盾?實在值得每個香港人想清楚。

基本法中所提及的「普選」,是指一人一票、每票平等、人人享有均等的參選權與投票權。查考基本法起草的歷史,特別是1988年4 月發表的《基本法徵求意見稿》,與及1989 年12 月起草委員會的會議紀錄,均顯示基本法第68 條中「普選」的含義不應包括功能組別。「循序漸進」達至普選的終極目標,亦即功能組別將會逐漸被取締。草委王叔文亦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一書中,確切解釋基本法第68 條中的「普選」,是指「一人一票直選」,而非透過功能組別的間接選舉。

上週日我出席了城市論壇,眼見不少年輕人對現行制度感到沮喪,對普選在光天化日下被歪曲感到絕望。對此,我感同身受。有人覺得泛民鍥而不捨向大眾宣揚民主理念,不過是對牛彈琴。然而沒有誰會知道,有一天沉默的一群將團結起來,振臂一呼去捍衛公義與真理。這便是公投的意義。

自由談 – 法律界選委

郭榮鏗   自由談

作為法律界選舉委員會委員,我們在2007年參選,是為了替全港市民爭取公平公正的普選。

當日我們透過提名梁家傑參選特首,締造了首次有競爭的特首選舉,迫使曾蔭權明確承諾,當選後在任內致力解決普選問題,並給全港市民一個終極方案,包括普選路線圖和時間表。

可惜,近日出爐的政制改革諮詢文件,刻意略過了這個問題,既沒取消功能組別,亦無提供選舉路線圖,讓我們預見2017 及2020年,會否有一個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普選。

中央政府意圖把功能組別保留在政治架構內,與公約所提倡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精神,背道而馳。對此,我們萬分震怒。

目前功能組別佔半數立法會議席,但卻只有226,951 名登記選民,當中更包括16,060團體票,與全港3,373,342 登記選民相比,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與其所佔議席完全不合比例。這個安排,明顯帶有歧視色彩。當大多數普羅選民淪為二等公民,試問又如何去建構和諧社會?

把區議員引入立法會,並不等於令現存制度更民主,反之增加功能組別議席,只會令他日完全廢除功能組別益發困難。

作為行政長官,曾蔭權絕對有責任向中央人民政府無畏無懼地表達香港人的意願,我們要求特首履行競選承諾,給香港人真正的普選路線圖,取消所有功能組別,還香港一個真正的全民普選。未來數月,我們將繼續動員法律界向市民講出功能組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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