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nnis Kwok

Page 2 of 32

【文章】限制申請法援的理據

信報財經新聞 2017-6-16 A23|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近日法律援助署以過去曾多次申請法援提出司法覆核被拒、行為構成濫用法援服務等為由,決定不受理市民郭卓堅於未來3年內有關司法覆核的法援申請。法援署此一決定惹起很多不同意見的討論,筆者在這裏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看法。 確保香港市民擁有尋求司法公正的權利,包括向行政機關提出訴訟,是法治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基本法》亦有按此原則設下特定條文,分別是第25條「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第35條第2款「香港居民有權對行政部門和行政人員的行為向法院提起訴訟」。 法庭不宜作政治判斷 當市民因行政機關的決定而受到損害,卻沒有資源聘請律師提出訴訟,便可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第91章)申請法援;通過資產和案情的雙重審查後,法援署便會委派律師,代表申請人提出司法覆核。法援是保障有合理理據提出法律訴訟或抗辯的市民不會因欠缺經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是彰顯法治精神非常重要的基石。 郭卓堅多次申請法援被拒絕,相信是由於無法通過案情審查。《法律援助規例》(第91A章)第11條賦予法援署署長酌情權,當申請法援被拒達4次或以上,而署長認為其行為構成濫用條例提供的協助,便可命令對該人日後提出的任何申請不予考慮,而該命令的期限則不得多於3年。條例的原意不是基於某人多次申請被拒便限制其申請,而是申請構成濫用。那麼,筆者認為法援署作決定時便須考慮以下兩個法律觀點: 一、怎樣算是濫用?雖沒有法律或案情定義「濫用法援」,但有法律原則界定何謂「濫用程序」。若有人慣性及不斷提出無合理理據的訴訟,則法庭有權禁止該人再提訴訟。法援署署長應有借鑑這個原則而作出今次的決定。 不過,須知道司法覆核的難度較高,法庭不會亦不適合作出政治判斷;而行政機關作出的決策要達致不合法(illegal)、極度不合理(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或程序上不恰當(procedural impropriety),司法覆核方能成功,但合法的政策則不一定是合理的決定。 譬如2009年,由於教育局宣布不再資助年滿18歲智障學生的政策,涉嫌違反《殘疾歧視條例》和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筆者因而義務參與提出的司法覆核。雖然最終敗訴,但政府其後寬鬆處理,撤銷強制18歲以上智障學生離校的規定,間接承認政策雖然合法卻不合理。 因此,申請者多次因政府不合理政策而申請法援作司法覆核,但不能符合該決定而有機會達致上述3個標準的審查門檻而被拒絕,是否便構成「濫用法援申請」,在法律上便有辯論空間。 二、由於法援署署長行使酌情權禁止申請人於一段時間內申請法援,這涉及申請者向行政決定申訴的基本人權,因此該決定必須合乎相稱比例。若申請人挑戰法援署署長的禁令,而法庭確定申請人濫用法援後,也要處理禁令的時間和限制是否合理。假設法援署署長今次禁止郭卓堅未來所有──包括刑事或民事的法援申請,而非目前只限於司法覆核的申請,法庭便有較大機會認為其禁令不合理。 歸根究柢,香港政制扭曲,政府施政頻頻失誤, 解決政治紛爭渠道失效,市民沒有方法影響施政,惟有向法庭尋求公義。惟法庭只能處理法律爭議,不是解決政治問題的地方,把政治問題逼向司法機構,只會予法庭和法援署不必要的壓力。今次法援署署長的決定涉及市民受《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必須小心處理。

【文章】寫在六四之後

信報財經新聞    2017-6-7 A16|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歷史不會因時間而更改,但人心會隨歲月推移而不同。人愈接近一段歷史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感受當然較深刻,反之則淺淡,本是常理。因為思潮變遷而對一段歷史重新評價,也是常見之事。一些原以為既有定論,習以為常,毋須爭辯的事,驟然變成激辯話題,或許會令人感到詫異,卻不一定不合理。 六四事件,正好是反映這個世情的典型例子。 從前,即使曾經在1989年6月4日目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暴行和慘劇,扼腕慟哭,又在傳媒公開譴責、反對或否定中央政府所作所為,那些自詡愛國的人,不過幾年,就變了臉,對往事三緘其口,有的甚至刻薄和無理得對紀念這件事的人嬉笑怒罵,認為他們利用過去的歷史抹黑國家之後帶來的進步和成就。這些誑語,歪曲事實,違反人情、道德和常理,駁斥一番,講的人無言以對,以後不用理會。 倒是近年有些人,對民主的追求和堅持比其他人可能更熱心──說不定跟28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一樣──卻對悼念「六四」嚴厲批評。有些批評,表達方法或許令人難受,卻不是無的放矢,亦看得出主辦者正在改善;可惜,有些批評,道理不通,傷害感情,就難免叫人搖頭嘆息。 筆者無意在這裏仔細反駁那些批評,只是想分享一些看法和經歷:每個人對於歷史事件的感受不同,是無可厚非的。同樣,每個人因為什麼而得到政治啟蒙,除非其政治理念有問題,否則也是無可厚非的。有人是因為雨傘運動受啟蒙,有人是因為七一遊行,有人是因為六四事件……以筆者本人來說,在成年之前,認知中最大和最深刻的政治新聞,就是六四事件;成年之後,正式從政之前,最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是2003年和2004年的七一遊行;從政之後,見證過歷時最久的政治事件,是雨傘運動。不同的認知和經驗給予每個人多樣而微妙的影響,從而塑造其政治理念。最重要的是和而不同,即是說如果大家的理念接近,目標類同,即使結不成同志,也不必當作敵人。 近年對悼念「六四」有質疑的,其論點大多建基於本土思潮。如果將六四事件說成與香港民主毫不相干,是將中國和香港割裂的一個表現方式,那麼,可以肯定這是一種精神勝利法,亦幾可肯定,在現實中爭取民主的路必然更難行。重複做事不一定是行禮如儀,添注新元素不需要漠視舊情懷,香港民主亦不必也不可能脫離國家。 曾經聽過一位老前輩打一個有哲理的比喻:我們這些經歷過「三年零八個月」(指二次大戰時日本佔領香港時期)的,當然對日本沒有好感,更加不會好像現在那些後生仔一年去幾次日本旅行;同樣,在英治時代,曾經在1899年發生了一次起義,約500個新界村民被英軍殘殺。這些事件,都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同等重要,不應遺忘。 期望下年「六四」,沒有人再需要為一些不重要的話題爭辯。

【隨筆】有燭光,就有人

有燭光,就有人。二十八載以來,每年季夏都有一個晚上,點點燭光泛照維園。 那年,十一歲的我仍然懵懂,只依稀記得百萬港人上街聲援千里之外,北京城中的學生對民主的追求。對這段歷史的認識隨著長大漸漸加深,驅使我投身政治,為香港爭取民主貢獻微力。只是即使要努力面前,卻不能忘記背後。 歷史不能改變,但人心可以很善變。所謂愛國的,即使當年對六四事件大呼「痛心疾首」,如今反而對我們嬉笑怒罵,以為我們要用過去的歷史抹黑國家之後帶來的進步和成就。這些閒話,聽多了,習以為常,就懶得理會。倒是對民主比很多人更熱心的年輕人,近年對悼念晚會,甚至是六四事件也心生質疑,便難免教人輕嘆。 我尊重他們的看法,但情感上實在難以把六四與香港割裂。曾經我們和當時在天安門的學生一樣,盼望國家能走向自由和文明,也讓香港走進民主的康莊大道。如果說將六四事件與本土民主劃清界線,那只是將中國和香港割裂的其中一種精神勝利法。在尋得突圍的道路前,唯有念念不忘,方能提醒自己,必須仍然為爭取民主而奮鬥。 廿八年前猶是志學至而立的人,今天都到了不惑至耳順之年。重覆做事不等於行禮如儀,添注新元素無須漠視舊情懷,關心本土亦不必脫離國家。週日晚上,到維園,亮一點燭光,悼一段往事,照一顆良心。 畢竟有人,就有燭光。

【文章】彈劾周浩鼎與梁振英

信報財經新聞    2017-5-26 A23|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和特首梁振英「打龍通」,企圖影響「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 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下簡稱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事件發展至今,在兩位共謀者都承認他們所作所為的情況下,若按照合理的政治道德標準和大量的歷史經驗,周浩鼎和梁振英早應鞠躬下台。 然而,事發超過一個星期,周議員(及其他建制派)還好像要自我催眠般重申自己「無違法、無違規、無隱瞞」;梁振英就更惡劣,不但認為自己「有權力和有需要」做這樣的事,連日來更如抓狂般不斷質疑專責委員會另一名委員梁繼昌的資格。那麼立法會必須和應該做的,就惟有同時向兩位共謀者提出彈劾議案。 無疑,不論是《基本法》、香港本地法律或立法會《議事規則》都沒有條文仔細、具體和特定地寫明立法會議員不應協助政府官員,或特區政府官員不應透過或試圖透過立法會議員介入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工作。因為這是起碼的政治道德和操守,任何一個擔任公職的人都必須恪守。反過來說,又怎會有人認為特首或議員是毋須恪守的呢?情況就好像不會有法律寫明人必須孝順父母,但孝順父母是任何一個人都應有的人倫道德和操守。 儘管沒有專門的法律或規則禁止議員和特首做某種勾當,但法律和規則會列明一些基本原則,一旦那些離譜得社會普遍認為不能接受的事件發生時,都有方法處理。 《基本法》設定了彈劾特首和議員的條文。關於彈劾特首,第73(9)條訂明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立法會可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主席;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並向立法會提出報告。 捍衞立法會獨立和尊嚴 如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至於罷免議員,則第79(7)條訂明若議員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三分之二議員通過譴責,便會失去立法會議員資格。 立法會民主派議員已經分別向周浩鼎和梁振英提出彈劾議案,將於6月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表決。針對周浩鼎的「罪名」有3項,包括:(一)不恰當地干擾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方向,破壞專責委員會的正當程序,屬藐視立法會;(二)隱瞞梁振英替其撰寫調查方向修訂本,並聲稱修訂本完全出自自己手筆,屬作出失實陳述;(三)損害公眾對立法會的獨立性、公正性和公信力的印象,屬嚴重破壞立法會聲譽。 至於針對梁振英,雖然指控只有一項,卻已經非常嚴重,就是不恰當地介入立法會專責委員會事務, 藐視立法會,屬《基本法》第73(9)條所指的瀆職。 通過議案的機會有多大難以估計,亦知道在特首任期不足兩個月的時間下,彈劾梁振英似乎徒勞無功,但這是勢在必行的,因為稱職的立法會議員,總要在捍衞立法會獨立和尊嚴的問題上,知其不可仍盡力而為。

【文章】以人為本的街道

am730 2017-5-19 B20 | 戶外 | Run 筆者喜歡跑步和騎單車。可惜,很多香港人只能在室內用跑步機和單車機,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的行人路和馬路都很窄,人和車多一點都會擠塞,別說有一個空間讓跑者和單車暢順地通過了。 但我們不應放棄創造可能性的想像,試想想:自己在香港的大街上跑步和踏單車,沿途有各式各樣的商店,累了可以在路旁的咖啡店歇腳,看到有趣的東西可以走進店內探索。這樣不單為運動添上情趣,也令運動更融入生活。 這其實跟城市規劃息息相關。一直以來,香港的道路規劃都側重於把市民以最快的方法從某個地方送達另一個目的地,故特別「優待」車輛,把馬路建得較闊,令行人路變狹。但空間畢竟有限,人車爭路成為生活常態。 紐約六十年代有一個關於規劃的故事。話說政府聘請規劃師設計一條穿過格林威治村的四線道快速道路,其中要把區內各族群非常重要的活動空間——華盛頓廣場拆掉。一個沒有規劃學位的「師奶」雅布斯(Jane Jacobs)組織當地居民起來反對,她的理念是,不能單靠建高速車道來聯繫社區,因為坐在車裡的人快速穿過街道,是不會光顧商店、餐廳和市場的,這有如與社區割裂;反而步行和踏單車的則會光顧,讓街道變得多樣和繁盛,更能維繫人與社區的關係。 雅布斯是世界城市規劃史上的傳奇人物。每年5月,各大城市都會發起以雅布斯為名的城市步行向她致敬。今年5月13日,一班有心人將於香港發起第一次「珍的散步節 (Jane’s Walk)」,希望市民透過參加社區步行團和單車團,思考一下如何令香港社區變得更好。

【文章】單車──未來交通新亮點

信報財經新聞    2017-5-16 A15|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立法會議員不時收到贈書,近日收到且已一氣呵成讀完的,是本欄另一作者姚松炎教授有份編著的《選擇未來──香港2030+民間替代方案》。其中一篇題為〈單車友善──必要在市區提供的交通選擇〉,更破除了一般人對於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甚至在某程度上取代汽車的可能性的誤解。 筆者喜歡跑步和踏單車,較常做的是跑步,原因是較方便,畢竟只要換套衣服、穿上運動鞋便可以開跑。至於踏單車,即使已經有了單車,還要有適合的道路。這方面,住在新界的市民幸福多了,因為政府──從港英政府到特區政府──在規劃新市鎮時,往往會把道路擴闊,甚至開闢單車徑;反之在港、九兩區,路狹車多,踏單車頗見危險。 不過,踏單車比跑步有一個優勝之處,就是單車本身是代步工具,故踏單車不如跑步般,純粹只屬消閒活動。只要規劃得宜,單車可以成為市民交通和運動一舉兩得的工具。 成本效益或比汽車高 然而,當提議讓單車如其他陸上交通工具般在馬路上行走時,很多人會直覺地認為單車走得比汽車慢,讓單車在馬路上走必然會拖慢交通流量,令本來已經非常嚴重的塞車問題更見惡劣。 這種直覺似乎把因果顛倒了。車走得慢是塞車的「果」,塞車的「因」應該是車太多。〈單車〉一文的作者透過臚列不同的數據,論證汽車數量與香港交通問題的關係,當中有關汽車如何低效率地使用馬路,以及近年汽車與馬路增長失衡的比較分析,相信能夠讓讀者對香港的市區道路生態和塞車問題根源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此外,作者利用不同方面的數字分析單車如何可以充分地使用馬路,成本效益可能比汽車更高,相信必定能矯正普遍認為單車是低效的,不適合作交通工具的錯覺。 以單車作為代步工具,是這本書對「香港2030+」這個龐大而且影響深遠的發展策略的其中一個可行想像。書中有很多更專業、更熱心和更資深的作者,如姚松炎、鄒崇銘和任憲邦等,從多角度探討香港現時因規劃失當而產生的問題,並提出未來發展應該走的方向。事實上,一個有生命的城市就跟一個人一樣,需要發展和成長,惟前提必須是健康和平衡。沒有人會盲目地反對發展,但如果沿襲以往的發展理念,重複過去的發展模式,拒絕跳出盒子的想像和創新,那麼所謂發展將會是新瓶舊酒,我們的城市只有簇新的硬件,卻沒有進步的生活。 重複發展模式沒進步 最後講一個故事:上世紀60年代,美國紐約市政府打算設計一條穿過格林威治村的4線快速道路,以解決當地的交通問題。其中要把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間華盛頓廣場拆掉。一位沒有大學學位,城市規劃外行人的女士雅布斯(Jane Jacobs)組織當地居民起來反對。她的理念是不能單靠高速馬路來連繫社區,因為坐在車裏的人飛快穿過街道,是不會光顧商店、餐廳和市場的,隔絕了人與社區的關係;反而步行和踏單車的人會停下來光顧,讓街道變得多樣和繁盛,更能維繫人與社區的關係。 這個概念在40多年前是一個創見,如今已是不斷成功的經驗。

【文章】淺論非法集結罪

信報財經新聞    2017-5-5 A21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星期出席了近期一套話題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分享會,不少人認為六七暴動是近代香港史的轉捩點,因為在暴動之後,港英政府檢討了管治香港的方針和策略,然後推出不少重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為之後香港高速的發展奠下了基礎。 可是,在一系列帶來進步的改革之中,有一項卻成為日後妨礙市民行使公民權利,那就是大幅修訂《公安條例》(香港法例第245章)(下稱「條例」)。 鑑於六七暴動,港英政府在修訂條例時,賦權執法人員拘捕當時的暴徒以遏止暴亂,因此條例的修訂可說是為了應付非常事件的非常手段。而其中一個非常手段,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應是一個不合理的限制,就是訂定了非法集結罪。 最初非法集結罪的定義非常廣闊,但凡多於3人的集會,即使不會構成任何混亂或危險,都有可能被視為是非法集結。有一實際例子:1979年油麻地避風塘發生沉船事件,無處容身的艇戶組成「各界支持艇戶上岸聯合委員會」,他們在乘搭旅遊巴前往港督府請願途中,被警方攔截並指控車上的艇戶和支持者非法集結,結果部分被捕人士被定罪,事件引起法律界憤慨。 條例在1980年再修訂,收窄「集會」的定義,排除以社交、文化和學術等目的的集會為非法集結,並加入30人以下的集會可豁免申請和加入集會發牌制度等。1995年,港英政府再放寬條例對集會的限制,例如減少申請許可須要提交的資料、把要在7天前申請的集會牌照制度更改為通知制度,只須在集會舉行前7天前以書面形式通知警務處處長,而除非警務處處長在集會48小時前發出禁止集會的通知,否則集會可視為已獲得許可。 惟在1997年,當時的臨時立法會卻把通知制改為現時的「不反對通知書」制,即集會須獲得警務處處長明確許可方能舉行。在《梁國雄及其他人 訴 香港特別行政區》一案中(案件編號:[2005] 3 HKLRD 164),終審法院便裁定這個限制違反《基本法》。 但不論多次的修訂,令條例的限制變寬還是收緊,條例本身的性質,就是規管公眾集會和遊行,削弱市民發起和參與集會和遊行等活動的自由度。 易成為濫用先例 特區政府最近一次引用非法集結罪提出檢控的案件,不是平日常見的公眾集會或遊行,而是兩位前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於去年11月2日嘗試進入立法會會議廳,而造成混亂和衝突的事件。 筆者雖然不同意梁、游的政治立場、其在宣誓時的舉措,以及試圖強行進入會議廳的行動,但對於特區政府以非法集結罪來檢控梁、游,亦不能苟同,原因有二:第一,事發的情景並非條例一般所規管的集會或遊行,而是立法會會議,梁、游的行動旨在進行宣誓,是嘗試履行他們作為合法地被選舉為立法會議員的職責;第二,事發的地點是立法會大樓內,立法會有獨特的憲制地位,本身有議事規則和獨立的秘書處處理各類事務或事件。即使立法會的特權法不豁免議員觸犯的刑事罪行,但不等於特區政府可以引用刑事法去介入立法會事務。 今次特區政府以非法集結罪控告梁、游,此例一開,很容易就會成為濫用的先例。以後若有議員在議會內有任何抗議行為,例如試圖阻止主席強行表決,都可視為犯法。    

【文章】管治「新」風格? 淺論林鄭月娥的恆常溝通機制

明報 2017-4-24 A25 | 觀點 特首選舉塵埃落定。不論對選舉結果有什麼感想,政治畢竟是現實的。大家可以對選舉結果失望,卻不能對當選者沒有要求。尤其是在今屆選舉中,林鄭月娥是以低民望當選,選舉制度與社會民情的矛盾和反差更嚴重削弱其管治認受性和合理性。如何挽回民意支持是她必須和首先面對的政治現實。 修補撕裂、重建和諧,可說是今屆特首選舉中候選人最強調的政治主張,以回應近年絕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團結社會」這4個字就不約而同地在林鄭月娥和曾俊華選舉政綱的前言裏出現。若然這不是為了選舉而擺出來的競選口號或權宜之計,那麼我們就要問:如何實現這個宏大卻帶點空泛的政治理想? 改善行政與立法——特別是特區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應該是修補撕裂與重建和諧的第一步。又從政治現實說起:相比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有至少一半議席是經直接選舉產生的,認受性和問責性比行政長官高之餘,亦是民意和社會狀况的縮影。更重要的是,儘管民主派在立法會中是少數派,但在連續多屆的立法會選舉中,民主派的得票率都超過五成(同樣是一種選舉制度與社會民情的矛盾和反差)。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是好是壞,意味着它是打算跟大部分香港市民「好來好去」,抑或「過唔去」。 行政立法必存緊張關係不等於必須敵對 再從憲制安排的角度看,根據《基本法》規定,立法會對行政長官及其政府有監察和制衡的職責。第73 條列明立法會行使的10 項職責和權力中,便有6項與政府的工作有直接關係,例如第1條規定立法會按照基本法規定的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而眾所周知,幾乎全部的條例草案,都是由政府提出的;第2條規定立法會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案;第3條規定立法會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第5條規定立法會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等等;到第9條更訂明立法會有彈劾行政長官的權力及其程序。這是基本法設計下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則,是以行政與立法必然存在緊張的關係,卻不等於彼此之間必須互相敵對。 過去5年,行政與立法關係陷入谷底,無非是梁振英以好鬥與橫蠻的態度和方法處理立法會事務。而上行下效也好,按照指示辦事也罷,部分政府官員也變得愈來愈「梁振英」。 民主派不妨當試金石 其實並非所有官員亦如是,即使是林鄭月娥,跟梁振英始終有分別。比如說梁振英當年競選行政長官時,政綱裏對行政與立法關係隻字不提,而林鄭月娥則在政綱中承諾「與立法會各黨派建立恆常溝通機制」。當然,溝通不一定能夠達至共識;說白一點,溝通了也不等於民主派會對政府的議案投贊成票。但有溝通總比沒有溝通好,溝通後投反對票也聊勝於沒有溝通便投反對票。 因此,既然新特首林鄭月娥許下諾言,民主派也不妨當試金石。專業議政幾名議員早前已去信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邀請林鄭月娥會面,以檢驗一下她在選舉時力銷的「管治新風格」究竟有多「新」、她承諾要做到的溝通是否真正的溝通,然後由社會公論。作者是立法會(法律界)議員、公民黨執委及專業議政召集人 修補撕裂長期工作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當選後已馬上向公眾表示,她將會盡一切努力修補社會撕裂,亦將會和不同黨派不同政見人士溝通。這是值得大家讚賞和支持的舉措。她亦提到將來會有一個恆常溝通平台。 成果取決於雙方努力 筆者相信無論如何未來應該邀請泛民人士加入恆常溝通平台。然而就修補撕裂而言, 最後的成果如何也要取決於建制及泛民雙方的努力。較早前林鄭已經提出來屆政府希望邀請泛民主派人士加入,然而這邊廂一腔熱情邀請,那邊廂卻馬上碰了一鼻子灰,泛民的政黨包括民主黨急於謝絕好意,並重申不會容許黨員加入政府。 這恰恰展示了現今香港政治的困境:由於社會上兩陣營的支持者都對支持對象有巨大期望及壓力,特別是兩年前非法佔中後,反對派的支持者有相當部分在思想上變得非常牢固,甚至更趨邀進,在這情况下反對派要嘗試認同建制派的部分舉措就變得非常危險。因此,筆者不難想像泛民此刻急不及待跳出來斷然拒絕林鄭,這基本上也是明哲保身的做法。然而,長遠而言,反對派如何嘗試疏導這種壓力,或在輿論上引導支持者接受這建議,是將來能否成事的關鍵。如果反對派用當年對8.31 政改的模式,即從頭至尾綑綁反對(筆者已經忘記了當年反對派進行了幾多次聯署反對,後來甚至有人質疑是否必要不斷重複聯署,實屬多餘),最後令自己轉身也難,這樣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 早前我應邀出席本地某大電視台英文節目就提到,林鄭已踏出第一步,向泛民伸出橄欖枝,希望反對派能嘗試接受邀請加入政府,若能成事將會是修補撕裂重大一步。修補撕裂,並非短期可以做到,是長期努力才見成果,筆者也寄語反對派:千萬不要一如以往,今天提出反對,明天政府作出讓步,後天再突然反口加碼提出新要求,這樣是無法促進雙方信任的。 「先民生後政治」較好 最後,正如我於英文電視節目所言,林鄭上任後應該首先處理較為迫切的民生問題,例如房屋等。林鄭於政綱裏吸納了民建聯的意見,即研究容許居屋業主免補地價下將居屋物業出租,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回應民生訴求的工作。林鄭如果先在民生工作上做出成績,甚至在過程中與泛民溝通合作從而爭取他們的信任,當這些信任累積起來後,他日再推動比較複雜及爭議性大的政改時,將會較為有利於達成共識。因此,未來還是「先民生,後政治」較好。作者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 「解構林鄭月娥治港藍圖——下屆政府施政評析系列」周三再續) (編者按:林鄭月娥當選下屆行政長官,今年7月1日香港將換上新特首、新政府。她在競選政綱中表示會「注入新風」,提出「管治新風格」、「政府新角色」等理念。《明報》觀點版就此邀請社會各界專家、學者、持份者撰文評析下屆政府各施政管治範疇,前瞻未來5年林鄭月娥治港藍圖。林鄭月娥勝選後表示「首要工作就是去修補撕裂和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改善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無疑是當中重要一環。競選政綱中她「承諾與立法會各黨派建立恆常溝通機制」,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和周浩鼎分別撰文評論此項建議。)

【文章】蘿蔔與大棒的共業

信報財經新聞    2017-4-25 A13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筆者一直關注香港水資源的議題。最近被一本書誌吸引,封面主題是「香港命水」。書中除了簡介東江水供港的前世今生,探討香港的河道與渠務規劃,以及河流生態。 記得讀過一篇研究,指香港若過分依賴東江水,東江水便會成為「阿爺」管教香港的「蘿蔔與大棒」(Carrot-And-Stick Approach)。 要是大家不善忘,應記得好些「愛國愛港」者不時「教訓」香港人,要為內地供應東江水感恩;去年當有人炒作「港獨」議題時,更指斥香港仰賴內地供給食水和食物,沒條件搞港獨,把東江水變成政治籌碼,把香港的水資源問題上綱上線至政治層面。 誠然,東江水的價格須要討論,水資源的開拓必須研究;但與此同時,我們應把眼光拉回自身──究竟香港人節約用水的情況如何? 翻查水務署年報及立法會財委會的答覆,有關評估節約用水措施的成效是以參與人次計算,沒有具體水量;即使政府建築物有較仔細的紀錄,水量也是微不足道。 雖然用水量多寡受到多種因素(如極端天氣)影響,但都是偶發性的。歸根究柢,市民的用水習慣主導了用水量,用水量又影響了購水量。過去幾年,香港市民每年實際用水量變化不大,維持在600至750百萬立方米之間;然而每年水塘的集水量只有約200多百萬立方米,其餘的要由東江水「埋單」。 水資源依賴難逆轉 回顧本港供水歷史,水資源從來都是政治問題。香港天然資源匱乏,政府須絞盡腦汁開拓新供應,以滿足日益膨脹的人口。經歷「樓下閂水喉」年代後,儘管中央政府願意向港澳同胞免費供水,但港英政府堅持要用錢買水,同時不斷興建巨型水利工程,正是因為不想被內地以供水作為政治要挾。五十年代末期,港英政府的水利工程都是劃時代及具前瞻性的,包括於1968年建成、位於海邊湖泊的船灣淡水湖;1978年建成、容量比船灣淡水湖多22%的萬宜水庫;以及曾經是全球規模最大、於1976年啟用的樂安排海水化淡廠等。 可是礙於地少人多及成本高昂,近30年香港已不再興建或擴展新的水利工程,市民只要扭開水喉即有乾淨食水使用。1985年東江水進口量首次超過本地耗水量的一半,並在4年內迅速攀升到超過70%,之後一直維持在70%至80%的水平,香港進入水資源依賴的格局已經難以逆轉 ,也令香港人忘記水從來是得來不易的歷史和現實。 與《基本法》要求財政預算要「量入為出」不同,由於天然資源幾乎是生活必需品,市民不能不用,故應當以「量出為入」──即按市民需要而決定開銷的方案。 可是現時的用水量卻未能反映市民用水習慣,無從得知可透過什麼方法有效地省水。不統計省水量則難以評估節約用水措施的成效,難以制訂有效的水資源管理方案。結果我們只會繼續不斷用水、不停買水來滿足用水需求。陰謀一點說,廣東省政府也許正是看準我們別無他法,開價再高都會就範的弱點。 東江水供水協議將於今年年底屆滿,鑑於通脹等原因,東江水的單位成本將愈來愈高,與海水化淡成本的距離將愈來愈近。失去「東江水較便宜」的誘因,我們將更有空間與廣東省政府商討東江水價格問題;但若我們仍然只懂「水來張口」,則只會斷送討價還價的機會。 筆者很認同書誌中的一句:我們都被東江水寵壞了。把東江水這根「蘿蔔」養得肥肥白白的,正是我們自己。 延伸閱讀: 《Breakzine!第48期-香港命水》,2017年3月,突破出版社。 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週年》。2001年,商務印書館。 劉素:《流動資產IV: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水資源管理》。2013年,思匯政策研究所。

【文章】普通法與成文法中的妨擾罪

信報財經新聞    2017-4-12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律政司以普通法中的妨擾罪和煽動妨擾罪起訴前年雨傘運動的發起人與參與者。鑑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宜討論檢控的優劣或入罪的機會,但可以概論地分享普通法和成文法中妨擾罪的一些知識。 按現行法律制度,刑事罪行大致分為兩大類:成文法規定的罪行及源自普通法的罪行。成文法罪行指有明確法律條文訂明的罪行,例如《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第3條訂明公職人員收受利益,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10萬元及監禁1年。普通法罪行則不是由法律條文訂明,罪行的定義源自數百年來的案例,較常聽到的罪行包括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串謀詐騙和妨擾罪等。除非另有規定,所有普通法罪行的罰則都由《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101I條涵蓋,最高刑罰為監禁7年及罰款。 普通法中的妨擾罪是一項古老罪行,其定罪原則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的文獻及案例,即在成文法尚未成熟前由法官在審案時確立,詳細定義在不同案件中或會略有不同,但大致原則是把騷擾和傷害公眾(相對於針對某些人)的行為刑事化。由此可見妨擾罪的定義其實較空泛,除了阻街,數百年的案例包含五花八門的行為:例如有意識地帶着一頭有危險傳染病的牲畜在街上行走、在市場售賣不可食用的肉類、舉行大型迷幻音樂派對引致交通擠塞、噪音和附近地方遍布垃圾和排泄物等行為,都可構成妨擾罪。 由於普通法罪行較空泛和模糊,惟刑事罪行的重要原則是要清晰和確定,讓市民知清楚明白哪些行為會墮入法網,因此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如英國、澳洲和香港多年都致力以立法形式訂明普通法罪行。而《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228章)則是以成文法訂明公眾地方的妨擾罪,第4A條更清楚訂明若有關行為對在公眾地方的人士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可罰款5000元或監禁3個月,並必須於案件發生後6個月內提出檢控。正因為成文法罪行的定義和罰則較清晰和明確,法庭一般較認同以成文法作起訴基礎。避開起訴時限和罰則規範不是選擇以普通法起訴的好理由,即是說如成文法的罪行較適合案情,律政司不能因為過了起訴時限,或希望被告得到較重的懲罰而選擇引用普通法罪行提出起訴。 律政司過去很少引用普通法妨擾罪起訴,較著名的案例是2008年8月9日一名外籍人士Pearce趁北京奧運開幕日,攀上青馬大橋龍門架示威,警察及消防處決定封閉大橋導致交通擠塞。律政司當時選擇引用普通法妨擾罪起訴Pearce,最後法庭考慮到Pearce造成明顯的公眾傷害,是成文法妨擾罪沒有提及但普通法有提及的要素,認為以普通法妨擾罪起訴Pearce較恰當。但應注意的是,當時律政司是於同年11月,即事發後兩個月內提出起訴,與今次律政司在佔中發生兩年多後才作起訴有分別。 今次律政司引用普通法而非成文法的妨擾罪,相信起訴罪行是否恰當將會是案件其中一個爭論點。

« Older posts Newer posts »

© 2017 Dennis Kwok — Powered by WordPress

Theme by Anders Noren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