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維護公眾利益 落實地產商空置稅

明報 2018-6-11
A24 | 觀點

財政司長陳茂波在最近一次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上,回應筆者和楊岳橋議員追問會否開徵「地產商空置稅」及其實施的時間表,以打擊地產商丟空單位時,司長的說法是: 「針對一手樓空置,正在研究一些措施,運房局的研究已經接近尾聲,會盡快有一個決定。」

這個答案,可圈可點。值得讚賞的,是終於聽到政府表示研究已經接近尾聲;但仍要觀望的,是特區政府最愛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且看特首表示願意修改《防止賄賂條例》,把行政長官納入禁止收受利益的範圍,至今仍然在研究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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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法治原則委任外籍法官

2018-6-5 |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香港的法治之所以能在世界享負盛名,除了建基於社會對法治精神的尊重外,同樣重要的是,我們的法律從業者(包括法官和律師)擁有極高的專業水準。

香港作為一個屬於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國際級城市,要是能夠邀請到德高望重的法官參與本港的審案工作,不但有助提高案件的審理質素,亦能提升香港在國際法律界的地位,肯定是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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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手物業空置稅──與石禮謙和林健鋒商榷

2018-5-28 | 信報財經新聞
A15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周立法會會議,筆者向政府提出有關開徵一手物業空置稅的口頭質詢。有趣的是,原本應該是議員向政府提出質詢的場合,反而成為議員向議員提出質詢。來自地產界的石禮謙和商界的林健鋒先後針對筆者和所屬的公民黨,指我們不了解香港空置物業的實際情況,又認為一手物業空置稅不可行、也不應行。由於口頭質詢環節不容許議員互相對質,故在這裏回應兩位議員,繼續辯論以期愈辯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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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撥地增建公屋應最先考慮

2018-5-17 | 信報財經新聞
A19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房委會上周公布公屋輪候數字,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1年。

自2015年公屋輪候時間首次超過3年上樓的目標後,即屢創新高。過去10年,公屋輪候冊上從約有11.1萬宗申請,增至今年3月的超過27.2萬宗,但同期新落成的公屋單位累計只有15.4萬個單位。在此消彼長的定律下,輪候時間不斷延長,是必然的現象。

從這些數字探討背後的社會現象,一方面反映基層職位工資長期沒有顯著增加,令愈來愈多市民符合資格申請公屋;另一方面,特區政府的土地開發工作嚴重失誤。前者很多時受制於香港的經濟環境和市場定律,特區政府未必能夠整體地大幅增加基層市民的收入,但後者卻責無旁貸,因為政府是整個社會裏最主要的土地擁有者,以及掌握最大和最多公權力去運用土地,若然出現土地資源不足或分配不均的問題,必然是政府的土地政策出現問題。

林鄭應向社會證明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土地嚴重短缺的問題,乃之前歷屆政府政策失誤累積而成的惡果。董建華時代,政府推「八萬五」政策,短時間內把大量土地儲備推出市場興建公私營房屋。雖然這政策的良好效果是令公屋的落成量霎時大增,如2000和2001年都超過4萬,實現了3年上樓的目標;後遺症卻是令樓市大跌,迫使董建華匆匆宣布「八萬五」不存在,公屋落成量隨後出現斷崖式暴跌。2006和2007年,每年的公屋落成量便只有4000多個。

曾蔭權時代,特區政府繼續在開發土地方面「放軟手腳」,亦放棄為公屋儲備土地。至於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期間,經常就土地和房屋政策發表意見,儼然專家的梁振英,當上特首後也沒有大力開發土地,反而太過依賴改變土地用途,試圖增加住宅土地供應。然而,橫洲事件曝光,原以為可以改棕地為住宅地,興建17000個公屋單位,最終只有4000個能落實,證明這個策略不見得聰明,可算是失敗收場。

另一邊廂,從2008年開始,受量化寬鬆的金融政策影響,世界各大主要城市樓價飆升,作為國際級城市的香港也不能幸免。不過,特區政府並非無事可為,可以從稅制方面入手,優先考慮引入一手物業空置稅和資產增值稅。畢竟香港的優勢是簡單稅制,而非簡陋稅制。林鄭月娥自詡她領導的特區政府不怕應付既得利益者,現在是證明給社會看的時候。

眾所周知,從開發土地到公屋落成,動輒需時10年。若然要在短期內增加公屋供應,唯一辦法是政府從現有的土地儲備中,盡可能把土地撥給房委會興建公屋,以縮短興建時間。當然,此舉可能會減少私樓的供應量,但試想一下,同一塊土地,拿來建私樓,樓價高得市民買不起,若是拿來建公屋,至少肯定可以讓人入住。

況且,儘管近年一手物業落成量高企,但樓價仍然居高不下,透過增加供應來壓抑價格的期望顯然已不切實際。因此從政策角度考慮,在此非常時期,擱下公私營房屋發展的6:4比例,提高公屋的比率,是因時制宜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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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空置稅是對政府的考驗

2018-5-9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特首林鄭月娥上周到立法會出席答問會,筆者向她提出開徵一手空置物業稅的問題,回應是「在樓房單位極度短缺的情況之下,應該所有可以用來住的房屋都用來住,不是用來囤積、不是用來炒或其他。」至於是否實行,她表示要與司局長全面評估這個建議的理據、可行性、公眾反應後,才作出決定。

向發展商逾期租售物業徵收

容許發展商把新落成的物業積存不賣,對社會來說是錯誤的,其代價需要整個香港社會裏每一個市民承受。由此可見,一手物業空置稅在社會道德層面上毫無理虧之處,理應盡快落實。惟部分人對此稅尚有保留態度,值得討論。有反對意見認為,開徵空置稅會令香港的簡單稅制複雜化:

一、難以界定何謂空置。若然某業主基於某些原因,例如移民或業主是在院舍居住的長者,而長期不在單位居住或出租,其單位應否算作空置而徵稅?如是,那似乎很不合理。

二、難以界定空置期。無論把空置期設在什麼時候劃線,只要業主在期限前到單位住一住,或短期出租,那麼空置期就重新計算。

三、難以稽查單位是否空置。若要證明一個單位並非空置,通常的做法查看單位的水、電、煤氣等用量,用量小可能就是空置。但這個做法費時失事。

若然空置稅的徵收對象是所有空置物業,上述的質疑是成立的。然而,一直以來筆者建議只向新落成的一手住宅物業開徵空置稅。如發出入伙紙12個月後,發展商仍未售出或租出該等單位,便須繳交過去12個月及其後接連空置月份的空置稅;若單位於發出入伙紙後12個月內售出,便毋須繳付。

這個方案,毋須考慮單位的空置原因才能界定何謂空置,毋須設定空置期起計的標準和截算的時間,更毋須調查單位是否空置。可以說,此新稅制比利得稅還要簡單,何來把香港的稅制複雜化?

另有反對意見認為,開徵空置稅會令樓價上升,情況就好像額外印花稅、買家印花稅和雙倍印花稅等「辣招」,增加買賣成本,不但直接令樓價上升,也限制了供應,間接推高樓價。

然而,一手物業空置稅的效果正好與「辣招」相反,是為了促使發展商盡快推售單位而設,不會限制供應。此外,只要發展商在物業落成後12個月內出售單位,則毋須繳納空置稅,這樣既不會增加物業成本;而且在樓價節節攀升的大環境下,令發展商盡快推售單位,一來可增加供應,遏抑樓價,二來市民亦可及早在樓價相對較低的時候購買物業。

最後,亦有反對意見認為,現時市場只有近萬個空置一手物業,無論是百分率或實際數字都不算高。但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統計,去年新落成私人住宅有17791個,近萬個空置單位即等於2017年近六成的落成量,這樣還算少嗎?

從政策的反面效果而言,要是發展商執意囤積居奇,寧願繳稅都要把手上的物業延至落成後一年才出售,那麼這個新稅也能把發展商浪費的社會資源轉化成公共資源,投放到政府的房屋、教育或福利等政策作為補償。

特首林鄭月娥聲言不怕對付既得利益,開徵一手物業空置稅是對她的第一個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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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打擊人口販運新趨勢

2018-4-30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專業議政

上周五,筆者與梁繼昌議員合辦了第一屆打擊人口販運國際會議。來自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澳洲、波蘭、菲律賓及歐盟駐香港及澳門辦事處的領事或代表均有出席。此外,還有超過150名來自特區政府、商界、法律界、會計界及非政府組織的專業人士參與。

人口販運已經成為一個國際性問題,而香港在這個問題上很不幸地屬於嚴重地區之一。其中一個最為人詬病的漏洞是,香港沒有足夠的法律,全面地把各種形式的人口販運刑事化,也沒有特定的法例處理人口販賣,以及與之有關連的各種剝削,例如強迫勞動等等。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是今次會議的主題演講嘉賓之一,他在演說中闡述了特區政府在應對人口販運的最新情況。最重大的舉措是,今年3月政府成立一個由他領導的高層次跨政策局及部門的督導委員會,落實《打擊販運人口及加強保障外籍家庭傭工行動計劃》。該計劃旨在識別、保護和支援受害人,並加強調查、執法、檢控和預防的工作,以及與不同持份者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這樣看來,特區政府,尤其是張建宗司長的確銳意打擊香港的人口販運罪行,對保障個人基本人權和履行國際社會責任有更大的承擔。

另一位主題演講嘉賓是英國上議院法官,亦是長期致力提倡反人口販運,並在這領域屬國際權威的Lord McColl of Dulwich。他指出英國過去多年的做法與香港差不多,都是由多條法例分別規管不同的人口販運行為。惟根據他多年審理此類案件的經驗,他觀察到一個受害者往往同時受到多種形式的人口販運罪行剝削,依靠個別不同的法例去處理這些案件,對受害者而言是不全面和不真實地反映其受到的剝削;對執法者而言,亦使他們處於一個無法準確和有效打擊人口販運罪行的窘境。

因此,英國於2015年制定《現代奴役法案》,把以前分散於現行法例中各種有關人口販運、強迫勞動和性剝削等有關連的罪行歸納到這條單一的新法例中。

由此可見,訂立一條專門針對人口販運的法例,既是法治先進地區的趨勢,亦是有效打擊人口販運的最佳方法。

理念的倡議和討論固然是新政策或改革的第一步,但要落實新政策或改革,必須付諸行動。因此今次的國際會議可說是香港決心解決人口販運問題的起步,接下來持份者需要在其領域中各自努力,推動改革。而作為立法會議員,筆者的責任就是推動立法,制訂一條專門針對人口販運罪行的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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